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日前在北京宣布珍貴古籍“天祿琳琅”修複成功。領銜修複該書的首席專家朱振彬，已在國圖工作了42年，由他帶領的團隊曆時8年将國圖館藏的279部“天祿琳琅”善本中亟待修複的300餘冊修複完畢。古籍修複究竟是什麼樣的工作？一起來聽朱振彬的介紹。
圖說：朱振彬 受訪者供圖（下同）
拜師求學
朱振彬告訴記者，修複古書不能戴手套：“古人讀書前要淨手，我們修書之前也要将手洗幹淨，隻有手觸摸到書，才知道指尖用多大力度。用手去感受書，翻一頁就是幾百年。書角磨損成圓角也是曆史的一部分，都要保留下來。”朱振彬至今還記得老師張士達對他說過的話。被譽為“一代國手”的張士達是國圖第一代古籍修複專家。
1918年，16歲的張士達從河北老家來到北京琉璃廠的肄雅堂古書店當學徒，三年學滿，直接留店。他熟稔書目，手藝精巧，還與經常來購書的郭沫若、魯迅、李一氓、鄭振铎等一衆文化名人學者成為朋友，共同探讨古籍修複和版本知識。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趙萬裡非常認可張士達的古籍鑒定水準，并推薦張士達進入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工作，尊之為“一代國手”，在這之前他的古籍修複技藝早已享譽京華。
上世紀80年代，北京圖書館古籍修複人才凋零，78歲的張士達回館培養後繼人才。此時18歲的朱振彬剛剛進入北京圖書館工作三個月。這對師徒年齡相差整整一甲子，老師口傳心授，古籍修複薪火複燃。
圖說：古籍修複的工具
精益求精
1983年，21歲的朱振彬出師，正式成為一名古籍修複師。198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次大型古籍修複工程《敦煌遺書》修複正式啟動。朱振彬和其他同僚成為修複主力，從1989年到2013年，《敦煌遺書》修複耗時20餘年。
2002年，《永樂大典》的修複保護工作啟動。朱振彬回憶起當年修複《永樂大典》時，發現古籍上有“洋書衣”，這是當年《永樂大典》流失國外時，被外國同行使用西方“機制紙”對書衣修複後造成的。“機制紙”因為含酸量高反而會對古籍不利，經與專家協商評估後，在此次修複中朱振彬對這些“洋書衣”全部舍掉，而采用中國傳統的“手工紙”複原書衣。
2013年，“天祿琳琅”修複項目正式啟動。這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最大的一次針對珍貴古籍的專項修複項目。蟲蛀、鼠齧、火燼、脆化、酸化、粘連、絮化……這些都是古籍的病症，每一種都不好對付。曆經8年，朱振彬和團隊一起修複好了“天祿琳琅”善本，團隊對每一冊書都有“個性化”定制。
朱振彬感歎，國家對古籍保護事業的投入越來越大，他随手指着修複桌介紹，剛入館時修複桌是張長0.8米寬0.4米的小桌子，後來換成長1.2米寬0.5米的桌子，今天的修複桌長1.8米寬0.8米，桌子底下除了抽屜還配有保險櫃，工具包，這些都是由國家圖書館研發并申請了專利的産品。如今的古籍組裝置精良，高清攝影台可以上下正反兩面拍攝古籍的書葉，這些都凝聚着幾代修複師的心血，配得上古籍修複“國家隊”的稱号，為的就是一個目标——給古書續命，讓他們再活200年。（新民晚報駐京記者 杜雨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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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祿琳琅”是乾隆皇帝建立的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宮廷善本皇家藏書館。1744年，乾隆帝谕令諸臣擇選清宮各處藏書中宋、金、元、明版舊書中掇之菁華置于昭仁殿而成。
“天祿琳琅”雖為清宮珍視專藏，但從建立直至20世紀50年代，幾經坎坷，磨難頻生。僞滿時期，溥儀将大量“天祿琳琅”藏書變賣折現。日本投降前夕，這批藏書經曆了哄搶，其中一部分再次流入市場。剩餘藏書又幾經輾轉，最終運回了故宮博物院。抗日戰争時期，尚存故宮的部分“天祿琳琅”藏書跟随宮中其他珍貴文物一起南遷。抗戰勝利後，這批藏書又遷至台灣省。
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大力支援，散佚的“天祿琳琅”珍本不少收歸公藏。故宮博物院所藏“天祿琳琅”205部全部移交給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北京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