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政府，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各個部門都在安排撤離。然而，有3名軍統特務卻不願跟随國民黨軍離開，就這樣留在了大陸，隐姓埋名生活了64年。
直到2013年，3人在有關部門的幫助下相約見面。此時的3人都已是白發蒼蒼的老人，這次見完面，有生之年不知還能否再相見。3人一緻決定要拍一張合照。随着“咔嚓”一聲，3人此次珍貴的會面被永遠定格。
當有人問他們當年為何不願離開大陸時，他們如是回答：
“甯戀故鄉一撚土，莫戀他鄉萬兩金。我一定要留在這裡。”
“我年邁的母親每天都會在門口等我回家，我不能抛下她，就這樣離開。”
“我從小就是個孤兒，家鄉是我唯一的眷戀。”
在時代的洪流中，任何人都做不到獨善其身。然而，當面對抉擇時，他們仍然堅守着自己的底線。
家鄉故土就是他們最後的底線，他們甯願承擔一切後果，也不願離開生養他們的土地。
他們是誰？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他們經曆了怎樣的坎坷遭遇？留下來之後，他們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戰争年代，有口飯吃，已是最大的幸運
三人見面後，塵封已久的往事，像一幀一幀發黃的老電影按了播放鍵，開始緩慢地上演。
據王慶蓮同志訴說，她是浙江江山縣人。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她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雖然生活拮據，但是母親還是靠着微薄的收入，一直供她讀書，直到日本侵略者入侵了她的家鄉，讓本來就入不敷出的家雪上加霜。
王慶蓮動情地說道：“1943年，軍統來我的家鄉招人，那年我15歲。因為戰争，我的學業也無法繼續。但是，找活計談何容易，我和母親眼看就要揭不開鍋了。”
回憶起當年的辛酸，王慶蓮哽咽了，稍微頓了頓後，她繼續說：“為了維持一家人能夠活下去，有口飯吃，母親就讓我去參加特務考試。沒想到，我一考就考上了。”
“随後，我先被安排到了磁器口造紙廠，每天就是列印檔案。後來才被調到譯電科做譯電員，工作内容是，把截獲的電報翻譯出來。這份工作不像那些體力活兒，每天隻要坐在那裡，翻譯電報就行。”
“而且，還不用冒生命危險，拿槍杆子上戰場，每個月拿到的工資在那時也稱得上是‘高薪’了。是以，關于軍統的性質，我根本沒有深入去研究過。在那個年代，能有這樣一份既穩定，工資又高的工作維持生計，我已經非常滿足了。”
到底何為軍統？
民國時期，軍統是國民黨為了能快速準确的掌握資訊，設定的情報機構，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前身是國民黨黨團組織複興社下屬特務處。它的性質相當于現在美國的CIA。
軍統的主要負責人是戴笠，在戴笠的上司下，軍統在抗日戰争時期達到了鼎盛時期，特務人員有50000多名，還能自主派遣軍隊。是以，大家都稱戴笠為“特工之王”。
除了人多，權利大，軍統的福利也很好，這也是王慶蓮選擇一直在譯電科翻譯情報的主要原因。
軍統局對待職工可以說是非常友好，不僅能拿高薪，如果家裡有什麼困難，軍統局也會幫着解決。是以，在這裡工作的職員，基本都非常竭盡全力，非常認真負責。
其中，在軍統局，負責收發情報的都是些沒有權利的小職員，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收到的情報翻譯一下，再分門别類發給其他主辦部門。
通常，情報會根據機密程度和是否緊急進行分類，白色是一般情報，黃色是速件，紅色是最速件，紫色則是最機密的。
