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考古隊隊員對現場發現的碑銘進行拓制。 資料圖檔
從空中俯瞰紅海之濱的塞林港遺址。 資料圖檔
紅海自古以來便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紐帶。紅海之濱，阿拉伯半島的西南角，曾有一處港口——沙特阿拉伯塞林港。曆史上，它曾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繁華貿易港，也是紅海“三大港”之一。
為了揭開塞林港的曆史面紗，2016年，中國和沙特簽署《中國—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合作協定書》，計劃實施為期5年的聯合考古發掘。2018年3月以來，來自中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和沙特國家考古中心的10餘名考古從業人員組成中沙聯合考古隊，先後兩次在塞林港遺址展開考古調查與發掘。
考古需要不斷發掘證據，通過證據進行推理，并最終得出結論。這一過程聽起來十分有趣，但實際工作往往異常艱難。此次塞林港考古不僅要在陸地上完成田野發掘，還要潛入水底，發現失落的文明。“這就給隊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能考古又要會潛水。是以，除了前期的學術準備，中方所有隊員在赴沙特考古前還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水下考古教育訓練，盡可能做到有備而去。”聯合考古隊的中方領隊、山東大學文化遺産研究院教授姜波告訴記者。
即便做足了準備，惡劣的考古環境還是給中方隊員來了個“下馬威”。初到現場，4月的紅海東岸已進入酷熱的夏季。在驕陽炙烤下，沙漠表面溫度可達50攝氏度。身處完全露天且地勢略高的遺址挖掘現場，考古隊隊員們被曬得黝黑，不少隊員都出現了中暑反應。為避免高溫和暴曬，考古隊隊員們隻能每天5點起床出發去工地。
除了高溫，沙塵暴也是本次考古活動面臨的一大挑戰。沙塵暴襲來時，黃沙遮天蔽日，聯合考古隊無法在戶外開展工作。沙塵暴一過，考古隊就立即開展拉網式調查，在遺址地表設定9條縱貫南北的調查線路，進行地毯式搜尋；發現重要遺迹後，他們利用無人機從不同高度對遺迹進行航拍和遙感測繪，以便盡快建立三維模型。
在水下考古環節，兩國考古隊隊員通過海底調查、搜尋和采樣，摸清了塞林港周邊海域的水底狀況。此處港灣雙礁環抱，水流平緩，深度适中，且為泥質海床，便于海船避風、泊駐與航行。在海灣海床，考古隊發現了早先河流帶入的淤泥沉積，且堆積深厚。這些發現由此解答了當初塞林港的選址緣由——地形适宜、河海交彙、淡水充足。在遺址南側水域，聯合考古隊還确認了一處可供泊船的港灣，并找到了古代船隻進出港灣的航道。
随着考古程序的不斷推進，塞林港的昔日榮光漸漸再現于世。聯合考古隊在現場發現了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築遺址和兩處排列有序的大型墓地，以及疑似海濱貨場的遺迹，生動展現出古代繁華海港的曆史景觀。在遺址中，考古隊隊員還清理出銅砝碼、青金石、串珠、瑪瑙、象牙制品、錢币等文物，發現了阿拉伯石器、波斯釉陶和來自中國宋元時期的蓮瓣紋青白瓷、龍泉窯系的青瓷，以及明清時期漳州窯系的青花瓷等精美文物。一幅展現塞林港作為古代國際貿易港的曆史畫卷徐徐展開，為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考古實物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傳統的碑刻拓片技術在本次考古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方隊員制作的碑文拓片，使得因風沙侵蝕而模糊不清的碑文變得清晰可讀，令沙方隊員驚歎不已。在工作現場，中方考古隊隊員梁國慶身邊總會圍着多位沙特考古從業人員，向他學習中國拓片制作技術，瓦利德便是其中一員。“通過這項技術，我們獲得了進一步了解遺址年代和貿易背景的重要線索。在梁國慶手把手的教授下，我們逐漸掌握了拓片制作技術，希望把它應用在沙特更多的考古現場。”瓦利德說。
塞林港地區此前尚未開展過系統的田野考古工作，此次聯合考古成果“超出雙方預期”。沙特國家考古研究中心負責人紮哈尼博士高度認可此次聯合考古工作，并希望在疫情後聯合考古隊能夠早日到現場繼續開展工作。“我們工作非常順暢，彼此求同存異、優勢互補。隊員們也在合作過程中培養出了深厚的兄弟情誼，在閑暇之餘，會學習彼此的語言，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姜波感慨。
此次考古發現與史籍記載相印證，證明了曆史上中國與阿拉伯半島、紅海地區有着密切的海上交往。中沙聯合考古隊沙方負責人麥迪·卡爾尼表示，“我們很重視這一與中國共同開展的考古合作項目，聯合考古成果證明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源遠流長的文化和經貿交流曆史，也為相關國家深入挖掘和研究本國曆史提供了豐富素材”。
盡管目前由于疫情，線下的後續考古工作暫時無法推進，但兩國考古隊隊員間的線上業務交流研讨從未中斷。去年11月初，中方隊員代表楊睿參與了由沙特文化部主辦的首屆沙特考古發現論壇線上會議，并在會上介紹了塞林港遺址考古合作的實施情況和主要發現。聯合考古隊隊員們希望通過考古工作反映中阿兩大文明互學互鑒的悠久曆史，喚醒這段屬于全人類的文明記憶。
《 人民日報 》( 2022年01月14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