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谈儒家三十秒三错误

刚才抖音上刷到金灿荣谈儒家，短短几十秒出现三个错误。

一个是，金灿荣说二十四史是儒家写的。二十四史第一史是《史记》，作者是司马迁。显然金灿荣把司马迁也当成儒家了。其实，尽管司马迁很同情儒家，但他并不是儒家，象他父亲司马谈一样，偏向道家。崇尚黄老是汉初的风气，包括皇家。

其实司马迁的法家功利思想也很严重，以致于《史记》对人物和社会的描述非常功利化，让后来的班固、朱熹等人不满，对其进行批评。

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评价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意思是说，司马迁的是非观和儒家圣人的是非观是背离的，让认为道家的学问比五经厉害。四书五经中的五经，古人有时也称六经。

朱熹对司马迁的评价更低。苏辙认为司马迁的《史记》问题很大，于是自己重新做了一个《古史》，在序中他对司马迁的评价是“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熹深以为然。朱熹还说“(司马)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

班固和朱熹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这些评价，现代人是没有感觉的，很难理解，因为把《史记》与四书五经对比的结果，基本前提是你要读懂、读透四书五经， 然后再看《史记》，其差异是非常清晰的。而现代有几人真正把四书五经完整读一遍的，更不要说读懂、读透了。即便对《史记》可可能仅限于中学课本中的《鸿门宴》。

因此，现代人是无法在四书五经和《史记》间做出区分的，甚至也看不出各家古书的差异，而把所有古书当经典，类似没见过外国人的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一个模样。

显然，金灿荣对司马迁和《史记》并不真正了解。不过《史记》之后的各史的确为儒家所作。

第二个错误是，金灿荣把儒家当成一个思想流派，一个学派，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然，这也是民国之后的普遍性错误。儒家不是一个思想流派，更不是一个学派，而是在春秋时期当中国文化和传统濒临崩溃时，中国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中国文化的伟大诠释者。儒家是中国文化的嫡传正宗，就是中国文化本身。

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述”就是继承、传承、解释。在所谓的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是有经典的，继承了《五经》。而《五经》则是对三代即三代之前的中国历史的记录。即所谓的“六经皆史”。也就是说，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是传承当时中国历史的，是以中国历史为基础的，其他各家都是突然出现，不仅没有历史基础，而且是反中国历史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半句的“独尊儒术”并非古人语，而是新文化运动所造，来自1916年陈独秀《新青年》中一篇文章《孔子平议》，作者是易白沙。《汉书武帝纪》中的原话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易白沙是打倒孔家店第一人，他构造“独尊儒术”是想彰显汉武帝此举是思想专制。

“表章六经”实为表章中国历史，表章传统文化，因此，汉武帝此举不是什么思想专制，而是中国传统的伟大复兴。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历史的中断，传统的崩溃，汉武帝则继承历史，复兴传统。

把作为中国文化嫡传正宗的，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儒家说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一种扭曲，甚至否定中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个错误，也是很流行的，金灿荣说儒家有意识形态，喜欢农耕，并且把中国塑造成农耕文明。这说明金灿荣对儒家一无所知，人云亦云。即便在孔子的时期，就有人批评孔子不事稼穑，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论语》樊迟问稼篇中，孔子对樊迟想学种地非常不满。这都说明孔子在根本并不重视农业，当然，这一点也被很多人误解。

儒家最重的是义理，孔子所说的“礼”、“仁”，其内核都是义理。中国文化不是什么农耕文化，而是礼乐文化、义理文化。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是制度，儒家重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执行制度的人的人心。儒家的底层逻辑不是表面的礼乐制度，而是执行礼乐的人的人心。即儒家的底层逻辑是心性、义理。儒家不是基于任何外在的制度，也不基于任何外在的经济形态，因为用任何的制度形态和经济形态去定义儒家文化，定义中国文化都是错误的。说儒家、古代中国是封建礼教、宗法社会是错误的，说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也是错误的。

儒家讲的义利之辨，以义为本，以利为末。儒家重的是义，而非利，不会刻意重视任何行业。儒家主张“不与民争业”，尊重任何行业。重农抑商，是秦朝法家的做法，汉武帝盐铁官营也是沿用法家做法，到汉昭帝时，被儒家反对，记录在《盐铁论》中。金灿荣把法家的重农抑商张冠李戴到儒家头上了，典型不学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