【按】新近出版的《楊樹達日記（1948-1954）》，是重新了解《積微翁回憶錄》的一劑強心針。對照閱讀《楊樹達日記》和《積微翁回憶錄》，我們可以發現楊樹達如何将《日記》轉化為《回憶錄》，同時也能看見《日記》與《回憶錄》的共同關注及有意遮蔽之處。本文為對讀《日記》與《回憶錄》的劄記，分為《以日記為自傳：楊樹達如何寫回憶錄》《自我的邊界：楊樹達日記的“耀斑”與“暗痕”》兩部分。
一、獎勵語與聘書：誇耀的記載
盡管《回憶錄》和《日記》存在諸多差異，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自負性的自誇等方面，兩個文本卻表現出驚人的一緻。王元化已經注意到楊樹達在《回憶錄》中“偶或也流露出一些自負的口吻”，不過王先生認為“但這絕不是毫無自知之明的輕薄妄語”。在日記中不斷誇贊自己，并不鮮見。但在準備公開的《回憶錄》中，楊樹達不斷掩飾，卻又始終不忘誇飾自己。《回憶錄》和《日記》的一些共同特點是楊樹達表達自我的一種重要方式。
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楊樹達對于獎勵話語的記載及對各機構聘書的關切。此類記載在日記中顯得十分突出，仿佛太陽的耀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1952年11月25日，于省吾認為楊樹達《金文說》“勝義缤紛，自孫籀庼、王觀堂以後，一人而已，其他皆自郐以下，何足數也。”楊樹達在日記中記載此言之後，略微謙遜地補充道：“故人阿好過譽，非餘所能當。姑記之，懸以為努力之标的耳。”《回憶錄》對《日記》中這段話照錄不誤。
魯迅《集外集》載有《楊樹達君的襲來》，對楊樹達頗有微詞
此外，楊樹達日記還頻繁記載各處機構對于他發來的各類聘書和邀請。綜合《積微翁回憶錄》，先後對他發來聘書的機構計有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中山大學、湖南文史館等等。在楊樹達記載日記之時，這些聘書對他而言十分重要。在民國年間許多學者的回憶錄中，通常都能看到在學期結束前後，他們對聘書的熱切關注。對身處不安時代的學者而言，一份穩定的教職對維持他們家計而言十分重要。對楊樹達而言，聘書同樣與生計挂鈎，不過越來越多的聘書的到來，意味着他的職業生涯存在新的機遇，同時也表明他在學界享有廣泛聲譽。然而對于寫作回憶錄時期的楊樹達來說，這些聘書已然褪去生存層面的色彩。楊樹達選擇在《回憶錄》中保留這些記載，恐怕主要出于有意無意的誇耀心理。
對于晚近以來的文人學者而言，他們獲得榮耀的機會與前人并無多大的差別。在清代文人學者的日記中，同樣可以看到許多誇耀自我的記載。那些來自他人的誇耀文辭，主要集中在對于詩文及其他著述的誇贊，此外，則是對其人道德人格的稱譽。對于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文人學者而言，來自同行的評議顯然更為重要，這既關系文人聲譽，也同樣關系教職和生計。如果說清代學者的同行評議更多地指向一種“純粹的”學術共同體，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同行評議則更多地指向了機構的聘書。明乎此，或許不難了解楊樹達日記中為何如此執着于言說這些内容。隻不過，日記頻繁記載這些誇耀性詞語可能令今天的讀者感到不适。
