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出身清河崔氏，這一士族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是北方最顯赫的士族之一。作為山東望族，崔氏一向被列為一等大姓“崔盧王謝”之首。唐初官員修訂氏族志，仍将崔氏列為第一，唐太宗看到了以後很生氣，說：“崔氏早已衰微，既無顯官，又無人才，憑什麼列為第一？難道我李氏貴為天子，還比不上崔氏嗎？”由此可見一斑。
東漢王朝的統治支柱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與士族内涵并不相同。世家大族以政治身份為依托，但主要是落實在經濟意義上，強調其家大業大，有大量田産，并控制大量依附農民。而士族是以政治經濟力量為依托，但主要是落實在文化及社會身份上。到了東晉南北朝時期，一個有了高官大宅的庶族，也同樣被已經沒落的士族看不起，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世家大族向士族的轉化就發生在三國前後，并且主要是發生在曹魏勢力内部。出身世家大族的崔琰的立身行事及遭遇也正展示了世家大族向士族開始形成與轉化的艱苦曆程。
世家大族與士族還有一個重要的内在差別，就是作為他們思想資源的經典是不同的，世家大族承漢代傳統，以經學立身立家，持重守禮。而魏晉後的士族喜老莊，尚玄談，以放達相标榜。而兩漢經學向魏晉玄學的過渡正是人物品評。崔琰執經學之末，而開品評之先，在思想史上也是一個過渡人物。
史載崔琰“年二十三，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年輕時代是循經學之正途。但由于黃巾之亂起，未能竟學，中途而辍。及後，長于人物品評，比如對司馬朗論司馬懿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煉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鹹至鼎輔。
人物品評關注的是氣質層次的個人，與經學所關注的春秋義理已經有根本不同。但崔琰仍是秉義理而言氣質，顯示其過度性。而就其性格來講，既有持重守禮的一面，又有放達不羁的一面。其初仕袁紹時，還完全是經學儒生，見戰争導緻道路暴骨，即谏曰：“宜敕郡縣俺骼埋胔，示憎怛之愛，追文王之仁。”一派腐儒氣象。
及曹操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别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幹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雖仍是言儒家義理，但已顯示出個性的抗直。顯示其一方面作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在維護地方利益上不遺餘力，另一方面又是一種身份的展示，以這種義正詞嚴的指責，顯示名士在曹操這種地方軍閥出身的庶族面前的精神優越性。在軍閥混戰的時代，世家大族不僅失去政治上的權勢（誰武力強誰就是霸王），而且在經濟上也遭受嚴重破壞，他們要重新确立他們的身份，必須靠精神上優越性，崔琰的直言進谏正是這樣一種努力。
越到暮年的崔琰，放達不羁越為明顯。曹操稱魏王，崔琰曾舉薦過的一個人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崔琰說了一句“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崔琰說這句話的本義是很難考證了。三國志講“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也隻是陳壽的臆測。三國志中又稱“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曹操也便是因這個原因殺了崔琰。有意思的是，曹操讓獄吏暗示崔琰自己了斷，沒想到崔琰完全會錯了意，照舊在獄中接待賓客，談笑如常。當曹操又傳來明确的旨意時，崔琰當即從獄卒手中接過鋼刀，以一種比今人點一枝煙更潇灑自然的姿勢，抹斷了自己的脖子。
暮年的崔琰已完全是一個魏晉名士的形象，在曹操随意生殺的專制政權下，崔琰對現實的功名地位已看得很淡，要保持自己心靈優越感的信念卻更強了。對于小人的诽謗和曹操的誤解（其實誤解根本就是一個借口，這一點崔琰心裡肯定也很清楚），崔琰不屑于解釋，從容地面對死亡，肉體的死亡展示和映襯了精神的高傲與自由。
崔琰之後，才有了嵇康，才有了魏晉名士，才有了一代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