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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後,許世友酒後對親信說:紅軍時期,我提升快,主要靠這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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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許世友

前言

很多人覺得許世友是一介莽夫,實際上,縱觀他的一生,不難看出,許世友本身是極其精明和睿智的人。

在風起雲湧的政壇,許世友像是個不倒翁,總是有驚無險地度過一切......

“白雀園”中的許世友

解放後,許世友酒後對親信說:紅軍時期,我提升快,主要靠這兩點

圖丨張國焘(左)

1931年5月,張國焘以中央全權代表和軍委主席的身份來到了鄂豫皖根據地,這代表着王明中央政權開始控制鄂豫皖根據地。

張國焘撤銷了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自己任書記,後又成立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兼任主席,張國焘逐漸在鄂豫皖根據地獨攬大權。

9月10月,張國焘主持了白雀園事件,這次事件中,犧牲了數以萬計的革命者,

紅四軍各級幹部,除了少數幸免于難,幾乎全都被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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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徐向前

先任紅4軍軍長,後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曾經痛心疾首地回憶了那段往事:

“他們抓起來的那些紅軍幹部,都是跟我們一起打遊擊走過來的,作戰勇敢,平時沒有什麼異常表現,一夜之間,就被定了性,讓人不能了解,那個時候,我們一邊行軍打仗,他們一邊抓人,人越抓越多,給了我極大的震動。”

“為了防止部隊異動,張國焘等人還決定,以營為機關拆散混編,有人巡視監督,人人自危,見了熟人也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什麼的。”

許世友就是其中幸免于難的少數,他不僅沒有被抓捕,沒有受牽連,反而還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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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白雀園事件

解放後,某一天晚上 ,許世友跟幾個熟悉的親信喝酒,酒興正濃,就多喝了幾杯,他主動提起了白雀園事件,并揭秘了那時候提升很快的原因。

“紅軍那陣子,我提升很快,主要是我把握住了兩點:一點是打仗勇猛,不怕死,與其被自己人殺了,還不如死在戰場上,還能當烈士;第二點就是不要發牢騷,打仗的時候打仗,不打仗的時候睡覺,就算他查,也查不到我頭上。”

那時候,許世友愛喝酒是出了名的,他是紅四軍當中唯一可以破例喝酒的将領,每次打完仗,他就到處找酒喝,喝醉了就倒在一邊呼呼大睡。

因為不滿擔憂,人們聚在一起就免不了要議論兩句,許世友從來不參與這些讨論,他就是睡覺、喝酒、喝酒、睡覺。

衆所周知,許世友酒量很大,當時的醉酒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過隻要周圍人以為許世友醉了、糊塗了就好,看不到他的清醒、智慧,也許才能逃脫一劫吧。

許世友自己不發牢騷,也不準自己管轄的部隊發牢騷。

有一次,許世友聽見團裡幾個營長聚在小聲嘀咕:

“我們究竟怎麼辦,要走到哪去?”

“鬼知道,成天就是走走走......”

“我看呐,總部那個頭是不是逃跑主義?”

“你找死啊,别被人聽見!”

“怕什麼啊,現在紅四方面軍,哪個人心裡沒憋着火?”

許世友趕緊走上前,大聲斥責,“你們瞎嘀咕什麼呢,耍嘴皮子能勝利?淨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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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時期

許世友提到,自己提升快,

第一個理由是打仗不怕死

。他曾經是敢死隊的隊員,基本都是拎着把大刀跟敵人玩命,若是活下來自然能夠順利晉升。

“短短的三年時間,我從一名普通士兵做到了班長、排長、直至團長,放在現在來看,絕對是比較快的。為什麼快呢,人都打沒了,你是共産黨員,不幹不行,我從戰士到團長,打了上千次仗,有些小仗是一天幾次,算都算不清,這個過程中,我逐漸學會了如何帶兵打仗。”

1927年8月,在中國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許世友加入共産黨,他回到家鄉投身革命,開始了自己的軍旅生涯。

許世友一回到家鄉,就參加了麻城六鄉農民義勇隊,被選為大隊長兼炮隊隊長。之是以能在最開始就得到大家的擁護,是因為許世友加入共産黨之前,在國民黨已經有了五年的軍旅經曆,而且許世友會少林功夫。

這一年11月13日,許世友帶着六鄉農民義勇隊加入了參加黃麻起義的隊伍,14日清晨,起義軍占領全城,戰鬥勝利結束,許世友帶着隊伍傳回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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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民兵

11月18日,黃安縣農民政府成立,黃麻起義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革命形勢大好。

12月5日,風雲突變,國民黨突襲了黃安縣,鄂東軍在吳光浩的帶領下,離開了黃麻地區。

1928年1月,鄂東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7軍,吳光浩擔任軍長,隊伍越打越大,4月,吳光浩帶着第7軍殺回黃麻地區。