楊樹達的《日記》與《回憶錄》不斷“富集”那些炫耀性的贊語和經曆，可能與楊樹達聲名漸隆有關。畢竟，名人日記之是以有許多令人不适宜的地方，例如不斷誇飾自己的成就，就在于名人不斷彙集、倍增、散播自己的成就。一旦個人名聲建立以後，一旦日記作者意識到他的日記成為他生前身後名聲的一部分之後，原來散落的，存在于私人信件和口頭交談中的誇飾，逐漸富集到日記之中。日記在忠實記載那些贊美的同時，也一并讓日記作者深陷其中，不斷凝視這類話語。而這，很可能限定他們認識自我的界限。在此，日記作為書寫自我的載體，不斷給作者塑造了“必要的幻覺”，而那些榮耀自我、誇飾自我的詞句于是不自覺地流露其中。盡管楊樹達在回憶錄自序中聲明：“至獎藉之語，友人既在勵餘，餘便姑取以自勵；故卷中存者頗多。阿好之辭，自多溢美，非語語信為誠然也。”表明他對那些獎藉之辭有清醒認識，但楊樹達不斷在日記和回憶錄中記載這些溢美之辭，卻暴露了他在許多時候也不能不被這些話語感染的真相。這些溢美之詞部分的确是事實，然而也可能純是客套語，對此，楊樹達選擇照單全收，雖說是藉以自勉，卻也表明楊樹達在與這些陳詞濫調的鬥争中沒有完全取勝，他恐怕被日記的修辭給迷惑了。
有時，楊樹達也意識到這一點，故在《回憶錄》中有意将一些自得之語删除。如1949年6月11日日記載自撰《中（虘又）盤銘》後，“自謂頗精确”，《回憶錄》即删除此句。1953年3月11日批評王先謙校書過于機械，“而餘能心知其意”，《回憶錄》則僅說王氏“不能心知其意，往往為此”，自我誇贊的話還是删除了。有時，楊樹達還将日記中并不存在的謙遜之言，補充到《回憶錄》中。如1953年5月19日，于省吾寫信誇贊楊樹達《甲文說》“海内研契專家無此精詣”，“《殷契雜釋》之謬誤隻可付之一笑，豈足道哉”。《回憶錄》删掉了“謬誤”一句，而增添“友生過獎，令人慚忸”。
楊樹達偶爾的自謙政策，是中國文人深厚的“謙文化”心理的客觀寫照。不過楊樹達時不時有意地如此表示謙虛，似又超越簡單的自謙，而更像是一種以退為進，使得讀者更想進入他的修辭，起到引人入勝的效果。實際上，今人讀《積微翁回憶錄》便很容易不自覺地被這些所吸引。楊樹達于《日記》和《回憶錄》偶爾的自謙自嘲的效果，看來很奏效。從某種程度來說，楊樹達的這種自誇政策借助的是“他者的引入”。通過引入他者，楊樹達的學術成就得以凸顯。陳寅恪、于省吾等人在私人信件中的贊語，被楊樹達廣泛采納，獲得有限度的公開，這足以讓那些不利于楊樹達的懷疑得到消解。
對于榮耀自我的話語，楊樹達不吝筆墨，對于他所厭惡的人事，同樣不厭其煩記載。喜歡臧否人物的楊樹達與人交往時，往往起初便形成刻闆印象，終生不改。如他筆下的朱希祖，《回憶錄》1924年11月指責朱希祖“于教授外，以賣書為副業，收入頗豐。後在南京，以經售僞古物為士林所譏”。關于朱希祖此段公案，20世紀30年代各界業已澄清。朱希祖并非如此不堪，朱樂川《辨析中有關朱希祖的記述》（《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已詳舉證其事，但在撰寫《回憶錄》時，楊樹達并沒有改動這段記載，連語氣也不曾輕饒。
對因新文化運動崛起的人，哪怕也是研究古典學問者，也被楊樹達在《回憶錄》有意過濾，如浦江清、朱自清、嚴學宭等人。這種刻闆印象，或主要由于這些與楊樹達學術理念不合。據《回憶錄》可知，浦江清獲得楊樹達認可，乃在于他推算殷曆取得成就以後。至于朱自清，則兩人雖為同僚，卻僅有不鹹不淡的交往。朱自清1931年5月10日日記雲：“午應楊遇夫招，在大美，雖均同行，無甚可記，因未說什麼話也。”楊樹達招飲朱自清，卻無話可說，令人感到吃驚。自然，這樣的故事也沒有出現在《積微翁回憶錄》中。
總的來說，相較于《日記》，由于《回憶錄》中作者和面對日記文本的主體相重合的關系，作者可以更為強烈抒發胸臆。利用日記，《回憶錄》一方面有助于楊樹達剪裁曆史資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揭示日記的觀念并強化某些觀念的發展變化過程，甚至能給楊樹達自己造成宣洩和釋放情感的空間。通過剪裁日記成為回憶錄，可能使楊樹達被自己的情感所迷惑。故《回憶錄》相對《日記》而言，時常存在不斷深化某些記載，不斷強化某些情緒的現象。我們可以審慎推測：《回憶錄》強化了楊樹達此時内心最直接、最響亮的聲音。
