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回顧過去，經濟抵制經常是民族主義的愛國手段，那時中國政治混亂、烽火遍地、民不聊生，缺乏有力的中央政府與厚實國力同列強周旋，往往隻能以拒買拒用外國商品的樸素行動，來展示不屈于外力侵逼的意志，舉凡美國、英國、日本等國都曾是被抵制的對象，其中尤以侵華最烈的日本被抵制次數最多。
興許很少人知曉，早在1908年，中國人民便因日本商船“二辰丸”向澳門走私軍火遭扣、日本反過來要求放船緻歉與買下軍火的無理行徑而發起抵制日貨運動，不少商行不是自焚日貨，就是貼出“日貨欠奉，買日貨者勿進”的告示，一時之間頗影響日本對華貿易。盡管最後由于該運動乃地方自發缺乏統籌、以及清朝在日本威逼下彈壓抵制運動，使得這場中國曆史上首次抵治日貨運動失敗，但卻象征近代民族主義的覺醒：愛國，是可以大過于愛個人、愛财貨的。
接着每當日本再進一步欺淩中國，中國社會總會又有一次浩浩蕩蕩的抵制日貨運動。比如1915年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廿一條要求”，造成中國人民憤怒地再度發起抵制運動，日本當年的對華輸出額驟降13.4％；1919年巴黎和會将德國在山東權益交給日本，又逼出呼喊“外争國權，内除國賊”的“五四運動”，不少城市激昂地罷工罷市罷課又燒毀日貨。但可惜的是，由于彼時歐美各國尚未自一戰的創傷恢複，令日本商品在華的優勢暫時無人可替代，是以對華輸出不僅猛增數倍，且對華出口總額占比日本出口總額高達38.2％，這種經貿依賴，注定了日本往後對中國抵制日貨運動将采取更嚴厲的回擊的态度，以免傷及自身利益。
1923年日本拒絕依約歸還旅順和大連，再度引發規模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迫使日本對華出口額驟減約31％。且抵制範圍不僅止于拒買日貨，《上海總商會月報》還呼籲：“既雲經濟絕交，則不僅禁止購用日貨而已，實含有與日人斷絕一切社交之意味。既雲斷絕一切社交，則凡日本在華所營之事業，吾人皆應與彼脫離關系。如不受日本公司聘雇，不登廣告于日本新聞，不載貨于日本商船，不買日本公司保險，不向日本銀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紙币，不往日本醫院治病均是也”。此舉令日本蒙受的損失極大，光是漢口與下遊各埠的進口日貨就減少了十分之六，逼得日本在三個月内連發三次照會，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嚴厲取締排日運動與賠償日商損失，日本民間甚至威脅稱該派軍艦赴華和強迫中國割讓旅大雲雲，足見軍國主義的猖獗。
1927年日本夥同英、美炮擊南京、阻撓國民黨北伐，又引起了新一輪抵制日貨運動，緻使日本對華出口額又驟降20.8％，光是在日本大阪不能輸出至中國的棉紗就積壓到50萬包之多，迫使日本紗廠減産。而1931年因“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等一連串侵華慘劇，更使中國人民排日的情緒達到沸點，日本對華出口額銳減得更劇烈，光是棉制品就在1932年下跌56％、1933年更猛跌76％，令不少日商叫苦連天。
損失慘重的日本指控國民政府指導各地的抵制運動，并向國際聯盟送出《中國的對外抵制運動》，變相甩脫侵占中國領土的罪責。日本首相犬養毅（1855─1932年）還向李頓調查團聲稱“中國政局混亂，尤其是排外運動無視與諸國條約之利益。帝國政府采取之各種舉動意在矯正此不正常事态”，有意裹脅同樣靠不平等條約享有龐大在華利益的列強一道施壓。
盡管最後《李頓報告書》認可中國人民抵制日貨的動機是因主權受損之故，稱“抵制行為本身是一種面對強國軍事侵略的合法防衛武器”，但又沖突地表示“本委員會亦認為在不久之将來應考慮所有國家于本問題（抵貨運動）上之利益，通過國際約定進行限制”，迎合了日本的“抵制日貨屬非法”的論調。畢竟，歐美列強與日本俱是依恃資本主義與工業優勢榨取利益的帝國主義國家，自然不希望第三世界國家有任何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