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我憂故我在”的……思想史及現實意義

《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英]弗朗西斯·奧戈爾曼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1年4月版，244頁，65.00元

我認為弗朗西斯·奧戈爾曼（Francis O'Gorman）的《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原書名Worrying: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2015；張雪瑩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 的确是一部“含蓄精妙、富有探索性和完全的創新性”的著作，《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這句評語并無虛言。問題是如何認識和思考該書這一獨特的研究主題的思想史意義及其現實性。

作者在“前言”開頭就說，這是一部關于憂慮和憂慮的人的書。在作者看來憂慮是一種體驗，是以假如讀者從未有過憂慮，那是幸福的、讓人羨慕嫉妒的，也就沒有必要讀下去了。“本書獻給那些本能地、切身地知道我在說什麼的人。我們與憂慮共處。如果你懂，那麼請繼續往下讀。”（第4頁）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真的從未有過憂慮的人可能不多；而從未真正思考過憂慮為何物的人則又恐怕太多，作者寄予希望的“那些本能地、切身地知道我在說什麼的人”可能更少。一種學術思考與研究如此強烈地訴諸于讀者個體經驗的回應和認同，這既說明了它不是冰冷的學術生産，同時也表明了閱讀的難度。作者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如何界定什麼是“憂慮”，而是如何認識“其本質上的多樣性和當代性”，是以該書更适合那些願意從多樣性和當代性的角度不畏艱難地思考憂慮的本質性問題的讀者閱讀。對讀者來說這當然也是頗有挑戰性的，尤其是在到處充斥着“憂慮”話題及其治愈雞湯的網絡文化氛圍中，該書的思想性與學術性内涵容易被遮蔽。即便是像“憂慮者的自查手冊”“‘時代疾病’的文化指南”和“以文學、藝術、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之手層層拆解憂慮的魔盒”等這些比較貼近的簡明推薦語，也難以充分傳達該書的挑戰性和閱讀經驗的複雜性。

首先吸引的我是該書在研究對象、方法和學術意義上的思考。從學術研究的知識生産角度來看，“憂慮”作為一種研究主題的合法性本身就充滿了疑問，是以該書在建構研究主題方面具有明顯的探索性。首先是探索如何使憂慮成為合理的研究主題，其次是要探索正确地談論這個主題的方法及其意義，在“前言”部分可以看到奧戈爾曼對于這種探索性的自我追問和檢討思考。作者在“前言”中說，追問和界定什麼是“憂慮”很困難，是以本書所探讨的主題并沒有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範圍，在寫作上更沒有明确的參照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論。它不是一本醫學書、自助書或自傳；盡管書名副标題有“史”和“文學”，但它既不是曆史著作也不是關于文學表現的研究著作。“倒不如說，這一研究是對憂慮的含義、來源，以及它如何與我們始終相伴等問題所做的文學和哲學上的沉思。”（第5頁）毫無疑問，這種關于研究主題合法性的探索使《憂慮》的寫作本身也充滿了憂慮，這種憂慮的來源是多方面的，“因為‘憂慮’本身就非常複雜多樣，并且至關重要，不可片面地考量”。（19頁）對于一種研究主題的确立，這是嚴峻的挑戰；在研究對象的範圍、邊界上并存的模糊性與可能性既是危險的，也是有誘惑的。僅從關注人的精神狀态這一次元來說，該書所關注的就不僅僅是病理學、醫學、心理咨詢、心理治療。由于奧戈爾曼并不認為憂慮是一種精神疾病，是以該書絕非是“治愈”憂慮的自助書。他強調本書并不僅僅是有關憂慮的曆史、文學表征、意義和“治愈”的思考，而是對“憂慮文化”的探索：對于憂慮的産生并賦予其以意義的，是由社會學、神學、政治學和美學交織而成的整個網絡。（24頁）憂慮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無法消除的精神暗湧，是生命個體的内在經驗，同時也是與時代變化緊密相連的精神狀态探測器，無疑在人類精神生産的諸多領域中早已打下深刻的印記。問題是這些在曆史時空中呈網狀分布的碎片化印記無法被目前有明确對象和研究主題的某種學科領域所涵蓋，是以奧戈爾曼圍繞“憂慮”進行的主題性學術思考有着鮮明的探索性和學術主題的建構意義。順帶要說的是，在這部出版于2015年的著作中，引用的參考文獻截止到2014年（見94頁，原注釋1），也可以說明關于該研究具有的前沿性質。

