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不久，蔣介石雖然已經退守台灣，但全國各地依舊潛伏着不少國民黨特務以及一些反革命分子，甚至還企圖卷土重來。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1950年10月全國各地都掀起了一場“
鎮反革命運動
”。
在鎮反運動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大批的特務得到了鎮壓，我黨在這場運動中擷取了重大的成功。在全國各地當中，就屬國民政府南京的特務最多，我黨為了加速推進鎮反運動。南京市警察局于1951年1月展開了反動黨團特務人員的登記工作。
登記工作開始的第一天就有1500人主動過來登記，坦白自己之前為國民黨做過事。登記工作進行了五天左右，就已經有4200多人，這些都是思想比較通透的，但有些國民黨的特務還是對政府釋出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政策有所懷疑，幹脆就不去登記。
楊登瀛的真實身份是“雙面特工”？
公安機關對此也沒有辦法，隻能加大捕捉力度，争取将這些冥頑不靈的特務全部帶回。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期間發生了一起比較特殊的案件，這起案件被捕“特務”叫做
楊登瀛，他因為曾經幫個國民黨做事被逮捕。
楊登瀛的身份并不是南京警察局查到的，是通過群眾舉報：稱南京城西有一個茶水攤主的身份有點可疑，說話帶有一點廣東腔，對生意并不是很上心，一有時間就會看報紙，在當地顯得非常的神秘，街坊鄰居隻知道他叫做
鮑君甫。
南京警察局在了解過初步的情況後，立即将這名叫鮑君甫的小攤老闆帶走了。經過查詢，才知道此人是真的不簡單，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南京檢討院長，是國民黨中統系統中的一名“大特務”。
但是鮑君甫對于審訊非常的鎮定，不管什麼問題他都一律不答。沒有辦法，因為他不主動交代，南京法院決定對他處以重刑。 很快就到了開庭的日子，在法庭上鮑君甫依舊保持着 沉默。直到最後鮑君甫講了一句話：“
我曾經對黨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絕對沒有不當的行為，陳赓可以幫我作證！
”
鮑君甫的這一段話就連南京市人民法院的院長都感到十分的震驚，看他胸有成竹的樣子，難道真的捉錯人了？但也有很多的人都不相信鮑君甫說的話，為什麼？好歹你也是中統的一名特務，本來對立面就是共産黨，根本就不可能幫助我黨，更不要說做什麼貢獻了！
鮑君甫見大家都不相信他，便接着說出他的經曆：“1926年由陳養山介紹，這才是使我加入共産黨。1930年到1931年，國民黨派我擔任中央黨部組織部調查科駐滬辦事處主任，此次計劃是經過中央準許的，由陳赓同志直接上司。後因顧順章告密，我被國民黨逮捕。直到1937年我才被釋放，但也是以和中央失去聯系。我說的這些事句句屬實，
陳赓可以幫我證明。
又是
陳赓，他的這兩段話都有提到陳赓，看起來他們一定是認識的。而且，他說的時間和地點都能夠對得上。如果真的如他所說，那麼他就是潛伏在敵人内部的“紅色特工”，那他們就真的捉錯人了。
慎重起見還是得找
陳赓同确認一下比較好，大家都想知道陳赓會怎麼解決這件事情，如果最後陳赓并不承認
鮑君甫的說辭，那麼他就是企圖欺騙大家，罪加一等。 就這樣，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一直沒有等到對方的消息，南京法院不禁有些摸不着頭腦。
1951年11月24日，才傳來陳赓的消息，原來那個時候陳赓已經遠赴北韓指揮戰争了。南京法院的那封信經過了幾番輾轉才送到了陳赓的手上。陳赓看到消息的時候，第一時間就回了信。
信中寫道：“
鮑君甫的确在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
”陳赓的證詞讓大家相信鮑君甫的一名紅色特工，他曾經的曆史也被展示出來，任誰也沒有想到中統的大特務真實身份卻是我黨的紅色特工。
那麼鮑君甫究竟是如何踏上“雙面特工”這條路的呢？想知道的話，大家不妨繼續往下看！
鮑君甫在兩黨之間遊刃有餘
鮑君甫又名
楊登瀛，1893年的時候在廣東出生，是香山縣前三白石村人。辛亥革命爆發之後
鮑君甫選擇到日本求學，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的時間，期間還考入了當地最著名的“早稻田大學”。
之後他一直用楊登瀛這個名字也有這個原因，“登瀛”二字的意思是東瀛留學的意思，東瀛就是日本。因為
鮑君甫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原因，使他對日本的經濟、政治、以及當地的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他的才能就在這裡埋下了伏筆。
