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淵消滅隋帝國，建立唐帝國政權之後，唐廷就在前代賦稅制度的基礎之上制訂了詳細的均田制，同時又推出了租庸調制。然而在公元780年時，時任帝國宰相的楊炎卻向唐德宗谏言，建議更改帝國的賦稅政策，即以兩稅法取代實行多年的租庸調制。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唐帝國不得不選擇抛棄舊的賦稅制度，兩稅法又起到了哪些積極的作用呢？
提出兩稅法的宰相楊炎
安史之亂過後，唐帝國财政逐漸惡化
公元755年，備受唐玄宗信賴的節度使安祿山聯合史思明，二人一起舉起了反叛的大旗，揮軍攻向昔日舊主，安史之亂随之爆發。
由于唐廷先前并未制定較為嚴格的、能夠限制節度使擁兵自重并威脅中央的預警措施和針對措施，導緻唐帝國的大部分領土在極短的時間裡就紛紛落入了叛軍的手中。不過好在此時唐廷手中仍掌握着大量的部隊，且一部分節度使也在這個關鍵時刻倒向了朝廷，承擔起了勤王的重任。經過多年與叛軍的鬥争，唐廷終于在公元763年撲滅了這場叛亂。
險些颠覆唐皇統治的節度使安祿山
戰争雖然已經結束，但戰争所帶來的後遺症卻是短時間内無法消除的。戰争期間，唐廷已經顧不上維持财政收支平衡，凡事皆以平定叛亂為第一目标。在叛亂得以平定後，唐帝國的财政狀況已經遊離于崩潰的邊緣，随時都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安史之亂對唐帝國的财政所産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富庶的北方在戰争的影響下，經濟基礎逐漸崩壞。雖然南方大部分一直掌握在唐廷手中，且尚未遭到較為嚴重的破壞，但是帝國财政總體還是受到了較大的影響。
其次，連年不休的戰争也耗盡了帝國的财政儲備。因北方已經基本陷入叛軍手中，唐廷就隻能對南方加征稅賦，使南方百姓的負擔日益沉重。為了緩解封建統治階級與南方百姓之間的沖突，唐廷也必須改革賦稅制度。
租庸調制已經不再适應帝國現狀
初唐時期，唐帝國一直以租庸調制為賦稅制度的核心。租庸調制不僅詳細規定了每年帝國賦稅的收取方式，還将賦稅的具體"額度"十分詳細的規定了下來。需要注意的是，初唐的租庸調制是以人頭為基準收取的。
唐高祖一朝就已經開始推行租庸調制
同時，租庸調制也是架設在均田制的基礎之上的。初唐時期，均田制尚且能夠得以有效實施，并且能夠為租庸調制的有效實行提供保障，帝國财政狀況也日益向好。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均田制逐漸被破壞，租庸調制也同時失去了最初的意義，更是無法發揮其原始效用。基于這種情況，兩稅法便随之而生，租庸調制也同步遭到了廢除。對此，《資治通鑒·唐紀》中曾有相關記載：
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于度支。
巅峰時期的唐帝國疆域圖
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失效，實際上正是土地兼并現象愈發嚴重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唐廷在制定均田制時，曾放松了對土地流轉的控制力，即在特定情況下允許百姓買賣土地。雖然土地交易有着嚴格的條件限制，但這也等同于為地主階級打開了友善之門。
地主階級通過不斷兼并土地，導緻許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計的土地，進而變成破産的佃農。而唐廷的租庸調制正是以人頭為基準征稅，是以破産的小農們根本無法承擔得起如此沉重的稅賦，國家的财政收入趨勢也呈每年下滑。
領土面積的縮小，也是稅收下降的原因
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前文已經提到，由于唐廷所制定的均田制存在着緻命的漏洞，是以至武則天執政時期，唐帝國内部的土地兼并現象已經十分嚴重。全國土地趨于集中，是以帝國社會内部出現了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現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唐廷繼續按照先前的租庸調制征收稅賦時，平民及貧民已經完全無力承擔；而地主階級則隻需要付出小小的代價即可滿足每年的征稅額度。同時，商人集團的崛起也讓農民的日子變得更加難過。為此，唐廷修改了按人頭征稅的方法，改按總資産征稅。
按照資産總額征稅，這是唐廷在賦稅制度上的一大進步。兩稅法一經推出，地主階級和商人集團就無法再"鑽法律的空子"，不得不繳納較先前多出許多的稅金；而那些瀕臨破産或已經破産的農民，所承受的負擔也随之減少。
随着兩稅法的逐漸推行，唐帝國内部的貧富差距愈拉愈大的現象得到了大幅度緩解，但是這也并不代表貧富差距正在逐漸縮小。地主階級和商人集團雖要繳納高額的稅金，但仍然掌握着大量的土地，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也正是因為如此，唐廷才會在後來繼續提升稅率，以此來進一步緩解社會沖突。
唐帝國經濟區分布示意圖
從兩稅法和租庸調制的一些細節差別就能看出，唐帝國在經曆了安史之亂後已經形同累卵，社會危機和财政危機已經到了較為嚴重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統治者不得不自上而下展開一場浩大的改革運動，以此來緩解存在于各個領域的沖突。如若不然，唐帝國的國運就真的是危在旦夕了。
當然，唐帝國所面對的危機也不僅僅隻有上文所提及的那些，在政治、軍事、外交等多個領域都出現了危機。但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唐廷不能夠有效并且在短時間内處理好經濟問題，那麼解決其他領域的危機自然也無從談起。
總的來講，兩稅法的推行确實是起到了許多積極的影響，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延長了唐帝國的國祚。雖然此後唐帝國再未回到當年的巅峰狀态，但起碼還能夠勉強維持，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