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友人到宣漢縣城項山公園散步，來到“巴山秀才”塑像前。大家認為“巴山秀才”就是指袁廷蛟，袁廷蛟就是“巴山秀才”，塑像和碑文可為證。但筆者卻并不認同這一說法。下面我們就來詳解其中緣由。
（巴山秀才塑像）
大家也知道，這裡以前曾塑有“巴山秀才”雕像，刻的是袁廷蛟個人塑像，手拎狀紙，垂頭喪氣，全然沒有一點英雄氣概的樣子。現在改為群像，也有了“糧清民安”的旗幟為主題，中間明顯而突出的人物當是袁廷蛟無疑。雕像背後的碑文是：袁公廷蛟，本縣蝦耙口場農民鐵匠，生年不詳。清同治年間，縣中官紳勾結，浮派爆斂，民不聊生。袁領銜府控省控京控，求減重負，然官府上下相護，反加袁刑杖。光緒元年（1875年）5月19日，袁率七八百人聚城南，旗書“糧清民安”，仍求清賬減賦。知縣孫定揚污叛請剿，提督李有恒揮兵燒殺三月，黃金、廠溪、官渡、蝦耙口等場，村社為墟，數千農民血漫中河，舉國為之震驚。袁公刀叢脫身，喬裝再次上京訴冤。慈禧攝于朝野責難，于五年十月，判斬孫李。雖定袁非叛逆，卻暗殺于成都獄中。雖鑄鐵碑永不加賦，而實加派如常。封建專制草菅人命，前人已為：東鄉哀，今人又做：巴山秀才。千古血案，永志人民心中。
（巴山秀才碑文）
碑文雖簡略，然情節無虛。既是為“東鄉血案”的冤魂樹碑，為“袁廷蛟鬧糧”立傳，亦是激發官員愛國護民之心，感召全縣人民勿忘志士先烈，這些都沒毛病。隻是這裡“農民鐵匠”怎麼就成了“秀才”呢，你不覺得奇怪嗎？
由個人塑像改為群像，說明已經有人意識到“巴山秀才”專指袁廷蛟是不确切的了，但仍有許多市民不明就裡，要厘清個中緣由，必須從晚清那樁震動朝野，曆時四年，死傷千餘人的“東鄉血案”說起，因為這樁血案就是因“袁廷蛟鬧糧”而誘發。
清康熙年間，宣漢縣有一武生因不滿地方官吏不按朝廷規定任意加收稅賦而上京告狀，康熙皇帝了解實情後禦筆批示：“許每兩銀子折合一千四百文，永著為令，立碑銘之”，在東鄉縣衙門口将此批示鑄立鐵碑，讓百姓監督地方官吏按此施行不得任意加征。但是，至清嘉慶年間，地方上為了鎮壓白蓮教起義而大勢擴漲軍費，貪官污吏還在征收正稅的同時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其時又正值連年災旱，民不聊生，餓殍遍地，老百姓怨聲載道。
（今日蝦耙口）
同治十一年（1872），蝦耙口（時屬南坪鄉，今屬廠溪鎮梨子村）打鐵為生的農民袁廷蛟（？—1879年），不滿縣衙局紳浮加賦稅，與堂父李經良赴京控告，卻因不識門路誤投到北京步軍統領衙門，被押解回成都訓辦。四川提督吳棠不問青紅皂白，給李、袁二人扣上“違例上控”（越級上訪）的罪名，将李經良杖責一百大闆，戴枷示衆一月，袁廷蛟減一等，杖責九十，戴枷示衆二十五天。
第一次進京告狀就這樣以失敗告終。袁廷蛟等人雖然受盡枷号責杖之苦，但鬥志不減，不屈不撓，定要等待時機，改進政策，為人民伸冤訴屈。