1919年鮑君甫終于回到了中國，他一開始在日本人舉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做事，之後因為他精通日語的原因，被一家日商洋行聘請為進階職員，平時還會給日本的一些通訊撰稿。很快的鮑君甫就在上海混得不錯了，也有一套屬于自己的人際關系網。
在這期間他先後參加了
“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之後又受孫中山思想影響，是以加入了國民黨。而且
鮑君甫還
結識了翟秋白、恽代英等進步人士，與上海各個工會負責人也有往來。
而且鮑君甫還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人，他就是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二人因為同是廣東人，因為感情也是迅速升溫。“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二人的交情可以說是非常的深厚。後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了陳立夫，慢慢的楊劍虹成為了他最信任的助手。
盡管二人的政治取向不在統一戰線，但絲毫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關系。後來在楊劍虹的引薦之下，鮑君甫認識了cc系的骨幹級人物——張道潘。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張道潘在黨内有一個政敵總是阻攔他做事，讓他非常的苦惱。
這件事情如果是平時的話，張道潘根本就不會向他人提及半句，但是因為他喝了點酒，便一時間沒有注意，将這件事情和鮑君甫沒過幾天，那人便離奇出車禍而亡。從此之後，張道藩對鮑君甫信任有加，基本上成為了無話不說的朋友，而對鮑君甫而言張道潘就是他的保護傘。
在張道藩的引薦下，他又獲得了陳立夫的信任，是以直接聯系上了國民黨高層。鮑君甫的人際關系也越來越廣。
1925年，他經人介紹認識了在國民黨中央交通局任職的陳養山，陳養山真實的身份是中共黨員。陳養山在交通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廣州出版的進步書刊、雜志，從廣州運送到上海，之後再由上海轉發至全國各地。
而當時因為有些進步書刊需要要懂一些日語，是以别人就将鮑君甫介紹給陳養山認識，陳養山也經常會向鮑君甫請教學習日文。一來二去兩人也就成為了莫逆之交，在兩個人相識後，陳養山經常會将《中國青年》、《語絲》《向導》等書刊送給鮑君甫閱讀。
他們也會經常聚在一起讨論當下的時局，漸漸地鮑君甫便對共産黨産生了好感，同時還主動表示自己願意在暗中幫助中共做事，陳養山對鮑君甫也有一定的了解，
于是在陳養山的介紹下，鮑君甫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了一名地下“紅色特工”。
1927年，老蔣發起“四一二政變”，楊登瀛對他的做法非常的不滿，曾經在報紙上公開批評蔣介石，也是因為如此鮑君甫被逮捕入獄。不過沒幾個月，他就被張道藩、蔡元培出面保釋出獄了，之後他一直潛伏在上海。
“四一二”政變爆發不久後，老蔣就因為國民黨内部鬥争被迫下台了。不過即便老蔣下台了，實權依舊掌握在他的手裡。并且沒過多久，蔣介石又重新奪回實權複出，成為了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
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指令自己的親信陳立夫籌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陳立夫上任之後，又任命自己的親信楊劍虹為采訪股總幹事。
不過因為國民黨中央對特務的工作經驗不多，是以他們想要挑選在上海特務機關的負責人。說實話屬實是有點困難，畢竟人才不會在臉上寫着“人才”二字，隻能自己去尋找，但是，人海茫茫這樣的人去哪裡找呢？
楊劍虹立馬就想到了一個人——鮑君甫，是以他經常會去找他幫忙處理特務工作，兩人還是和以前一樣無話不談。但這次鮑君甫有些為難了，因為楊劍虹的特務工作性質是反共，和自己的在對立面的，這是鮑君甫不能接受的。
因為在鮑君甫的心中共産黨的革命事業比起友情更加的重要，是以他立馬找到了陳養山，當即就将楊劍虹跟他說的一些特務活動都說了出來，此事過後，陳養山認識到鮑君甫是一個很正義感的人，于是他便将這件事情報告給了陳赓。
當時經曆“412”政變後，上海黨組織常常會遭到破壞，為了應對目前的惡劣局勢，中央特科正式成立，陳赓則擔任情報科科長。因為成立不久的原因，情報來源非常有限，這對他們的地下工作非常不利，情報科最需要的就是一名内線情報員。
剛好這個時候陳養山向他介紹了鮑君甫這個人，陳赓在詳細詢問了鮑君甫的情況之後，便向周恩來作了彙報。而現在的鮑君甫已經是國民黨特工系統的進階幹部了，并且因為其的才能，也被大家稱之為“難得的人才”。