楊樹達的這類寫作應當是成功的。通過《日記》和《回憶錄》，楊樹達不斷提純并塑造了自身國小家和純粹學者的面目。以緻于王元化在讀完《積微翁回憶錄》之後，感歎道，“遇夫每日日記，均不離文字訓诂之學。前人讀書之勤，令人佩服。”（王元化1992年7月24日日記）楊樹達這種寫作方式及其對某類事物的強烈關注，是解讀《積微居日記》體例生成的重要視窗。
從楊樹達對于獎藉之語的不斷記載，對聘書的持續性關注和記載來看，《積微居日記》可視作累積性書寫的日記典範，是楊樹達層累的人生的産物。層累的聘書記載和誇飾之語，表明楊樹達對這兩件事集中的關注。這種關注從起初的無意識最終走向自覺記載，并逐漸成長為《積微居日記》必須記載的事項。這一事項的最終成型，是日記不斷書寫，不斷長成日記文體特質的一個寫照。如楊樹達日記揭示的那樣，日記一旦開始書寫，最終一定會不斷生成它獨特的書寫體例。
在研究日記過程中，人們常常關注日記作者在歲末年初自訂的日記書例，這種成熟的寫作體例盡管塑造了許多日記的寫作形态，但并非一成不變，并非教條。許多日記作者最終都紛紛打破書例，例如不願臧否人物的郭曾炘，最終依然在日記中品評人物。不願談政治的楊樹達，最終也開始關注政治事件。這種從打破到重新确立書例的過程，實際上蘊涵了日記内部寫作規則的生成。它提醒人們始終注意一個事實：日記的書寫體例是不斷生成，它最初是基于日常生活瑣碎而無序的記載，但最終被書寫者在回顧時發現，于是一種新的關切産生，一個重複的寫作點一再觸發，一個新的日記事項也就誕生了。而日記的體例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有了清晰的輪廓。
如果将對日常生活轉化為日記記載，看成是作者對人生的“粗加工”，那麼，這種有意識的加工意味着日記的生産逐漸有了内部的流程和規序。進一步地，從《日記》到《回憶錄》，可視為作者對日記的“深度加工”，同時也是對人生的“深加工”。可以說，《日記》是楊樹達人生的初級産品，而《回憶錄》則是他人生的精耕細作的産物。
二、被遮蔽的湘人、湘事與湘學及其他
《回憶錄》與《日記》的價值各有千秋，但相較《日記》而言，《回憶錄》最大的問題在于遮蔽了許多有價值的資訊，包括湘人、湘事、湘學等内容。這些内容是了解楊樹達豐富而立體的生活的必備元素，卻在《日記》轉化為《回憶錄》過程中被有意遮蔽了，成為需要爬梳尋繹的“暗痕”。
楊樹達盡管是一位全國性學者，但其日記有地域重心，這個重心便是湖南。湘人、湘事、湘學是楊樹達日記中于學術之外最為關切的核心領域。日記所提及葉德輝（關于楊樹達對葉德輝态度，及《日記》與《回憶錄》關于此事的異同，見曉遐《楊樹達和他老師葉德輝的恩恩怨怨》，微信公衆号“學衡”2021年12月20日）久已成為研究者關注重心，此外一些記載湖南區域性人物和地方事務也頗為值得關注。
楊樹達日記中頗為狂放一面，與近代湖南人的普遍姿态有關。楊樹達的老師葉德輝為人即頗為狂放，廣義而言也算葉德輝弟子的陳子展，同樣十分狂傲。楊樹達與葉德輝師生二人情感很深。在許多序言中，葉德輝都表達了對楊樹達的獎飾。如葉德輝為楊樹達《韓詩外傳疏證》所作序指出：“門人楊生遇夫近撰《韓詩外傳疏證》十卷……得遇夫發揮而光大之，吾知《韓詩》藉《外傳》而得傳，《外傳》藉遇夫之《疏證》而益傳。”在為楊樹達《新序集證》所作序中，葉德輝高度評價楊樹達著述之勤勉，闡發師生之情，并高标治學之目的。“遇夫好學之勤，著書之勇，今日之士，誠不多見。”并深情回憶往昔：“憶昔童子時，偕其令兄芗诒受業于餘門，餘于制藝外授以《說文解字》、《漢書·藝文志》、《四庫全書提要》、劉知幾《史通》、劉勰《文心雕龍》等書，令其每書下句讀，日必四五紙。及門中多不如程課，惟遇夫及縣人劉廉生、寶森兄弟為之。餘固知他日三子之成就，必在諸生上也。今寶森早夭……惟遇夫客居京師，日治經史諸子百家，心有所獲，辄筆之所讀書上下兩端，亦或間诂行間，朱墨雜糅，一皆可以理董。久而劄迻為《疏證》，為《集證》，連篇累冊，不知客中之岑寂、人世之亂離，其天君泰然，固有足觇其學養者。辛酉仲夏，餘重來都中，遇夫數日一過從，時挾其著書，殷殷請教，其成者必索一序，蓋猶承平時在餘家園問字時光景也。”這段文情并茂的追憶式序言，道盡師徒之情。
