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魯迅先生和郭若沫先生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風雲人物，他們雖然未曾謀過一面，也沒有任何直接的書信往來，但民間卻一直流傳着他們筆戰的傳說。近年來，網絡上出現不少講魯迅和郭沫若之争的文章，但落筆之處盡在個人，這無疑将複雜的曆史事件簡單化了。
事實上，魯郭之争并非單純的個人争端，它始于創造社對“五四文學”的否定，終于“抗敵文學”統一戰線的形成。換言之，郭沫若對魯迅态度的兩次轉變都存在為勢所趨的因素。是以，我們需要将這一公案置于現代文學思潮變化的曆史程序中，以更為辯證的方式對其進行分析。
一、魯郭筆戰的起始：“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之争
1928年6月1日，郭沫若化名“杜荃”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一文。這篇文章給魯迅亂扣了三頂帽子：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之後，魯迅分别在《現今的新文學概觀》和《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發起了還擊，不僅稱郭沫若的《一隻手》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還直接罵郭沫若“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這兩篇文章都不是單為還擊郭沫若個人而作的，它主要針對的是創作社及其“文學革命”的文學觀念。如《現今的新文學概觀》中有這樣的表述：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産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還有更為詳細的分析：
是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别國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出……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
反觀挑起這場争端的郭沫若，他此前和魯迅的關系雖然不算親密，但也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事實上，就在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的半年之前，郭沫若還曾想和魯迅一起合作恢複《創造周刊》。在回憶錄《跨着東海》中，郭沫若說明了為何最終沒能和魯迅合作的原因：
對于和魯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這樣，卻是該我自己來抉擇自己的态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堅持我的主張，照當時的情形看來，創造社便可能分裂。
不難看出，郭沫若更看重的是創造社和創造社的諸位友人，而魯迅隻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一個可能成為戰友的人。那麼，本來是合作對象的魯迅，為何忽然成為了郭沫若的攻擊對象呢？這其實也是郭沫若做出的一種抉擇。
1928年初，由于形勢突變，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有實際革命經驗的作家和從海外歸來的激進青年，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之下催生出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文學運動。這場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們旗幟鮮明地打出了“革命文學”的口号，并将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作為反對的對象。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中，成仿吾這樣寫道：
但是最不幸的是這些“名流”完全不認識他們的時代，完全不了解他們的讀者，也完全不明了自己的貨色。這是為什麼新文化運動不上三五年就好像壽終正寝的原故。他們不知道那時候的覺悟的青年已經拒絕了他們的迷藥，他們本應該背着藥籠到資本主義安定的國家去讨飯吃的呀！
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成了重點批判的對象。成仿吾、李初梨、馮乃超及太陽社成員對魯迅展開了兇猛攻擊，魯迅成了一個舊時代之人，一個需要被打發的對象。魯迅不甘示弱，以《我的态度和氣量》一文對《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做出了回擊。
直到這個時候，郭沫若都是置身事外的，但卻也到了不得不發的時候。因為他是創造社的創始人兼主将，而成仿吾又恰好前往日本和郭若沫進行了會面。此時郭沫若其實又面臨一個抉擇，是繼續保持旁觀者的态度，還是加入這場争端？最後，郭沫若不僅加入了，還不分黑白地給魯迅亂扣了三頂大帽子。單就這種亂扣大帽子的行為來看，也無怪魯迅稱其為“才子＋流氓”。
二、魯郭筆戰的終結：“抗敵文學”統一戰線的形成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病逝于上海。消息傳到日本後，郭沫若在連夜寫下了悼唁文《民族的傑作》，并以自己及質文社同人的名義題挽聯：平生功業尤拉化，曠代文章數阿Q——魯迅導師千古！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僅是郭沫若個人态度的轉變，而是整個質文社态度的轉變。除了郭沫若之外，質文社的邢桐華、任白戈、北鷗、林煥平、代石、孟克等人亦寫下了悼念魯迅的詩文，他們本來也是魯迅的論敵。此時，我們面對的問題并不是郭沫若個人為何忽然轉變态度，而是魯迅的論敵們為何集體轉變态度？
我們中國人向來講究蓋棺定論，就是說一個人的是非功過要等他去世後再做評判。在魯迅去世之後，上海文化界及群眾們給魯迅做出的評價是“民族魂”。魯迅的一生是為群眾覺醒、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擔得起“民族魂”這個偉大的稱呼。上海文化界及群眾們知道這一點，遠在日本的質文社衆人也知道這一點。
在魯迅逝世之後，“救亡文學”可謂失去了領袖。此時魯迅的朋友也好，論敵也罷，大家面對的問題不是“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的大衆文學”的派系問題，而是如何保全魯迅留下來的偉大遺産、如何防止小人作亂的問題。說到底，魯迅和創造社及質文社之争不過是一些方法、路線上的争執，大家的基本立場和最終目的其實是一緻的。事實上，早在魯迅去世之前，魯迅和郭沫若都曾表露出與對方和解之意。
在1936年8月寫下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魯迅便這樣寫道：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别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号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标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标幟”的意見……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标，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
在看到魯迅說的“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之後，郭沫若亦在《蒐苗的檢閱》中表示：
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把，我在未讀到萬言書之前模式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絕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是以我便感覺問題解決的曙光。
也就是說，從個人情感的角度來看，郭沫若對魯迅的态度轉變也不是很多人所說的“劇變”，更不能由此給郭沫若貼上“變色龍”的标簽。當然，之後的一些事情另當别論。
結語：
筆者并非想學郭沫若先生一樣為“古人翻案”。事實上，盡管郭沫若對魯迅态度的兩次轉變都存在為勢所驅的因素，亦是伴随着集體态度的轉變而轉變，但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窺得其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如其亂扣大帽子的“流氓”習性，在後來就把沈從文、蕭乾等人害苦了。這些就不多說了，言盡于此。
參考文獻：
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版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版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