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談儒家三十秒三錯誤

剛才抖音上刷到金燦榮談儒家，短短幾十秒出現三個錯誤。

一個是，金燦榮說二十四史是儒家寫的。二十四史第一史是《史記》，作者是司馬遷。顯然金燦榮把司馬遷也當成儒家了。其實，盡管司馬遷很同情儒家，但他并不是儒家，象他父親司馬談一樣，偏向道家。崇尚黃老是漢初的風氣，包括皇家。

其實司馬遷的法家功利思想也很嚴重，以緻于《史記》對人物和社會的描述非常功利化，讓後來的班固、朱熹等人不滿，對其進行批評。

班固在《漢書 司馬遷傳》中對司馬遷的評價是：“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意思是說，司馬遷的是非觀和儒家聖人的是非觀是背離的，讓認為道家的學問比五經厲害。四書五經中的五經，古人有時也稱六經。

朱熹對司馬遷的評價更低。蘇轍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問題很大，于是自己重新做了一個《古史》，在序中他對司馬遷的評價是“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朱熹深以為然。朱熹還說“(司馬)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卻隻在于權謀功利”，“不過隻是戰國以下見識”。

班固和朱熹對司馬遷和《史記》的這些評價，現代人是沒有感覺的，很難了解，因為把《史記》與四書五經對比的結果，基本前提是你要讀懂、讀透四書五經， 然後再看《史記》，其差異是非常清晰的。而現代有幾人真正把四書五經完整讀一遍的，更不要說讀懂、讀透了。即便對《史記》可可能僅限于中學課本中的《鴻門宴》。

是以，現代人是無法在四書五經和《史記》間做出區分的，甚至也看不出各家古書的差異，而把所有古書當經典，類似沒見過外國人的中國人認為所有的外國人都一個模樣。

顯然，金燦榮對司馬遷和《史記》并不真正了解。不過《史記》之後的各史的确為儒家所作。

第二個錯誤是，金燦榮把儒家當成一個思想流派，一個學派，隻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當然，這也是民國之後的普遍性錯誤。儒家不是一個思想流派，更不是一個學派，而是在春秋時期當中國文化和傳統瀕臨崩潰時，中國傳統的繼承者，也是中國文化的偉大诠釋者。儒家是中國文化的嫡傳正宗，就是中國文化本身。

是以孔子說“述而不作”，“述”就是繼承、傳承、解釋。在所謂的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是有經典的，繼承了《五經》。而《五經》則是對三代即三代之前的中國曆史的記錄。即所謂的“六經皆史”。也就是說，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是傳承當時中國曆史的，是以中國曆史為基礎的，其他各家都是突然出現，不僅沒有曆史基礎，而且是反中國曆史的。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半句的“獨尊儒術”并非古人語，而是新文化運動所造，來自1916年陳獨秀《新青年》中一篇文章《孔子平議》，作者是易白沙。《漢書武帝紀》中的原話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易白沙是打倒孔家店第一人，他構造“獨尊儒術”是想彰顯漢武帝此舉是思想專制。

“表章六經”實為表章中國曆史，表章傳統文化，是以，漢武帝此舉不是什麼思想專制，而是中國傳統的偉大複興。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是曆史的中斷，傳統的崩潰，漢武帝則繼承曆史，複興傳統。

把作為中國文化嫡傳正宗的，是中國文化本身的儒家說成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一種扭曲，甚至否定中國曆史的曆史虛無主義。

第三個錯誤，也是很流行的，金燦榮說儒家有意識形态，喜歡農耕，并且把中國塑造成農耕文明。這說明金燦榮對儒家一無所知，人雲亦雲。即便在孔子的時期，就有人批評孔子不事稼穑，說他“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在《論語》樊遲問稼篇中，孔子對樊遲想學種地非常不滿。這都說明孔子在根本并不重視農業，當然，這一點也被很多人誤解。

儒家最重的是義理，孔子所說的“禮”、“仁”，其核心都是義理。中國文化不是什麼農耕文化，而是禮樂文化、義理文化。

“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禮樂”是制度，儒家重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執行制度的人的人心。儒家的底層邏輯不是表面的禮樂制度，而是執行禮樂的人的人心。即儒家的底層邏輯是心性、義理。儒家不是基于任何外在的制度，也不基于任何外在的經濟形态，因為用任何的制度形态和經濟形态去定義儒家文化，定義中國文化都是錯誤的。說儒家、古代中國是封建禮教、宗法社會是錯誤的，說中國文明是農耕文明也是錯誤的。

儒家講的義利之辨，以義為本，以利為末。儒家重的是義，而非利，不會刻意重視任何行業。儒家主張“不與民争業”，尊重任何行業。重農抑商，是秦朝法家的做法，漢武帝鹽鐵官營也是沿用法家做法，到漢昭帝時，被儒家反對，記錄在《鹽鐵論》中。金燦榮把法家的重農抑商張冠李戴到儒家頭上了，典型不學無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