王慶蓮在軍統局就算是一名再普通不過的“小職員”。王慶蓮說：“為了生計，我對這份工作沒有其他要求。而且我讀過書，根據不同的密碼本破譯電報，我很快就上手了。”
說到這裡，王慶蓮說起了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當年，在譯電科工作的職員都是江山縣的，大家說的都是江山家鄉話。有一天，來了一名共産黨，因為聽不懂我們說的江山話，最後隻能無功而返。這件事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原來是戴笠為了防止其他人來探聽情報，專門招收江山縣的譯電員。”
王慶蓮在譯電科工作了3年。期間，她破譯了有關日本侵略者的情報有800多種，為抗戰勝利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6年，戴笠乘坐飛機時不幸罹難，飛機墜毀在南京附近。王慶蓮就在此時離開了譯電科。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她在譯電科的同僚來找她，讓她也去台灣。然而，王慶蓮卻拒絕了。
對此，王慶蓮說道：“我的母親年紀大了，生活習慣都沒法再改變，而且也經曆不了長途奔波。母親辛苦将我拉扯大，我不能為了自己，在這個時候離開她。”
後來，在黨政府的安排下，王慶蓮到江山縣糧食局工作，有了穩定的工作，生活也歸于甯靜。王慶蓮也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退休後，兒孫滿堂，王慶蓮也享受到了天倫之樂。
最後，王慶蓮動情地說：“感謝共産黨，給我安排工作，我才有了之後的幸福生活。當年我選擇留下，是對的！”
因為熱愛，是以無畏
王慶蓮為了有口飯吃，誤打誤撞才去做了軍統的特務。祝仁波與之相比應該是幸運的，畢竟，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真正的熱愛。但是，把“幸運”用在祝仁波身上好像又不太貼切，他的身世比王慶蓮更加坎坷和曲折。
祝仁波1922年出生，是地道地道的上海人。年幼無知的他，就經曆了父母雙亡、家庭破碎的沉重打擊。他小小年紀隻能找一些收童工的地方，靠力氣賺一點生活費。
回憶起這段經曆的時候，已經是老人的祝仁波眼睛裡噙着淚，他說：“不管怎樣，我還是長大了。後來，在姐夫陳一白的幫助和推薦下，我就去了浙江警官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雖然對剛接觸通訊技術的祝仁波來說，自己對通訊隻是略懂皮毛，但卻架不住自己喜歡。“因為可以學習通訊，那段日子真的是我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幸福時光。”
如果祝仁波自身是一匹千裡馬，那陳一白就是他的伯樂。
當時，陳一白在浙江警官學校當教官，當他看到祝仁波刻苦學習的樣子時，就知道祝仁波一定會學有所成。
陳一白作為數一數二的電信專家，不僅給了祝仁波很多鼓勵，而且還幫助他了解晦澀難懂的電信知識。看到陳一白如此幫助自己，祝仁波對他說：“雖然我現在的成績有點兒落後，但是我一定會趕上去的。”
看着他堅定的眼神，陳一白也對此深信不疑。後來，祝仁波的成績果然趕了上去，而且一直名列前茅。
祝仁波像是一塊吸水量極大的海綿，迫切吸取更多的專業知識。随後，祝仁波又學習了難度更大的機務内容，不僅需要學習實體和微積分，還要學習英文，因為發報機是從國外采購回來的。
強烈的熱愛加上勤奮苦學，祝仁波也很快就掌握了機務精髓。
當說到他是什麼時候進入軍統局時，祝仁波臉色變得凝重起來：“那是淞滬會戰之後，我進入了軍統的第四處第二科，負責為那些接收電報的職員制作和修理發報機。”
“大家覺得制作和修理發報機屬于幕後工作，是這樣，但也不是這樣。很多時候，我都是在日軍的轟炸下，冒着槍林彈雨完成的搶修任務。有很多次我都覺得自己死定了，但都奇迹般的活了下來。”