光緒元年（1875），袁廷蛟等人率領700餘農民聚集于東鄉縣（今宣漢縣東鄉鎮）城南州河對岸觀音岩，豎起“糧清民安”大旗，要求清算糧帳。附近鄉民紛紛響應，不數日，人數很快增至二三千人，聲勢日漸浩大。東鄉縣令孫定楊擔心“白蓮教起義”的曆史在東鄉再次重演，即火急禀告綏定府（今達州市）說是鄉民聚衆鬧事請兵“戡亂”。知府易蔭芝于是親自帶兵來到東鄉，見民怨鼎沸，群情激憤，恐操之過急激起民變，于是密謀用計誘捕袁等農民領袖。易派人與袁協商，許願明年按袁的要求，以錢二千五百文完糧一兩，然後叫群眾派代表赴綏定府核算曆年糧賬。
經與大家協商，袁廷蛟派鄧洪熙等八名代表到綏定府對質算賬。但到知府後，代表被扣押，官府并以此要挾。袁廷蛟得知消息後遂帶鄉民數千人到知府衙門，要求釋放八名代表。易蔭芝被迫暫時釋放八名代表。袁廷蛟見貪官污吏言而無信，于是率領鄉民繼續駐紮觀音岩，決計不達算清糧稅目的，絕不收兵。孫定楊再次誇大事實上報袁等聚衆謀反，易蔭芝随即上報成都請兵。
時任四川總督文恪以東鄉為白蓮教首義之區，稱東鄉是不服王代的“盜匪淵薮”，決定派兵鎮壓以避免“白蓮教”式的農民起義又一次在東鄉爆發，于是命提督李有恒帶兵四千五百到東鄉清剿。
其中，總兵謝思友到東鄉後深入調查，聞知袁廷蛟已畏罪潛逃，百姓耕作如常，入室搜查也未見軍火器械，斷定并非民變，便将實情向李有恒反映，然而一心想用百姓鮮血染紅頂子的李有恒拒不采納，于是謝思友和川北遊擊金德成各率所部離開東鄉回歸原處。
光緒二年（1876）3月3日，駐官渡場（今新華鎮）李部前營官兵，向老百姓強取食物，又逼奸趙姓婦人，捕去王英祥，殺死其嶽父郭某，數百鄉民彙聚場後大梁子要求釋放王英祥。下午，清軍抄襲，人群逃散。當晚，清兵燒毀高磴子、王家坪、廖家山等處民房數十間。于是，鄉民紛紛紮洞紮寨以自保。李有恒、雷玉春以搜捕袁廷蛟為名，率數千武裝兵勇，在普光、黃金、廠溪、官渡、蝦耙口等場，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惡、男女、老幼而盡殺之，“舉無數無辜之老弱婦孺而屠戮之”。至4月17日，燒毀民房千餘間，殺戮一千數百餘名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孺，血流中河，染紅一江清水，釀成慘絕人寰的“東鄉血案”。
清兵鎮壓的當晚，袁廷蛟和其兒子袁能柏僥幸逃脫。袁得知綏定府白衣（今屬平昌縣）人吳鎮時任廣西道禦史，能秉公辦事，其母住于綏定府。袁輾轉潛入吳家，向吳母哭訴東鄉冤情，央求吳母函告吳禦史代奏。吳母令袁廷蛟改裝更名，扮作吳府仆役随其進京，向時任浙江、廣東、廣西監察禦史吳鎮具呈實情，由吳鎮向朝廷奏報了“東鄉血案”真相，一場大血案就此暴露在世人面前。
光緒帝降旨“令文恪一并查奏”，四川總督文恪卻極力為李有恒辯護，奏稱袁廷蛟煽動鄉民叛逆朝廷與清兵對抗。文恪奏折前後沖突難以自圓其說，于是朝廷下旨将綏定知府易蔭芝降職，将袁廷蛟從北京解回成都關押。當年秋，朝廷調湖廣總督李翰章（李鴻章之兄）督川，令李翰章和文恪共理此案。