我黨這邊正在為無法打入國民黨特工高層内部而發愁，就連周恩來也十分的重視這件事情，在得知鮑君甫這号人之後，當即決定由陳赓與鮑君甫單線聯系。
1928年5月初，
陳赓和鮑君甫取得了聯系并在一家咖啡店會面，二人進行了一番簡單的交流。在此次會談中，鮑君甫表明了自己和楊劍虹之間的關系，同時對自己是國民黨進階特務的事情進行了一番簡述。
對于鮑君甫的這波操作，陳赓很通情達理地表示：
我完全了解你目前的處境，也相信你的為人。我支援你跟着楊劍虹幹調查科的工作，也希望你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起良好的聯系，最好也可以和法租界的巡捕房擷取友好的合作關系，這樣會更加利于我們展開工作。
陳赓對鮑君甫提出的要求，他欣然同意了之後，又提出自己在工作上可能會需要一些錢，陳赓聽後立即遞給了鮑君甫一根金條，甚至還答應他以後每個月自己都會給他300光洋。讓他哥國民黨建立更深遠的關系。
後來，中央特科又考慮到
鮑君甫經常要陪同陳立夫、張道藩等中統大特務，出入警察局和巡捕房，是以中央特科還特意給鮑君甫整了一輛小汽車，讓鮑君甫更有利于開展工作。是以張道藩每次到上海都是鮑君甫出面接待。當然了這都是後話！
随後，鮑君甫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如果以後楊劍虹向他索要中共情報，該怎麼辦？對于這個問題，陳赓讓他盡管放心，隻要他需要自己以後會不斷地向他提供中共黨内的檔案以及各種機關刊物，肯定不會讓他為難的。就這樣，鮑君甫成為了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位“
雙面特工
”，且成為中共在敵人偵探機關中的第一個反間諜關系。
能力“通天”的鮑君甫
為了能夠更好地配合鮑君甫的工作，經過中共中央的準許，陳赓在中共的宣傳片和公開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大的黨内檔案印發之前，都先交給了鮑君甫，用來當他上交給國民黨特務科的情報内容。
甚至有的時候，陳赓還會故意制造假機關、假情報，讓鮑君甫帶着人去“破獲”，他和鮑君甫主演的這場戲，成功地迷惑了敵人的眼睛。而且這些專門為敵人準備的情報，也讓鮑君甫在中統那裡混得是風生水起，任誰見了他都非常的尊敬。
就這樣在鮑君甫成為了當時上海國民黨警察系統中，“能力通天”的大人物，就算後來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科的主任換了好幾個，對于鮑君甫而言沒有一點影響，不管是誰來當上司，鮑君甫都能憑借自己的能力站穩腳。
1930年，國民黨調查科為了收集更多的情報，是以要擴大活動的範圍。先後在上海、武漢等地派出特派員，這些特派員身上都配有電台。
就在這個時候楊劍虹畏罪自殺了，中統在上海一時間群龍無首。在楊劍虹死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開始重用鮑君甫，他這些年的能力也被調查科的主任看在眼裡，是以對鮑君甫更多的是栽培的想法。
同年10月，
鮑君甫經過陳立夫和張道藩的輪番舉薦，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就這樣他成為了國民黨在上海特務機關的最高的負責人。我黨這邊抓住機會，特地為他準備了情報，作為他向上邀功的資本，讓他更受國民黨内部的重視。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還特地安排了一些機關，讓鮑君甫率員去破獲，一般都是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團員，就會讓他去逮捕，既解決了我黨的顧慮，也能夠幫助他有更好的上升空間，一舉兩得。
就這樣，鮑君甫得到重用，一般上海隻要有大案子，上級都會交給鮑君甫去處理，對他極其的信任。因為他的關系，我黨掌握了國民黨許多重要的情報，是以陳赓在談判的時候都說：“國民黨在上海的機關特務，實際上一直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單憑這些就足以證明鮑君甫對我黨做出的貢獻不作假！
1930年，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
黃第洪從蘇聯留學回來，本來中央是要将他配置設定到江西蘇區的。但是因為黃第洪已經适應了在蘇聯舒服的日子，不想到蘇區過艱苦的日子。再加上他已經被“白色恐怖”吓壞了，打心裡就不想接觸我黨。
于是，
黃第洪起了歪心思，他回國後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給蔣介石寫信，信中大緻的内容是：
我願意脫離中共，歸順蔣校長，請校長接見，盡量避開讓旁人。我回到上海後就直接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近期會和周恩來見面，我可以協助你們抓周恩來。