奧戈爾曼的研究專業是英國文學、心理學、音樂學、大學教育和文化記憶，這些學科領域有利于他圍繞“憂慮”編織一張研究之網，但是“憂慮”這一主題的個人性、内在性特質使他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學科與學術話語的場域中。是以他在該書中不斷在學術研究主題的公共性、合法性與個人體驗的内在性、私密性之間反複思考與追問，作為個人化角度的切入點和對個人内在精神體驗的重視與分析是該書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書更像是一種尋找憂慮及其意義（不論好壞）的個人旅程”。（24頁）作者坦言該書寫的也是關于他自己——資深憂慮者弗朗西斯·奧戈爾曼，“一個不時感到脆弱、過度敏感、過度沖突的，焦躁的，失眠的人”。這種個人體驗卻也使作者對該書研究主題的确立保持了自信：“本書竭力追求所探讨話題的真實性，盡管這一話題障礙重重，且沒有成型的方法論，但在我雜亂的個人精神空間中，作為本書主題的‘憂慮’，卻是極生動鮮活的存在。”（同上）但是，從個人内在精神生活到學術研究場域及相關主題的建構，還需要有進一步的闡釋和論證。奧戈爾曼說不是要停留于個人經驗，而是希望利用自身關于憂慮的經驗來推動對人類内在生活的探讨，同時他承認在這裡遇到的困難：“人類的内在世界千差萬别，就連找到日常證據以佐證我們對彼此知之甚少都十分困難。”（23頁）

另外，在人類内心生活以及憂慮在其中所處位置的問題上同樣存在複雜性，奧戈爾曼對此有清醒而細心的辨析。首先，“我們相對晚近才認識到複雜的内在生活可能是一個複雜精細的個體的标志。部分歸功于現代主義文學，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内在的敏感性，以及對世界的私密反思，是我們作為與衆不同的、有價值的個體的标志”。（12頁）他舉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初的英美和愛爾蘭現代主義叙事，如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筆下的達洛維夫人和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筆下的利奧波德·布盧姆那樣豐富、複雜和精細的内在生活。作為個體經驗與文學史及思想史研究交叉的例子，我想起的是彼得·蓋伊的《感官的教育》（《布爾喬亞經驗》第一卷，趙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他借用福樓拜《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标題和概念書寫資産階級的經驗成長編年史，從“感官”中的性愛、暴力、自我認知等内在視角出發，以隐秘的私人日記、信件、檔案等原始資料為依據，從微觀的、個體的精神分析探索“一個階級的成長”這樣宏觀的時代主題。其次，與蓋伊的“感官”比較起來，奧戈爾曼所關注的“憂慮”與那種複雜而有趣的或充滿誘人欲望和迷人希冀的内心世界相去甚遠，它隻是人們幾乎不敢談論的内在生活的一個特征，如果說在其中包含着欲望，那也是比較平庸的——隻想擺脫憂慮中的那些不安、煩惱的感覺。雖然現代主義者可以富有想象力地将憂慮作為一個複雜的主題寫入文學作品，但奧戈爾曼研究的憂慮在學術上通常難登大雅之堂。“但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挑戰：嘗試談論這一被掩藏、被抗拒的，長期以來被避免在書中讨論的主題，并嘗試看清憂慮為我們揭示了其他哪些與我們現今的生活方式有關的重大文化議題。……我對憂慮感興趣，因為我就生活于其中”。（13-14頁）這種挑戰的合理性就在于憂慮這種精神現象與人類内心生活及生活方式有無法割裂的聯系，學術研究的殿堂沒有理由一直回避這個主題。如果說彼得·蓋伊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必須拆除現有的學科研究腳手架，在心理分析理論的引領下另起爐竈的話，奧戈爾曼則是探索如何合理地建構一種重要而特殊的研究主題，同時探索建構一種合理和有效的學術腳手架并在上面建構新的工作平台。這種挑戰具有雙重的學術意義：一是在跨學科背景中填補人文學科研究中的主題空白和方法論空白，二是在人文學術研究的公共性與個體經驗之間增添一種獨特的内在聯系。