光緒三年（1877）正月，清廷忽又調李翰章回湖廣任上，文恪調離四川任山東巡撫，原山東巡撫丁寶祯改調任四川總督。原來是文恪在背後重金賄賂慈禧太後身邊親信，活動與丁寶祯對調，以使雙方都在新的任所為各自原任的弊政互相袒護。丁寶祯督川後對“東鄉血案”基本上維持文恪觀點，誣袁廷蛟“聚衆謀叛”，“拟斬”。
但滿朝文武對“東鄉血案”議論紛紛，各有關衙門官員大多不認可丁寶祯觀點，不予在有關文書上畫押。陝西道監察禦史李延蕭奉旨稽查此案，認為地方官員上報案情不實，處理欠妥，便聯合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李翰章女婿）等官員奏請再次複查。慈禧太後攝于朝野輿情，便令曾任兩江總督的開縣人李宗羲“就近前往，确切查明，據實具奏。”
李宗羲，開縣人， 号雨亭， 生于1818年。1873年升任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當時日本預謀進犯，李宗羲加強江防建設，使得日本不敢輕舉妄動。後慈禧太後決議大興土木複修圓明園，李宗羲兩次上書勸阻未被采納，便托病在家休養。開縣與東鄉毗鄰。李宗羲接旨後，馬上安排次子潛入東鄉暗訪，獲得“東鄉血案”的真相。随後，李宗羲本人又帶随從一名以省親為名前往東鄉縣中河各場密查暗訪，曆時兩月，目睹多處民房成為廢墟，山野新冢壘壘，路少行人，很多田地荒蕪。掌握了确鑿證據，李宗羲認定“東鄉血案”确系冤案，于六月頂着巨大壓力據實上奏。四川相關責任人為開脫罪責，竟編造僞證，指使李有恒之母易氏赴京為李有恒、孫定揚等鳴“冤”，反誣李宗羲“與袁逆有親誼”，“收受鄉民賄賂，并未親臨詳查” 等等。
值此狐疑之際，朝廷收到了另一位名臣張之洞的奏折。張之洞曾任四川學政，光緒二年（1876）夏到綏定府主持府考（秀才），東鄉縣大多數考生的答卷上寫的都不是考題内容，而是東鄉血案詳情，以此拒考，并為死難鄉民申冤。其後，張之洞綜合考生所陳情節，結合綏定民間議論，寫了本折子,奏稱“……此案之查辦由于濫殺，濫殺由于誣叛請剿，誣叛請剿由于聚衆鬧糧，聚衆鬧糧由于違例苛斂……”
最終，慈禧太後采納了李宗羲的調查和張之洞的奏疏。光緒四年（1878）10月10日，刑部審結全案。判定：袁廷蛟并非叛逆，衆寨民自非叛黨；孫定揚、李有恒斬立決；雷玉春等革職；涉案“局紳”發配邊省服苦役。這個時候，袁廷蛟及其子能柏還關在成都獄中。至于袁氏父子如何處置，清廷君臣上下心計相通。四川總督丁寶祯暗令手下在獄中将袁氏父子密殺，然後以“病死”上報。朝廷再鑄“永不加賦”的鐵碑立于東鄉縣衙前，以撫民心。
（袁廷蛟祖墳）
袁廷蛟之妻艾氏在親鄰資助下去成都領屍，回鄉所過場鎮，群衆自發焚香燒紙悼祭，到達東鄉縣境後擡柩遍遊20餘場，鄉民跪拜哀挽。為此，同縣人吳德澐撰《東鄉哀》以祭之：籲嗟噫嘻哀哉！太守之政猛于虎，将軍之令毒于虺，不留餘地，釀成禍胎。曾記頻年催租吏，暮夜村中捉人去。駴聞縣官坐堂上，鉗網高張堂下懼。慘矣乎，民可哭，昊天不吊，沃土不熟。今歲無麥，明歲無谷，質妻鬻子，補瘡剜肉。正供奚能免，差役突來如，雲是吾皇征薄海，胡為鄰邑迥不符，街頭巷議走相告，大半縣官喜漁牟。