老蔣看到這封信之後非常的高興，因為他一直堅信“
自己人打自己人
”的政策，
黃第洪就是送上門的“底牌”。于是，蔣介石立即将這件事情交給親信陳立夫去辦，而陳立夫直接交給中統的老大徐恩曾去辦。這種事情徐恩曾怎麼可能會自己親手辦？果不其然，最後這個事情還是交到了鮑君甫的手上。
鮑君甫得知此事之後，知道此事事态嚴重，當即就把
黃第洪的向老蔣投誠的事情上報給了中央特科。此事牽扯衆多，中央特科也不敢怠慢，直接将這件事報告給周恩來。
沒隔多久，黃第洪就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簡單概括一下就是約周恩來在先施公司旁邊的郵電局見面。
黃第洪怕周恩來不來，是以還聲稱自己有中共黨員在蘇聯留學的重要情報彙報，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表示自己一定會為共産主義事業貢獻全部力量。就想知道黃第洪寫這封信的時候，羞不羞愧，在蘇聯留學多年沒學會“忠心”二字，反而将“小人”诠釋得有鼻子有眼！
看到這封信後的周恩來非常的失望，自己寄予厚望的人居然會如此反水，于是周恩來決定給黃第洪來一個将計就計，好好教教他如何做一個中國人。當即就答應了會與黃第洪準時赴約，同時對我黨地下小組下達訓示：伺機鎮壓黃第洪，不要讓他跑了。
到了赴約那天，黃第洪并沒有去赴約，因為黃第洪知道周恩來一向辦事謹慎，這麼輕易就答應赴約其中必定有詐。也是做賊心虛的黃第洪為了躲避我黨的追捕，不斷變換住址。可是，黃第洪的反水是對中共機關最大的威脅，必須盡快鏟除永絕禍患。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調查科終于找到了黃第洪的住址，并且迅速将他解決了。在處理黃第洪這一事中，鮑君甫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鮑君甫對我黨的忠誠和貢獻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當即選擇了投敵。顧順章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大部分機密，對于鮑君甫這号人物也是略有耳聞，他知道這是自己最後的一張底牌。于是他堅持要到南京和老蔣當面陳述。
在這個危急時刻，還好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一名紅色特工錢壯飛将顧順章投敵的消息告知了中共中央，中共特科當即安排轉移，這才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但鮑君甫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當時，陳赓找到鮑君甫，告訴他顧順章已經投敵，叫他盡快去外地躲一躲。鮑君甫聽後，搖了搖頭說道：“王庸（陳赓化名），你真夠朋友，危難之時沒忘記我。但我自恃有張道藩這把保護傘，對付顧順章還不是大問題，我不會外出躲避的”。
陳赓隻能叮囑道：“你實在不想離開上海的話，就要有個心理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産黨勝利的時候，我們絕對不會忘記你的。”果不其然，沒多久他就被顧順章出賣而被捕，關押在南京瞻園路憲兵司令部監獄。
在獄中的那段時間裡，鮑君甫沒有出賣組織一點資訊，而是一直咬住顧順章誣陷好人。 經過半年的調查，他們在鮑君甫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線索，陳立夫授意張道藩将鮑君甫保釋出去了。
在獄中這半年裡鮑君甫吃了不少苦頭，就連他的牙齒都被打掉了，出獄後的他與之前大有不同，他變得小心謹慎，甚至不敢與組織聯系。後來在陳立夫的關照下，他擔任了南京檢討院副院長，中央感化院院長等職務。
1940年，生活困難的鮑君甫托朋友為他謀得感化院訓導員的差事，他因為能力出衆被提升為感化院訓導主任。在抗戰勝利後，由于鮑君甫并未擔任重要僞職，并且還幫助過一些抗日分子，是以沒有被國民政府追究。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淪落為街頭小販，靠賣點茶水和煙為生。
1950年10月，鎮反運動開始，鮑君甫被抓捕歸案。就當法院準備對其重判時，陳赓的證明信救了他。但南京市法院研究後還是決定判處管制一年，随後将他釋放。
1954年，一場大病花光了鮑君甫所有的積蓄，他的生活已經過不下去了，沒辦法隻能給陳赓、李克農寫信求助。李克農得知情況後，立即給公安部寫信，提議由南京市警察局對楊登瀛進行适當照顧。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在痛苦中逝去。他的事迹在總參謀部編撰的《陳赓傳記》中有較高評價，這也算是曆史對他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