後來，軍統的機要人員撤離時，祝仁波毅然地選擇留了下來。問其原因，老人思索了好久才說：“有一句話特别能表達我的想法：‘你問我為何總是噙滿淚水，那是因為，我愛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我自幼父母雙亡，是這片土地養育了我，我舍不得離開。”
選擇留在大陸的祝仁波，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在那裡，他靠着之前所學的電信知識做起了生意。有了一定積蓄後，在朋友的介紹下，祝仁波娶妻生子，享受這平凡生活裡的幸福。
然而，幸福的生活短暫得好像沒發生過一樣，由于祝仁波在軍統的身份和工作職位特殊，新中國成立後，他被隔離審查。一朝锒铛入獄，妻離子散，陪伴祝仁波的，又隻剩下腳下的這片土地，和他熱愛的電信。
祝仁波說：“隻要我的雙腳能踏在這片土地上，做我喜歡做的電信，我無悔亦無憾。”
10年勞改結束後，由于祝仁波精湛的通訊技術，改造的農場繼續将他留用了16年。
1980年，孑然一身的祝仁波獲得自由，在政府的安排下，于浙江甯海的一個小鎮安度晚年。雖然被審判被勞教，但祝仁波卻滿懷感恩，他一臉知足地說道：“就這樣已經很好了，我還在這片土地生活，還擁有了自己熱愛的事業，我感謝黨，感謝新中國。”
2013年，等到相關部門找到祝仁波時，他顯得異常激動和高興，急不可耐地想與其他兩位老人見面。也許在祝仁波的内心深處，隻有和他同樣經曆過殘酷歲月的王慶蓮和戴以謙，才能更深切地體會他想要留在大陸的心情吧！
祝仁波的一生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孤苦無依。然而，他從未一刻有過放棄的念頭，他内心的堅定與強大，讓他的一生雖然有過墜落，但也不失斑斓。
2019年10月9日，祝仁波老人溘然長逝，享年98歲。
身份最特殊的特務
與祝仁波和王慶蓮的坎坷身世相比，戴以謙是正統的軍人出身，家境算是三人裡面最優渥的。而且，他與當年的特務頭子戴笠還有一層親屬關系，如果論輩分，他要喊戴笠一聲“十叔公”。
戰争時期，也因為這層特殊的關系，戴以謙被任命為軍統局的機要參謀，不僅對重大機密事件有決策權，而且在生活中也處處被優待。
随着世事變遷，新中國成立後，這個職位曾經帶給戴以謙多麼無限的風光，如今也是以讓戴以謙無法擺脫新中國法律的審判和制裁。
1958年，在老家務農的戴以謙被當地相關部門帶走，經過審查後，戴以謙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對此判決，法官問戴以謙是否要上訴時，戴以謙淡定回答：“我無條件接受，毫無怨言。”
其實，當年的戴以謙隻是為了抗日才去參的軍。年少有為的他，很早就上過戰場，打過日寇。他英勇無畏，奮勇殺敵，為抗日戰争的勝利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他與戴笠是如何相遇，并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局機要參謀的呢？
戴以謙回憶說：“年輕的時候，心思靈活，也會說話。還上過戰場，殺過日寇。到了1943年，剛剛18歲的我，就被提拔到了江西鉛山，國軍設立的一個辦事處工作。”
“就是在這裡，我遇到了叔公戴笠。當時的他，已經是國民黨内的‘風雲人物’，老蔣特别信任他，派他來江西視察工作，我們就這樣碰見了。”
據戴以謙訴說，戴笠見到他，親切地問他：“你這個小夥子，在這裡幹什麼？”戴以謙就說自己剛被派到這裡工作。
結果，不久，戴以謙的上級上司就接到了戴笠傳達的指令。指令說，因急缺人手，現特将戴以謙調到軍統局工作，請有關部門積極配合，做好工作交接。