許世友帶領的義勇軍在這個時候被編入了第7軍,許世友正式進入主力部隊。

7月,第7軍被改編為紅11軍第31師,吳光浩擔任軍長,許世友被編入2大隊第6班,不久,許世友的班長戰死,許世友接任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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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吳光浩

1928年冬天,因為許世友武藝高強,能打能沖,他晉升為排長,1929年初,許世友升至連長。

河南光山西南黃油尖,這個有一個300多地主武裝盤踞的山寨,而這地方九曲十八彎,地形複雜,防禦極強,想要拿下并不容易。

作為敢死隊隊長的許世友領命攻打這座山寨,戰鬥的槍聲一響,許世友不要命地沖在最前面,敵人占據高點,推下滾木圓石,敢死隊不得已撤回。

許世友總結經驗,讓隊員們頂着桌子,裹着被子繼續沖,敵人除了推東西下來,開始把滾燙的開水往下澆,好在有了遮擋,敢死隊隊員們并未受到什麼影響。

許世友第一個爬上寨頂,有三四個敵人舉着一根巨木對着許世友往下砸,連續三次都被打了下來。最後一次,巨木打中許世友的腦袋,他從寨頂掉了下來,當場暈死過去。

在許世友的鼓舞和影響之下,敢死隊隊員越發勇猛,終于攻克了山寨。隊員們以為許世友犧牲了,哭着把許世友擡了回去,正巧許世友蘇醒過來,看見大家失聲痛哭,逗樂地說,“咦?我咋睡了個好覺?”隊員們破涕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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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徐向前擔任紅11軍第31師副師長。他一上任,就注意到了英勇善戰的許世友,9月,經曆了幾場大大小小的戰鬥,許世友升任為第31師第1團第1營的營長。

1931年1月,紅11軍改編為紅4軍,許世友擔任第10師的營長,1931年11月,以紅4軍(第10師、第11師、第12師)為基礎,成立了紅四方面軍,徐向前擔任總指揮。

徐向前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正兒八經的科班出生,農民出身的許世友,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帶兵打仗的經驗。

1932年,許世友升任為第34團團長,剛剛上任不久,許世友就面臨大戰考驗。

敵人重兵集結,對商城、潢川發動攻擊,而這兩個地方,是河南境内的軍事重地。

2月1日上午,紅四方面軍打響戰鬥,敵方裝備好,戰鬥能力強,紅四方面軍硬着頭皮頂住了敵人的瘋狂進攻。到了下午,敵方軍心動搖,全面崩潰,我軍正方和側方的隊伍開始猛攻,敵軍紛紛逃命,丢下了不少槍炮物資。

可是,紅四方面軍并未粉碎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隻能被迫作戰轉移,

11月,紅軍進入陝南的一個隘口——漫川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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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到達漫川關的時候,敵軍已經有三個團在這裡防守了,前有狼後有虎,危難關頭,許世友臨危受命。

徐向前說過,

許世友帶領的34團和韓亮臣帶領的219團都是擅長打硬仗、惡仗的部隊,是以34團正面突擊,219團配合,去攻占北山垭口,為全軍打開通道。

這場戰鬥打得異常兇惡,34團2營的五百多人,拼到最後隻剩下一百多人,而219團的團長韓亮臣也犧牲了。

戰鬥中,許世友發現附近的機槍突然不響了,他扭頭一看,發現射手已經犧牲,他把手槍往腰間一插,拿起機槍,對着敵人掃射。

這是攸關我軍生死存亡的一戰,許世友帶領的34團立下大功,許世友一戰成名,名副其實。

許世友進步很快,1933年7月,紅四方面軍進行整編,由4個師擴編為4個軍,許世友擔任了紅9軍副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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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南部長坪山紅軍紀念碑

當時,四川軍閥拼湊了六萬多兵力,對紅四方面軍進行封鎖,外面的食鹽運不進來。正如徐向前所說,

“鹽這個東西現在看着不稀奇,以前可是金貴極了,甚至到了有錢沒處買的地步,根據地二百多萬人民群衆要生活、生産,不解決吃鹽的問題可是不行!鹽,關系到群衆的切身利益,關系到紅軍的戰鬥力,關系到根據地的穩固,這在當時确實是個戰略性意義的問題。”

巧的是,

當時四川南部是著名的産鹽地區,徐向前便決定發動儀南戰役

,先把吃鹽問題解決。

在這場戰役中,許世友作為紅9軍副軍長,指揮紅9軍占領了儀隴全縣及南部的大半地區,其中包括一百多口鹽井。

在中共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九十多口鹽井繼續生産,後續新開鑿了六十多口鹽井,吃鹽問題徹底解決。

那段時間,許世友跟戰友聊天,吵不過别人的時候,他就氣急敗壞地大吼,“不是老子打下南部,你們都他媽扯淡!”戰友調笑他,“你盡扯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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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粗人”

第二條是不發牢騷,這點許世友是當作政治任務去做的,這也是他常年養成的好習慣,不管局勢多麼複雜,他都是惜字如金的,對于敏感話題,從不在背後說三道四。

一位跟随許世友一起戰鬥多年的老将軍回憶了許世友的真實性格,

“他平時很少主動跟人交往,除了在酒桌上不分大小,随随便便,說說笑笑之外,平日裡孤僻得很,難得找人談話,更别說交心了,他在膠東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那時候他才三十來歲,要不總有人叫他‘許老頭’呢,這外号一叫就是幾十年。”

有一次,一個上司幹部跟許世友做彙報,打算開個會,讓大家交交心,許世友眼睛一瞪,

“你老是交心交心!把心交給别人,你還能活命?”