作者在“前言”中介紹了全書的寫作架構。第一章首先讨論了憂慮的基本定義、在現代主義文學中透露出來的憂慮概念“簡史”以及憂慮的隐蔽性及其與特定群體、與現代個體性的特殊定義的關聯。第二章深入思考了憂慮的根源在于自我信念以及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人們“應對”憂慮的政策等問題。第三章探讨了憂慮如何從理性中産生，看起來是一部宏觀的憂慮思想史，涉及憂慮與信仰、理性、邏輯、選擇、決策以及人類生活的許多方面的聯系，可以說是全書思辯性和批判性最集中的核心部分。由于本章議題的重要性，作者在這裡預先介紹了一些重要思路與觀點。首先是探究了在“理性的誕生”這個确立了理性推理與人類選擇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文化神話中，憂慮如何同時伴随而來，以及文學和視覺藝術的相關表達。然後“讨論了從這種宏觀的憂慮史中産生的那些當代問題”，以及憂慮如何為哲學和政治思想提供了反思和批判性的視角及觀點。從“憂慮”視角出發重新思考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義思想、自由市場中的選擇觀念、“自由人”的概念以及社會和諧與人的“解放”等問題，把憂慮看作是對主流政治假設進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礎，是對“我憂故我在”的思想史意義及其現實批判意義的深刻探索。雖然該書的副标題隻是提到文學與文化史，但是從這一章的論述内容及其重要性來看，思想史及現實性才是該書最有分量的重心。最後一章的結構比較松散，從在該書寫作中産生的憂慮到思考憂慮能否作為對于當代文化追求膚淺的、自我中心的歡愉傾向的一種必要抵抗，論證憂慮者的存在能增進我們社會的福祉，還探讨了憂慮者如何從視覺藝術和音樂中獲得暫時的慰藉，在這裡顯示出比較獨特的文化史研究視角。作者最後認為，生活在當今的西方社會中的人們注定無法擺脫憂慮，最好的做法就是了解它背後的成因，強調該書的主旨是不變的：就算不能“治愈”憂慮，我們也可以大膽嘗試去了解它。（11頁）

從概念到思想，“憂慮”充滿了難以精确把握和難以觀察的特征，奧戈爾曼的比喻很妙，比如說它像蝙蝠那樣見光即逃，像睡眠一樣隻在人沒準備好去觀察的時候發生；它既可以是一種集體情緒，但更多是一種私人體驗。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從晚期資本主義如何讓人們淪為支離破碎的、焦慮的自我揭示憂慮的社會經濟根源，而在一位弗洛伊德主義者看來則有可能揭示憂慮不過是冰山一角，在我們日常的憂慮之下，隐藏着最深層的精神創傷。奧戈爾曼同意這些視角和研究也可能是正确的，問題是如何驗證。（13頁）

一部由“憂慮”而産生的思想史及其與當代生活的聯系，還是要追溯到作為“思想的誕生”的西方古典時代，但是作者沒有僅僅駐足于此，而是迅速經過文藝複興而抵達十七世紀的笛卡爾和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奧戈爾曼對于線性的、簡單化的理性思想發展叙事并沒有完全認同，隻是承認從信仰到理性的“這些轉變的象征性時刻确實有着強烈的意義，哪怕它們不是‘真的’或證明為真，也仍然很重要。……從無須思索的信仰世界到獨立思考的世界的轉變，确實是當代人類曆史的一大解釋性神話，即使我們無法将其精準描繪，或在任何簡單意義上稱其為正确。從信仰到理性的轉向，是關于我們‘走向自我’的偉大西方故事，是關于個體性誕生的宏偉神話，是具有撫慰功能的叙事：關于自我的重要性以及正當的、完整的為自己着想的‘權利’”。（130-131頁）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劃時代意義是以非同尋常，他在現代史上留下的最著名的（在奧戈爾曼看來也是最傲慢的）哲學命題是“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但沒想到伴随着”我思”而來的是“我憂”。奧戈爾曼指出，“因為獨立思考必然會有出錯的可能。顯而易見，笛卡爾借助思維的推理過程否認了信仰。他的名言抓住了——或是重新抓住了——憂慮得以存在的條件。也許，他本應該說：‘我憂故我在。’”（131頁）因懂得思考而産生憂慮，這有點像蘇東坡說的“人生識字憂患始”，但是在奧戈爾曼看來的憂患不僅是關于人生的感慨，而更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重大議題和當代生活的難題。“憂慮正是從人們的檢討、評估、權衡、懷疑能力之中誕生的。令人傷感的是，做一個現代的憂慮者（從囊括所有史料的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講），其實不過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老舊标志。Je m'inquiete donc je suis：我憂故我在。”（134頁）這樣看來，憂慮的出現當然不是始于笛卡爾的“我思”，也不是始于人類有史以來的理性之“我思”，而是與人的存在性緊密相連。這種與“在”同在的“憂”是本體性的，不僅指因無法把一切推诿于命運而必須自我選擇所帶來的憂慮，更是指因選擇而帶來的強大的負罪感——選擇越多，下決斷越困難，有效的行為就越是難以實施。是以才會出現所謂的“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這一概念于1957 年首次出現在陷入憂慮時代的美國社會。（148頁）理性于選擇的可能使“我們被鼓勵着去相信有一個‘正确決定’，但這對我們的心态幾乎毫無幫助，反而催生了愧疚感、不足感和挫敗感，陷入過勞狀态。我們容易執迷于‘正确決定’這個想法。”（148頁）從理性、選擇到“正确”崇拜，這是當代生活中最常見和最強大的思維力量。奧戈爾曼以英國近代哲學家、功利主義者約翰·穆勒的思想作為讨論的例子，說明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無比重要價值的關于理性、自由、真理的坦誠讨論和思想解放并非必然就能帶來社會進步和實作人類福祉，在我看來這是奧戈爾曼的憂慮理論最具有思想性和現實意義的論述。在“前言”中作者就已經提前論述了約翰·穆勒的“自由主義雄心”，“他認為人類可以通過自由和理性的思考來達成定論，進而增進人類福祉。但本章采用了憂慮者的觀點，認為通過理性難以得出可靠的結論，是以對穆勒的假設作了批判性評論。并且，我認為憂慮者還意識到了理性并不一定能增進人類福祉，這也是穆勒的樂觀主義沒能考慮到的一點。”（第8頁）具體一點來說，穆勒在著名的《論自由》中提出的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夢想，他心懷崇高信念，相信理性的思考會解放真理，人們在溫和表達的前提下不應限制任何意見的表達，而對任何觀點的壓制都隻會降低那個完整的真相被了解的可能性；異見者之間的讨論會讓雙方逐漸認識到對方觀點的合理性而一同走向共識。“自由主義的夢想是，社會通過公開讨論逐漸進步，除了不寬容，一切都是可寬容的；一切皆可讨論，相信由思想帶來的正确觀點最終會占據上風。”（152頁）但是奧戈爾曼指出現實并非這樣。在憂慮者看來，陳述不同觀點并不總能讓問題更明晰，更不用說達成一緻；而且，通過理性地分析各種決定的後果的之後，會出現對相信“正确答案”的憂慮，會導緻在資訊充足、論證充分、分析深刻卻陷入猶豫因而使決策癱瘓。（153頁）在這裡奧戈爾曼也隻是從思想與行動的關系範疇中指出不可忽視的憂患性因素，認為即便隻是這些因素也足以使穆勒的自由主義理想難以實作。他沒有談到在近代以來的曆史現實語境中，各種遠比憂慮論更為強大的力量不斷使這種理想遭遇挫折的悲劇。但是他的發問已然令人心驚：“被穆勒愉快地稱之為‘真理’的東西，有多少真的會增進人類福祉呢？理性告訴我們為‘真’的東西，我們又能承受多少呢？”（155頁）如果不應該把看作是對放棄真理的合理性論證的話，這就是發人深省的問題。