民曰：訴之長官，長官不察；訴之有北，有北不納。歸來哭城城欲崩，如此怨海可嶺人！陰霾匝月竟不開，中有死氣泣鬼神，蠢茲編氓計太左，振臂一呼從者夥，謂食墨令之肉寝其皮，誰曰不然皆曰可。籲嗟噫嘻哀哉！縣官紛拏白太守，由來兔死狐當悲，太守憑城思脫兔，辭加民罪溝中推。羽書旁午大騷動，連營急于星火來。謝氏之子李将軍，殘仁從此判人禽。謝軍空化猿鶴去，天陰雨濕饑枭鳴。于時令下，掃境鋤根，毋教漏網，玉石俱焚，法重心駭，命賤威尊，敢當晝晦，荼毒生靈。須臾盡掃衆峰出，殺人如草不聞聲，父兄子弟變為鬼，肝腦塗地萬家毀。魂兮魂兮去匪遙，婦女傷心他人毀，求死不得怨奈何，誰教夫婿空贻悔。至今田廬等丘墟，碧磷白骨長累累。獨恨李将軍，城門失火池魚驚。布告連驿誇奏凱，群醜洗淨潢池清。餘曰：當今為官皆為暴，養寇勝養兵，文臣虐酷武臣喜，不畏泉台牒訴紛。我今散發狂歌欲斫地，聊酒一副熱淚當招魂。
（川劇《巴山秀才》）
多年以後，素有“巴蜀怪才”之稱的當代著名劇作家魏明倫，以“東鄉血案”為題材創作了川劇作品《巴山秀才》，先後搬上了戲台和銀幕。其情節是：晚清光緒二年，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時期，巴山連年幹旱，知縣孫雨田吞沒赈糧，饑民百姓求赈不得籌劃上告，欲請老秀才孟登科代寫狀子。王登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八股書，婉言謝絕饑民請求。孫雨田為了掩蓋A錢罪行，搶先赴省謊報巴山民變，四川總督恒寶不查虛實，下令剿辦。記名提督李有恒唯命是從，率兵血洗巴山。孟登科目睹慘案逐漸覺醒，從明哲保身變為仗義鳴冤。但孟登科書呆子氣十足，不識官場奧秘，與虎謀皮，險遭殺害。幸有巴山籍歌姬霓裳從中斡旋，救出書呆子。孟登科痛定思痛，直面淋漓鮮血，毅然抛棄功名，痛改迂腐習氣，巧妙利用在成都省試的機會，在考卷上書寫冤狀。主考官張之洞與川督恒寶積怨已久，趁勢借題發揮，回京直奏，震動朝廷，引起兩宮内讧，迫使慈派遣親王入川，查辦冤獄，平息民憤。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川劇《巴山秀才》雖然以“東鄉血案”為題材，但已全然超脫曆史事件，升華為藝術作品了。其“巴山秀才”是指孟登科，而非袁廷蛟。“群衆演員”袁鐵匠為掩護孟登科逃脫，在《巴山秀才》第三場“屠城”中就已經挂了。
（《巴山秀才》劇照）
縱觀“東鄉血案”的整個過程，老巴客認為，“巴山秀才”是劇中人物孟登科，也可以是參加綏定府考在試卷上書血案詳情的東鄉秀才，還可以是吳鎮、李宗羲、張之洞等除暴安良、仗義直言的官員，但唯獨不可以是袁廷蛟。袁廷蛟農民鐵匠出身，與“秀才”身份不符。但作為“鬧糧英雄”的袁廷蛟不懼生死，仗義京控，為民伸冤，可歌可泣，值得東鄉人民永世紀念。至于“巴山秀才”塑像和碑文的蒙太奇手法，籠而統之，也頗為相得益彰。對此，您有什麼看法，歡迎在下方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