這或許就是許世友隐藏起來的精明,他很有政治敏銳度,更知道如何自保,對于政局看得透徹,并且有駕馭局面的高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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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老部下直言不諱地說過,

“你們不要以為許司令是個粗人,他隻是以粗賣粗,粗中有細,特别精明。很多幹部都很精明,也隻是對人對事上精明,和許司令的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一度位高權重,又經曆過幾次沉沉浮浮的許世友,會在政治上營造一種低姿态,讓人有種強烈的感受:

這個人沒有政治野心。

1980年開始,許世友開始逐漸“隐退”。

這一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發言,

“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需要培養選拔一大批人才,這是一個新課題,也是對老同志提出的一個責任,需要認真選好接班人。确定好了目标幹不幹?肯定要幹,但是誰來幹,單是靠我們坐在辦公室畫圈圈是不行的,老同志經驗豐富,但是精力不行,這是自然規律,沒辦法。”

按照黨中央的部署,一批年事已高的上司幹部陸續退出黨、政、軍各界,

許世友這時候七十五歲,擔任中央軍委常委,同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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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鄧小平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許世友走出了一步讓人意想不到的“棋”,

他向黨中央、中央軍委遞了一份報告,要求請假,回到南京去。

他的理由是:不适應北京的氣候,身體不适;他打算抽調人手幫助他寫回憶錄。

許世友的這份報告被限定在一個極小的圈子裡,除了他的秘書,基本未向任何人透露,中共中央上司在報告上做了“同意”的批示,許世友就這樣名正言順的離開了北京。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選出了新的黨中央上司機構,許世友的新頭銜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則是鄧小平。

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許世友做了講話,他說了三點,基本把自己要“退”的意思公開化了。

1、你們選我當這個副主任,我這個副主任是既不“顧”,也不“問”的副主任;

2、我不住北京,我要在南京;

3、我向中央請了假,找人幫我寫回憶錄。

徹徹底底的“退”并不容易,但是許世友就是退得這麼容易,他的個性就是說到做到,來個一步到位,坦誠又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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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重讀曆史,其實能夠感受到許世友的敏銳。鄧小平很多次講過,

“我是要帶頭建立退休制度的,我正在慢慢練習如何過退休生活,工作了幾十年,想要馬上脫離還是得有個過程,下次黨代會就不搞顧問委員會了,直接搞退休制度,猶豫了幾年,已經耽誤了,人老了有老了的長處,但也有短處,不知道哪天腦子就不行了,體力也會衰退,上司層不更新是不可能的。”

在會見美國記者華萊士的時候,鄧小平也說,

“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不過我們需要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度。”

果然,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第十四大上就宣布了: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

不得不說,許世友看似莽撞糊塗,實則非常有政治遠見,他的每一步也走得謹慎而堅決。

許世友回到南京後,除了出席過少數幾次華東組集會和列席中央全會,以及一些重大節目的慶典活動之外,基本再無消息,人們很少能夠從報紙、廣播、電視上再看到他的身影。

直到生命結束,許世友一直居住在南京,就連病重的時候,他都拒絕去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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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何鳴和聶鳳智

1985年,許世友檢查出肝癌,這個消息并沒有告訴許世友本人,聶鳳智就隻能旁敲側擊,勸說許世友能夠去到北京接受更好的檢查和治療。

許世友一聽聶鳳智讓他去北京,闆着一張臉就拒絕了,聶鳳智不死心,繼續勸說,“肝上的毛病不能輕視啊,北京治療條件比較好,去吧。”

許世友還是倔強地堅持自己,“我不去!”

聶鳳智的妻子曾經在門診部當過主任,有一定的醫療保健知識,她從專業角度勸說許世友去北京的好處,結果許世友就是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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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劉軒亭(右)

後來,時任北京301醫院政治委員的劉軒亭帶着兩位專家來到了南京,他是許世友的老部下,對于許世友的固執和說一不二有一定了解,但他還是很好奇許世友不肯去北京的原因。

“首長,你去北京多好啊。”“我不去北京。”

“為什麼啊,北京治療條件要好一些。”

許世友沉默了一會,“北京路太窄。”劉軒亭不解,“北京路很寬啊?”許世友沒有再說話。

雖然因為沒去北京耽誤病情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在許世友病重,備受疾病折磨的時候,依舊不同意去北京的态度來看,許世友一退到底,退的痛快又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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