在奧戈爾曼的論述中，從理性啟蒙時代的真理到現代經濟生活中的自由權利，憂慮一直都有點像一個“魔鬼辯護人”，對所有的進步叙事提出無法回避的質疑。自由原則與選擇權利是現代市場經濟與公共政治的重要基石，但這一切在一個憂患者看來并非都是美好的，比如會帶來選擇的困惑，更嚴重的是個人要承擔錯誤選擇所帶來的後果，作者用顯而易見的生活例子說明這種困惑與心理負擔是的确存在的，可以說明“這種市場理論和關于選擇的意識形态對我們的影響是驚人的”。（165頁）奧戈爾曼當然不是以憂患論來否定現代文明的自由原則與選擇權利，他承認他所描述的那個充滿選擇的現代世界本身都并非壞事，“從各方面看來都值得慶祝”，隻是也要看到“它們同時也帶着些許尴尬的副作用，那就是再一次令憂慮升溫”。（同上）在“前言”中也曾經概括性的論述了這樣問題：“我特别探讨了自由市場中的選擇觀念、‘自由’的人的概念，以及這樣的信念：社會和諧與生活的最理想條件是通過‘解放’所有人，讓他們自由追求自己的欲望與‘命運’而實作的。我承認我所運用的方法确實有點不切實際，但我仍堅持認為，因各種選擇而憂慮的體驗，以及憂慮者對人的‘自由’的了解，都多少隐含着一種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相對立的政治哲學意味。”（第8頁）這展現了該書從憂慮論視角出發的批判性意義，但是對于那些尚未進入這種自由與選擇語境的人來說，提前認識這種不難了解的憂慮實際上是一種有點殘酷的奢侈。奧戈爾曼說，“在當代世界，我們的理性思維早已陷入了患得患失和東怨西怒的衰弱狀态，這是看似無辜又愉悅的選擇所帶來的嚴峻的、政治化的後果。”（177頁）

這些都是憂患者感到無法承受之重，但是在充分論述了這一切之後，奧戈爾曼仍然指出：“憂慮者中沒有誰願意失去我們在力所能及時為自己思考或做決定的自由。尤其是當我們意識到這是有關選擇、有關理性思維的問題，就很難認為消除憂慮之苦的答案是剝奪做決定的自由。”（175頁）當然了，沒有比這更淺顯、更重要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