松崎鶴雄所撰《葉德輝傳略》，後附同門楊樹達1927年4月29日來信。
楊樹達此信見于鳳凰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葉德輝緻松崎鶴雄書劄》
楊樹達早年得江标、葉德輝等人提攜。及至1920年入北京，在京師學界立足，也得益于湖南人的提攜。彼時的京師，盡管江浙人勢力甚大，但也存在湖南人的學術圈子。楊樹達初登講壇即因教育部長範源濂（1875-1927）幫助。在京師之外，湘人群體也是十分強大的群體。在中南地區，湖南人勢力甚盛大。不過楊樹達屬于湖湘舊派，黎錦熙則屬于新派，兩人争議頗大。在楊樹達的交遊圈子中，餘嘉錫、張舜徽等人純是湖湘舊派人物。而他所積極提攜的後輩如魯實先等人也都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從這方面來看，楊樹達承接了近代湘學的保守一脈，是近世湘學發展的重要一環。
頻繁見于《楊樹達日記》的曹典球、張舜徽、劉永湘等人，在曹典球創辦的湖南文藝中學中也是同僚，可略見湖南保守派文人的“同盟”。圖為抗戰期間湖南文藝中學教員表，堯育飛影印自湖南省檔案館。
在了解湖南地方事務中，楊樹達日記也有諸多價值。例如關于湖南文史館成立初期的人事動向，楊樹達日記提供了無與倫比的一手資料。此期大部分老一輩文人均沒有收入來源，如能進入文史館，對生計不無小補。楊樹達1953年2月7日日記載：“今日發薪，館員來者紛紛。”1953年12月12日，楊樹達日記談及為“館員年終救濟費事”操心。就是這份看起來并不如意的工作，楊樹達仍然面臨“以求者多而額太少之苦”。可見，文史館在當時文化老人心中，地位頗為重要。從現存日記看來，鐘叔河先生的父親鐘佩箴為了進文史館，曾經向楊樹達求情（1953年3月7日）。鐘佩箴最終于1953年6月獲聘為湖南文史館館員。《回憶錄》沒有提及請托一事，可見行文的掩飾。即便是《日記》，對此也有保留。譬如，日記沒有透露鐘佩箴與楊樹達本是時務學堂的同學。最終鐘佩箴成功補選入文史館館員名單，楊樹達應該起了一定作用。關于楊樹達與鐘佩箴同學的經曆，鐘叔河先生曾回憶雲：“父親一生宅傺，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無為，比同學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範源濂，作學問如楊樹達，搞政法如章世钊，都不啻雲泥……汝當以我為戒’。”（見《春風大雅能容物——記著名出版家鐘叔河》）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的鐘叔河先生
而楊樹達在文史館提名增選的一位則為田星六。據《積微翁回憶錄》所載，兩人在抗戰後期相識于湘西。1944年2月27日日記雲，“飲席遇鳳皇田星六，年六十九矣，甚健，能詩，有《晚秋堂詩集》。聞餘有《論語疏證》，欲得之一讀，當即贈之。”同年4月27日記“田星六贈所著《晚秋堂詩集》來”。《日記》對于湘人湘事的連續性記載，有助于了解貌似平平無奇的人事變化。
