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面對急轉而下的革命形勢，我黨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反抗，數月之間，全國多地爆發武裝起義，其中就有主席上司的湘贛邊秋收起義。在大局勢下，實力微弱的起義軍結局也隻能是失敗。但主席審時度勢，做出最正确的進軍決策，在大多數人的支援下，終于挽救了這支革命的星星之火，還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湖南的茶陵，當年在探尋革命之路上，就在這裡成立了中國首個工農兵縣級政府。在紅色革命思想的熏陶下，茶陵人民全力支援紅軍，革命戰争期間，光是犧牲的烈士就有五萬餘人。經過戰火的洗禮，幸存下來的勇士也成長為軍中各級軍官，建國後在茶陵的農家子弟中，共誕生25位開國将軍，有一位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幾經生死磨難的段蘇權。
危難中接受重任
段蘇權生于1916年，在封建地主、地方官僚的壓榨下，段家與周圍鄉鄰一樣過着清貧的生活，後來工農革命軍來到這裡，農民運動逐漸興起，家家戶戶過上了好日子，對未來也有了期盼。
為何捍衛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家家戶戶積極參加革命隊列，1932年16歲的段蘇權也加入了紅軍隊伍。相比其他戰士，段蘇權的起點很高，參軍之前他就是共産黨員，還有着兩年多的地方工作經驗，這樣的人自然不會被忽視，參軍不到一年就當上了紅六軍團的政治部宣傳部長。
他在軍中的職務不斷提升，中央蘇區的形勢卻岌岌可危，開始進行戰略轉移的準備，于是紅七軍團與紅六軍團，率先踏上征途。在任弼時、蕭克率領下，紅六軍團轉戰上千裡，終于與賀老總上司的紅二軍團會師。
與此同時，中央紅軍開始了戰略轉移，紅二、六軍團也接到軍委指令，從貴州傳回湘西，以吸引敵軍注意力，策應中央紅軍的行動。動身前，專門成立了黔東獨立師，18歲的段蘇權與王光澤分任師政委和師長。他們的任務就是務必拖住敵人，掩護大部隊東進。
雖然王光澤與段蘇權毫不猶豫地接下這份重任，但如何完成阻敵任務，還是要仔細謀劃一下，因為全師有三分之一都是傷病員，各種槍支加起來隻能兩個人分一條，更要命的是武器彈藥嚴重不足。
即使這樣的劣勢，獨立師仍成功拖住敵人二十多天，掩護主力安全轉移，但他們陷入敵軍包圍中。突圍途中，隊伍傷亡慘重，王光澤壯烈犧牲，段蘇權左腳失去三趾，右腳踝骨被打穿炸碎，雖然受了重傷，卻性命無憂。
困境中幸得好人相助
後來流落到秀山縣時，被一位叫李木富的老鄉藏在山洞中，每日送飯采藥，傷勢才漸漸好轉，後來有個叫蘇士華的木匠，又給他做了一副拐杖。在當地鄉民的掩護下，他喬裝打扮來到皇圖嶺，幸運的遇到一位茶陵老鄉劉維初，收留他在家中住了一個多月，看他完全恢複健康，這才托人給他父親帶信，最後蘇父表達謝意之後，帶着兒子回了老家。
這幾個月的經曆，是段蘇權人生中最危險的時期，稍有不慎就可能為革命獻身，好在一路上都遇上好心人，這才撿回一條命。
聽了兒子的遭遇，父親有些後怕，為了穩下段蘇權，托人在鄉政府給他謀了份差事，還給他娶了媳婦。成家立業，有了家庭的責任和牽挂，但仍沒有留住他的心。抗戰爆發後，他得知紅軍改編八路軍的消息後，按捺不住心中的報國激情，說服父母和妻子重新踏上了從軍路。
失蹤三年的段蘇權又回來了，還真讓不少人大吃一驚，接待他的老上司任弼時也是感慨萬分。
領兵打仗立大功
雖然三年沒有帶過兵了，但經過抗日戰場的磨砺，他重新成為一位指戰有方的進階将領，抗戰勝利後升任冀熱察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後來由于黃永勝因為生活作風問題以及多次不服從指令、不聽從指揮，多次受到批評，他奉命接任八縱司令員的職務。
這個任命對于段蘇權來說是非常突然的，好在新的搭檔可是老相識，他與縱隊政委劉道生稱為發小也不為過。參加紅軍前，段蘇權當過兒童團的指導員，這個團長就是劉道生。
劉道生
15歲時段蘇權當選為茶陵共青團縣委書記，劉道生擔任組織部長，那時的段蘇權還叫祖仔，劉道生覺得不好聽，随口給他取了蘇權的名字，也就是蘇維埃政權之意，但段蘇權覺得不錯，竟然用了一生。
兩人在一起搭檔，自然配合的沒得說，八縱也在兩人帶領下越戰越勇，光是在遼西會戰，八縱就消滅了近萬名敵軍。遼沈戰役之後，全軍已擴張為近六萬人，武器裝備也是今非昔比，不久全軍整編，八縱改編為四十五軍。
建國後大授銜時，以段蘇權的資曆，是可以授予中将銜的，别的不說，他的親密戰友劉道生就是開國中将。
因為他離隊三年的經曆，影響了他的授銜，最後被“暫授少将”。得知這個消息，将軍一時無法接受，直接氣得将肩章扯下來，後來也很少穿軍裝，特别是1993年，老将軍病逝後，也按照他的要求身着中山裝下葬，這種情況在開國将帥中是很少見的。
重情重義的開國少将
雖然這件事成了将軍心裡過不去的一個坎，但對待工作他是認真仔細，盡職盡責的。對待親人或者恩人也都是用真心去對待的。當年将軍1937年離家參加八路軍後，妻子譚秋英在家久盼丈夫不歸，以為他死在戰場上。數年之後，因為沉重的家庭壓力，隻能帶着女兒改嫁了。
而在部隊職務步步高升的段蘇權，身邊也需要個照顧生活起居的伴侶，不少戰友都給他物色對象，但他記挂着家中的發妻，一直沒有同意。一直到1948年與家裡通了書信，聽過發妻改嫁的消息，才在兩年後與他人重新組建了家庭。而到了1952年，他返鄉探親時，還專門探望了譚秋英，看看她過得好不好，叮囑她以後有困難可以找他。
而對于幾位困境中救助過他的老鄉，他也是多方打聽其消息，幸運的是，所有恩人都與他見了面，也讓将軍實作報答恩情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