要知道，軍統局在當時可是國民政府極為看重的一個部門，不是哪個人随随便便就能進去的。像戴以謙這樣空降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去了之後也不是直接當的機要參謀，而是先去專門的特務教育訓練班學習教育訓練，結業之後，我又去了軍統局的東南辦事處工作。”
“也許是看我做事踏實，頭腦又靈活，戴笠很快就将我提拔為他身邊的機要秘書，負責各種重要的情報工作。”
看着戴笠一路直升，周圍人很多都想求他辦事，當時的戴以謙可以說是炙手可熱。而對戴以謙極為器重的戴笠，面對戴以謙的需求，也會盡量滿足。對他推薦的人，他大多都會采納重用。
在戴笠的推波助瀾下，戴以謙進入了人生的巅峰時刻。可以說，是戴笠成就了戴以謙。知恩感恩的戴以謙，一直忠心耿耿為戴笠提供情報，甚至在内戰時期也依然跟随戴笠為國民政府服務。
後來，戴笠乘坐的飛機意外墜毀。緊接着，國民黨被迫退至台灣，接連而至的噩耗，就像一盆冰冷的水潑到了戴以謙頭上，他瞬時清醒。想到自己最初的初衷隻是為了打跑日寇，如今自家人打自家人，實在違背了他本意。
當軍統局的昔日同僚都勸說他一起去台灣時，他毅然決然地拒絕了。
“想明白的我，去了北平，遇到了傅作義，我倆決定一起向共産黨投誠。”如今已經年邁的戴以謙說道，“這真是一個無比正确的決定，如果不是這個決定，如今我也不會被黨政府這樣優待，住這麼好的養老院，每個月還能領補貼，我感恩啊！”
接受判決的戴以謙，刑滿釋放後，妻子已經改嫁。此時的他，無依無靠，年紀大了，又體弱多病，如果沒有黨政府的關懷，或許戴以謙的晚年比祝仁波和王慶蓮都要凄慘。
戴以謙的一生，是成也戴笠，敗也戴笠。不過，就如他自己所說：“《西遊記》裡，唐朝皇帝對即将西天取經唐三藏的說：‘甯戀故鄉一撚土，莫戀他鄉萬兩金’，我知道去台灣可以受到庇佑，也可以免受責罰，或許還能生活得更好。但是，即使那裡再好，終究不是我的家啊，這裡即使沒有一個跟我有血緣的親人，也是我最牽挂的地方。”
孤寡老人戴以謙住進養老院後，從業人員怕他孤獨，總是跟他聊天。有一次，無意中說到在軍統局當特務的事，戴以謙覺得，當年肯定不止他一人選擇留在大陸。他說，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跟他一樣，當年在軍統局工作過的人，有生之年好想見見他們，叙叙舊。
在各個相關部分的幫助和協調下，很快，就找到了祝仁波和王慶蓮這兩位軍統特務的消息。
2013年10月，一個惠風和暢的上午，3位老人紛紛出發去相約地點碰面。
雖然當年同為特務的他們從未謀面，但是，經曆了歲月變遷後，如今面對同樣的身份，他們之間無形中搭起了一座默契的橋梁。3位耄耋老人碰面後，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樣，大家你說一句，我說一句，訴說着自己當年如何身為特務，又是如何走過這些年。個中滋味，用言語是無法完全表達出來的。旁邊陪同的從業人員将他們的對話一一記錄了下來。
臨走時，3人一緻要求旁邊陪同的從業人員為他們照一張合影，以紀念這次跨越幾個世紀的約會。
周國平說：“信仰是一個人内心的光，它照亮了人生的路。沒有信仰的人猶如在黑暗中行路，不辨方向，沒有目标，随波逐流，活一輩子也隻是渾渾噩噩。”
習近平主席也說過：“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王慶蓮、祝仁波和戴以謙，3位老人在那樣艱難的歲月裡，以堅強不屈的精神面對命運的裹挾，始終堅守自己的人生信仰，死守不離開家鄉的底線。最終守得雲開見月明，等到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他們這種“越是苦，越是堅韌”“越是艱難，越是堅守”的精神，即使經過多少歲月蹉跎，依然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