對湖南省文史館早期的功能，楊樹達日記也提供了諸多一手資料。擔任湖南文史館館長的楊樹達覺得館長一職在可否之間，日記中頗存一種逍遙姿态。1953年1月14日日記認為擔任館長，“本無事可做，事務則由方副館長叔章任之，餘亦不緻大礙學業，可謂公私兩便耳。”《回憶錄》雖然也不避諱談文史館長為虛職，但把這段話删除。此外，1953年1月17日的日記還提及文史館“館址在省府備屋一間，簡陋殊甚。此本閑冗機構，故政府不重視也。幸餘自來不以此事為意，否則将失望也”，這段話《回憶錄》亦不載。
從日記看來，楊樹達喜讀筆記，但《回憶錄》對此有意遮蔽。楊樹達所閱筆記，1953年3月有龍绂瑞《武溪雜憶錄》，6月：石醉六《六十年的我》，《長沙瞿氏叢刊》，陳渠珍《艽野塵夢》、顧颉剛《浪口村随筆》、柴萼《梵天廬從錄》，7月：柴萼《梵天廬從錄》、謝章铤筆記、王士禛《池北偶談》、龍璋《國小蒐佚》；8月：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張爾岐《蒿庵閑話》、孫志祖《讀書脞錄》、喬松年《蘿藦亭劄記》。1954年3月：梅焯憲輯《珠泉草廬師友錄》、陸繼辂《合肥學舍劄記》等等。凡此可見，楊樹達喜讀雜書，但《回憶錄》對此甚少提及。
龍绂瑞《武溪雜憶錄》，收入《龍萸溪先生遺書》中
此外，楊樹達《回憶錄》還有意遮蔽的一些人、事。如對嚴學宭而言，日記于是廣州中山大學期間，往來頻密，但至于《回憶錄》，出現頻次寥寥。當然，這可能反映兩人并無深交。這種情況的出現，表明以日記研究某人交遊情況，恐不能全憑日記中出現頻次做統計。對于複雜的社會交往而言，日記盡管記載較為詳細，然而也仍是世界較小的投影，對了解世界而言它仍是十分有限的。
民國年間長沙天心閣，牛金波 岩泷多磨氏攝
再有，1950年代，楊樹達盡管在日記中不斷是聲稱生活拮據，但是通過另外的資料，比如到酒樓吃飯的次數等，可推斷楊樹達的生活狀況應當比日記公開聲稱的要好不少。《楊樹達日記》記載他在長沙各酒樓用餐情況如下：金谷春酒家（1948.11.1/11.2）、味腴齋(1949.7.11，進麥條)、德園（1949.8.29，用點，1953.8.19，晚飯）、潇湘酒家（1952.11.30，公祝疏安七十初度，1954.2.24）、奇峰閣（1952.12.15，進粉條）、萬盛園（1952.12.16，晚飯）、沙利文（1952.12.18，與曹典球午飯）、大雅樓（1952.12.21，用點）、小桃源（1953.2.23，水餃、春卷，1953.4.25，鍋貼，1953.10.9，蒸餃，1953.12.10.面）、徐長興（1953.2.23，烤鴨）、奇珍閣（1953.7.17，午飯，1954.2.10，鐘佩箴之約，與曹典球一道）、大華樓（1953.9.6，蒸餃、腦卷）。從這個粗略而不完整的統計來看，在楊樹達擔任湖南文史館館長之後，他的應酬明顯增加。
三、《楊樹達日記》标注小議
随着日記出版物的日趨增加，各界越來越強調日記的深度整理，在這方面，《楊樹達日記》對大量人名做了注釋。其貢獻，如整理者在“整理說明”中所言：“注了，整部日記就鮮活起來了”。尤其是，關于楊樹達的家人、家事，整理者提供了大量外人無法置喙的材料。由此，這部日記成為研究楊樹達的重要參考。然而，關于如何注釋日記，學界目前尚無成熟的處理辦法。日記與經部、集部及史部的其他門類等文獻存在較大差異。如何校勘日記、注釋日記，似還有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本書的注釋對人名十分關注，也更正了諸版本《回憶錄》中沿襲的一些訛誤。如《回憶錄》曾誤鐘叔河先生的父親“鐘佩箴”為“鐘佩藏”（2017年1月筆者曾在《溫州讀書報》第236期上發表《中的一處人名差錯》，指出這一問題，後《湘聲報》2017年3月27日予以轉載），今《楊樹達日記》已更正。
不過，注書工作量甚大，難免百密一疏。以筆者閱讀所見，本書的一些注釋、标點尚有值得商量之處。例如，注釋存在一些明顯訛誤的情況：
