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趙祯，是兩宋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長達42年，但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宋仁宗嫔妃衆多，但總共卻隻給他生下了三個兒子，還先後早夭。是以，在宋仁宗晚年的時候，立養子趙曙為皇太子，待宋仁宗駕崩之後，趙曙即位，是為宋英宗。
趙曙是宋太宗趙光義的重孫，宋真宗趙恒之弟商王趙元份的孫子，宋仁宗趙祯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的第十三子，他也是宋朝曆史上第一位與前皇帝血緣較遠的宗室成員繼位做了皇帝。
宋英宗繼位之後，在該如何追封自己生父的問題上，與朝中大臣産生了激烈的争執，并對宋朝後來的曆史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争執就是“濮[pú]議之争”。
宋英宗的親生父親趙允讓在宋英宗繼位時已經去世，趙允讓生前就有一個封号，叫做“濮安懿王”，簡稱“濮王”，他曾擔任主管皇家宗室事務的最高官員，因而在宗室之中頗有聲望。
宋英宗在當上皇帝後，下诏要群臣讨論，自己的親生父親“濮王”應該追封一個什麼稱号？
在古代曆史中，國家大事都要衆臣讨論，尤其是宋朝，更是把這一制度貫徹的最為徹底。雖然宋英宗自己心裡有打算，但他還是需要朝中群臣認可他的決定。
于是，朝廷中的大臣們對此紛紛發表意見，意見主要分成兩派。
按照正常法統的概念，宋英宗雖然不是宋仁宗的親生兒子，但他在過繼給宋仁宗後，成為皇位的繼承人，是以，宋英宗應該視為宋仁宗“法律上”的兒子。
又由于宋仁宗與濮王趙允讓是堂兄弟的關系，是以，按照正統的觀念，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大臣認為，宋英宗應尊自己的親生父親濮王為“皇伯”。
而以宰相韓琦、歐陽修等另外一派大臣則認為，皇帝不能忽視“血緣上”的父子親情，是以，應該追封親生父親濮王為“皇考”，也就是“皇爸爸”。
是以，所謂的“濮議之争”，實際上也就是宋英宗對自己的父親追封該是“皇伯”，還是“皇考”的争論。
這場争論在朝中大臣雖然分成了兩派，但皇帝宋英宗本人的态度卻很明顯，他想追封自己的生父為“皇考”。
表面上看，這是皇帝本人的家事，但是，皇帝又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國家的運作風向産生重要的影響，是以，“濮議之争”的本質是：皇帝繼位，到底是以國家為重，還是以小家為重。
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宋英宗毫無疑問應該追封生父為“皇伯”，而站在個人小家的立場上，宋英宗追封生父為“皇考”到也說得過去。
但是，兩種選擇卻有着本質的差別，簡單的說，接受“皇伯”是公利為上，也可以說是皇帝個人的喜怒應在制度之下；而接受“皇考”則是私利為上，皇帝淩駕于制度之上。
在“濮議之争”中，因宋英宗的自己的私心，使朝中大臣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意見相持不下。
就在這時，皇太後曹太後聞訊，親自起草了诏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為不當稱濮王為皇考。宋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決定暫緩讨論此事。
經過長時間的争論，宋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的勝利，曹太後的态度是關鍵，隻有争取曹太後改變态度，才能實作自己的願望。
于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現了兩份诏書，基本同意了宋英宗和歐陽修等人的主張，其中一份還是曹太後的诏書。
曹太後的轉變令群臣不解，但是，大臣們很快就發現，這兩份诏書都是出自歐陽修的起草，曹太後那份隻不過是有太後的簽押而已。
本來，曹太後一直與養子宋英宗不和，這一次竟不顧朝廷禮儀和群臣的反對，同意尊宋英宗的生父為皇考，确實令人費解，于是，便有了諸多傳言。
有人說，這一關鍵性的诏書乃是曹太後前日酒後誤簽，次日，曹太後酒醒，方知诏書内容，但後悔已經晚了。另一傳說則稱，曹太後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韓琦、歐陽修等人交結太後身邊的宦官，最終說服了曹太後。
不管怎樣，宋英宗追封生父濮王為“皇考”的昭令是發了出來，但是，令宋英宗及歐陽修等人沒想到的是，朝廷發生了巨大的反彈。
宋英宗按照歐陽修的意見，将全力反對的呂誨、範純仁、呂大防三名禦史全部貶出京師。
結果，以司馬光為首的百官全部請求同貶，等于是朝中大臣集體辭職。而且，就連原來濮王府的幕僚王獵、蔡抗等人也站出來反對。
宋英宗為了生父死後的名分，可謂是絞盡腦汁，最後通過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平息了這場曆時十八個月之久的争議。
“濮議之争”并非單純的禮法之争。司馬光等臣堅持濮王隻能稱皇伯，是希望宋英宗能以此收天下人之心，維護統治集團内部的團結。
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實，他們深知，宋仁宗已死，曹太後亦無能為力，他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宋英宗，因為，宋英宗已是皇權的現實代表。
表面上看，這場争議隻是一個皇帝生父的稱号問題，雖然宋英宗最終勝出，但是，他卻在宋朝留下了兩個大隐患：
其一，皇帝重小家輕國家的現象未能得到制止；其二，皇帝的私心導緻朝廷大臣的分裂，使得宋朝後來的“黨争”加劇。
就“濮議之争”的具體影響來說，在此之前，朝中大臣對皇帝繼位問題大都采取不予具體表态的做法，希望用制度來制約皇帝。
比如，宋太宗曾問寇準，該立誰為太子，寇準不肯說具體立誰；宋仁宗曾問包拯、韓琦，該立誰為太子，他們兩人也是不說具體人名，隻是勸宋仁宗早立太子為好。
寇準、包拯、韓琦等人不具體表态的做法，展現了
“不管誰做皇帝，有制約就有公正”
的原則。
而在“濮議之争”後，由于皇帝的個人心願強加給了公議，制約作用以集體辭職的極端方式也未能産生效果。
此後，宋朝的大臣們制約皇權的作用大幅度減弱，之後的宋朝“黨争”加劇，政治局勢波瀾起伏不定。
到了宋哲宗去世後，在确立新皇帝人選時，大臣們再也沒有“濮議之争”前的原則和自信了，隻有一位比較有遠見的大臣章惇按捺不住地喊出：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可是卻沒有其他大臣的附和，最終不得不接受端王成為新皇帝的現實，端王，便是北宋的亡國之君——宋徽宗趙佶。
本文參考自：《超越利益集團：對宋朝史無前例的狠毒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