第61頁，注釋易祖洛（1914-2002）雲“1949年畢業于湖南大學中文系”，其中“1949”當為“1939”。
第65頁，注釋“任凱南”，整理者據楊樹達日記，認為任凱南生年為1885年，更正此前各類傳記标為1884年之誤。查楊樹達日記1949年7月20日雲：“天隐與任皆乙酉生，與餘同庚也”，記載十分詳細，當日日記還提及“任戆忱于前夜逝世于大麓中學”。據此可知任凱南1949年7月18日夜間去世，而此前諸家記載都訛為1949年6月21日去世，這可能是因為因7月21日任凱南下葬于嶽麓山之故（楊樹達日記1949年7月21日），故傳記訛7月21日為6月21日。但對日記中出現的另一人物劉善澤（字腴深，晚号天隐），整理者将其生卒年仍标為“1884-1949”（第2頁），實則前引日記已證劉善澤為光緒乙酉年出生，當為1885年。楊樹達所撰《劉天隐傳》雲：“先生以一八八五年農曆乙酉二月二十一日生，春秋六十有四”（據《積微居文鈔》據劉天隐先生家屬供稿），可為旁證。
任凱南，湖南湘陰人，經濟學家，著名藏書家，是任弼時的堂叔
另外，日記存在一些應注而未注、或者注釋稍嫌簡略的情況：
如1949年1月17日，《日記》記楊樹達與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交談，提及陳序經“知餘曾受業于梁任公師，戲言當向餘索還此債，并當索利子。餘雲，兩手空空，無可還矣。奈何，奈何！”此處陳序經得知楊樹達為梁啟超弟子，随即開了一個玩笑，但所謂“還債”雲雲，未知何意。
又如1953年2月11日，《日記》記載“方則之來談買龍書事”，未出注。未知此處“龍書”是否指龍伯堅藏書。本年龍伯堅調往武漢工作，其藏書或有出售計劃？
再如注釋“葉定侯”，則頗嫌簡略(184頁)。葉定侯本名葉啟勳，所著有《拾經樓紬書錄》等。又，整理者引《積微翁回憶錄》1945年11月4日相關記載證兩人交往，稍嫌過晚，查《積微翁回憶錄》1937年6月5日即記載沈兆奎（1885-1955）來長沙，欲觀葉啟勳藏書，即由楊樹達導往參觀。
葉啟勳承葉德輝餘緒，為湖南現代著名藏書家，所藏書受到傅增湘認可，圖為傅增湘抄錄《長沙葉定侯家藏書紀略》，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堯育飛攝
注釋過于簡略的情況在“陳浴新”的注釋中也有展現。1953年1月17日，楊樹達到省府開會，“與會六人：胡真（文化事務局）、鄧愛如（統戰部）、陳浴新（文委會）、叔章及餘，決議年六十以上文物委員轉入文史館，凡百人；年不合格或雖合格而與文史無涉者改為軍政會谘政等。”（112頁）整理者注“陳浴新”，僅提及“1949年參與程潛、陳明仁起義，時任湖南省政府委員”，稍嫌簡略。如将此時陳浴新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一職注出，有助于了解楊樹達日記所載事。此時湖南準備裁撤“文管會”，能夠進入文史館，對大多數文化老人而言，算是很好地去處。注明陳浴新擔任此職，有助于了解他何以出席此次會議。
陳浴新《登南嶽》詩，載于《教導周刊》1933年第5卷第8期
另外，本書編制的人名索引頗便讀者，不過可能由于一些技術性緣故，索引中的一些人名存在失檢或訛誤的情況。如1953年3月15日日記提及“閱龍萸溪《武溪回憶錄》”，但“龍绂瑞”一條索引失檢。關于“鐘佩箴”的索引也有誤，如将1953年6月23日誤為1953年6月26日等。
本書的一些标點，也有可商之處。如第15頁，楊樹達1948年12月6日日記雲：“趙榮光、王詠祥來。趙，昔年燕京同學；王著有中國文法，曾介周叔夏，請餘署首。”整理者注釋“曾介周叔夏”為“曾經介紹周叔夏到湖南大學文法學院任教授”，然後介紹周叔夏其人。實則“王著……”句斷句當為：“王著有《中國文法》，曾介周叔夏請餘署首”，意思為王詠祥著有《中國文法》（此書名或是簡稱，尚未檢得）一書，通過周枬（1908-2004，字叔夏）引介，請楊樹達題寫書名。
與《楊樹達日記》所做的大量有價值的注釋相比，本文所指出的注釋疏失隻占很小一部分。這是需要特别說明的。另外，關于注釋的原則，整理者在“整理說明”中已有交代：“十分著名的人物不注”、“較為著名的人物”“或簡注”“或詳注”，一些沒有線索的“付之阙如”。據此也可見，本文的指摘在很多方面過于吹毛求疵。
不過經由《楊樹達日記》的注釋工作，卻有助于我們一道探讨日記注釋的基本體例和方法。在注釋日記之中，存在一些明顯不同于經典的箋釋方式。對篇幅較為龐大的日記而言，人、事繁多，哪些當注，哪些不必注？關于日記中的人名注釋，是否非著名人物便可少注？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探究。此外，有時注釋人名，僅僅簡單注釋人物的生卒年、籍貫、生平突出事迹，可能被并不夠。更為理想的注釋應考慮到人物所處的日記情境，使注釋有助于了解日記中的事情。即，要使注釋内容成為日記的有機部分，而不是為了機械地出注。此外，日記人名注釋究竟置于頁下，還是在附錄中制作“日記所見人物情況一覽”，更友善讀者閱讀？諸種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索。
四、日記能反映人生的基本架構嗎
近代湧現出數量、篇幅均十分可觀的學人日記，如夏承焘、顧颉剛、夏鼐、竺可桢等人均有皇皇日記存世。《楊樹達日記》作為最新披露的一種，盡管隻是一小部分，已顯示它非凡的魅力。誠如丁東所言：“學人日記的系統出版，有可能改變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許多問題。有些是學術問題，有些可能是政治問題。日記，是中國知識分子表達對社會人生見解的一個重要方式。”（《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頁）
當學人們以日記為基本材料，創造其他衍生性文獻如回憶錄時，日記就更有價值了。從日記與回憶錄等衍生性文獻的比對中，可管窺作者思想與生命的成長。以楊樹達的《日記》和《回憶錄》為例，可見随着時間推移，楊樹達對自身的認識發生變化，日記中的觀念也有所改變。當他寫作《回憶錄》時，他對早年的《日記》也發生了重新介入與修改的沖動。日記和基于日記衍生的其他文獻的差異，讓我們懷疑：日記究竟能多大程度反映生活與社會的真實情況？是否存在“元日記”，來記錄那些令我們可以确信的東西呢？如果日記是真實可信的，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日記？究竟日記更為真實，還是經過“校正”之後的回憶錄更為真實呢？
無可非議的是，日記作者對此擁有絕對的主導權。正如伊馮娜·格裡格斯（Yvonne Griggs）在《文學改編指南》中所言，“有權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對生存的至關重要的”。通過書寫《積微翁回憶錄》，楊樹達試圖牢牢把握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人生的叙事，確定對自己的根本性的話語權力。這樣的叙事并非建立在遙不可及、日漸模糊的大腦記憶，而是植根于早期較為确定性的材料——日記之上。在楊樹達看來，為了完整叙述早年的人生故事，日記是必需的，但是早年的日記是沒有修飾和剪裁的原始記憶，是觀照人生的基礎，但本身并不構成他所認可的人生回憶。尤其是，在1950年代重新叙事時，原先日記中忠實記錄生活的形态，無法滿足如今的時事。那些日記記載之時，楊樹達的人生還充滿許多可能，日記中因而存在太多“雜音”，當他執筆寫作回憶錄時，他希望以一種确定性的聲音為自己的一生畫上完美的句号。由此，《積微翁回憶錄》傳遞出未來塑造楊樹達聲名的确定性腔調，而《積微居日記》則衆聲喧嘩，保留了更為豐富的各類聲音。
《文學改編指南》，中國華僑出版社，2021年
對讀者而言，《楊樹達日記》所呈現的多元而複雜的生活世界，多數時候是亂糟糟的。盡管日記也是作者有意為之的結果，卻是較短時期的寫作狀态，記憶的短時性，令它不可能呈現較為精巧的秩序。從這方面看來，日記展示的多元而複雜的聲音，有時類似于“噪音”的現場，并且保留了這些聲音所存在的“聲景”（soundscape）。而《回憶錄》則注意營造自身的形象，有意識凸顯打造一個專屬自己的言說空間。通過一些标志性的詞語和言說方式，例如聘書和誇贊之語的強調，楊樹達有意無意地扭轉了日記中的“類噪音”環境，形成獨特的追憶場所。在《回憶錄》中，那些看起來相同的文字經過簡單的修改，已經變換了原來的語境。換言之，回憶錄改變了日記的寫作方式，将其轉化為記憶的表達樣态。
對于人生記憶而言，日記是記錄日常事務的龐大資訊庫，耳聞目見，心理感覺等内容均囊括其中。此時，即便作者拟定明确的日記體例，也存在無法掌控的因素。而回憶錄的記憶是通過計劃和行為加以控制的記憶，表現為一種“後見之明”，因而可對整個人生記憶展開确定性的追溯。當然，在這些不同點之外，日記與回憶錄也存在一些相同點，即它們都必須借助于有明确時間标記的文本來呈現。同時兩者也并非截然區分的，在一些精心設計的日記中，也存在回憶錄式的記載。即《日記》總是流露這樣的情緒：作者希望表現自己對人生鳥瞰式的掌握，不斷高标自己的先見之明，而那些先見之明最終被證明不過是一些後見之明。
通過寫作《日記》，楊樹達對于人生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而通過創作《回憶錄》，楊樹達實作了人生原初的一些夢想，升華了自己的人生。如果說《日記》講述了許多楊樹達生命中出現的人的故事，那麼《回憶錄》主要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回憶錄》這類與《日記》密切關聯的類型文獻的出現，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日記”的可能性。時代越晚，對作者而言，“日記”具有的可能性就越多。日記的功能看起來在不斷擴張，但它也不是那麼堅固。《回憶錄》不斷修飾《日記》，顯示了楊樹達對于自己一手造就文獻的絕對主導權，如果有必要，那些看起來最為原始的人生記錄的“日記”，也可以被潤色，甚至修改。對一個不斷産出各類文獻（包括日記）的作者而言，關于它的“日記”的定義需要被修改，甚至重新定義。如果日記可以被不加限制地修飾，無論從紙質形态的銷毀，還是最終的可以進行消弭時空的文字剪裁，那麼日記在個人所有的文獻序列中究竟占據什麼位置呢？日記的确提供了作者生活的第一手記錄，但是作者如果在此後不加節制，不斷侵入日記文本，對其不斷再造，日記還是原來的日記嗎？日記還能起到日記應有的作用嗎？
通常，人們是在這樣一個次元上了解日記：日記反映人生的基本架構，盡管或多或少有一些修飾，但是日記本身“限制”了研究者對作者的過度解讀，當然實際上也“限制”了日記作者對自身生活的過度虛構。但是如果作者可以不顧“日記”的規定性，而對其進行修改，那麼日記的“限定性”文獻制約力就被大大削減了。換言之，日記的可信性在文獻内部層面就自我削弱了。對于那些在其他文獻中引日記為生産原料的作者，且其中制造許多偏差的作者，我們應該重新評估他們日記的有效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叙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