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今天：1838年摩爾斯的電報首次測試成功。
一句話：三兩語，刻作電線，千百轉。
鬼子的小說，多數是關注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遭遇，通過小人物的傷痛和無奈，喚醒人們對良知、道義以及尊嚴的呵護，對宿命的體恤。
在《被雨淋濕的河》中，逼迫主人公曉雷走向死亡的，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嚴酷現實：為了留住勞動力老闆可以憑空扣勞工的工資，而且這已經形成了不成文的規定了；工廠的管理聖經依附在撕掉尊嚴的人格侮辱上；鄉村教師的工資被教育局的局長扣下辦公司……
處于商品經濟的世紀末，公平、正義已變成了“空中樓閣”，在這個光怪離陸、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曉雷以傷害父親感情的方式離開了父親為他安排的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也正是人生關頭的第一次标榜自我的“背叛”，為他埋下了死亡之惡果！
他敢于闖世界，而世界卻以獰猙的不公來回報一個正在成長的青年人。一酒瓶砸死采石老闆，為的是讨回自己苦幹三個月卻一文未得的公道。
“又一個不跪的打工仔”一情節，曉雷勇敢，堅強，不為金錢所惑，不為老闆的淫威所折服，是個血氣方剛、正直如雷的男子漢。
當他得知父親們那點少得可憐的工資竟然也被代表國家公正的教育局扣下時，對這個社會的黑暗與仇恨使他挺身而出，他不怕勢單力薄，不惜以卵擊石，最終在黑暗中喪失了年輕的生命。
他不是死于法律的制裁下，而是死于他追求的光明與正義的道路上。試想，曉雷的背叛有錯嗎？
曉雷本身并不喜歡讀書，他“極不負責地讀着”他的中學，“反正我沒有興趣。”一個不愛讀書，對師範學校沒有興趣的人，他能當好一名好老師嗎？
國中畢業的他沒有像村裡其他青年一樣賭錢吵架殺人，而是自謀其生到廣東打工。背叛父親，是子一代謀取屬于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展現自我生存能力與價值的果敢行為。
而社會卻以“無義”的黑暗面來對待一個真誠、正直的青年人。這是時代文化的悲哀，是激人拍案而起的憤怒！
時代社會的“新”氣息，給子女們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為了獲得自己的生存空間和價值之時，他們逃離了那個養育了他們的父親的掌控與期待，把已經與時代脫節的父親從其威嚴不可侵犯的位置上拉下來。
背叛父親，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在時代的文明下演奏自己的樂歌時，又在不斷的制造自己和他人的悲歌。
在肯定他們的背叛之時，不由地又對新時代的文化處境深思不已，不由地這樣想：背叛是把雙刃劍嗎？
時代的變遷迫使子女們背叛了父親，有一種“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味道，這是客觀原因，而兩代之間思想的隔閡則是父親與子女背叛的根本。
兩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觀念決定了兩代人不同的思維方式。
久居鄉村的父親，受傳統鄉村文化的影響是深厚的，他們的思想相對來說是保守，性格是憨厚、老實又懦弱的。
同時，受幾千年的“孝遞”文化的影響，他們還保有固執、倔強的父權主義思想。子女們受新時代新文化的影響或熏陶，按父親的思想在現行的社會中是無法立身的，子女們要獲得自己的言說自由，展現自我價值，就必須從父親所隸屬的思想中背叛出來。
背叛父親，也就是背叛這種陳舊的思想觀念。于是，父親在世紀末的叙述中被賦予了兩種角色。一種是舊思想的僵化執行者。
他們對這些陳腐文化的維護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劇。李四有許多次開口向子女們澄清自己的機會，隻要他說出自己與子女們共有的記憶，那麼就不會出現“忘記生日”與“尋找記憶”這樣的沖突，也就不會出現後面子女害死父母的人生悲劇，也不會有如此的骨肉背叛。
正是李四的這種“他們都不認了，我為什麼要說”的倔強，放不下幾千年來封建文化中的“父權”架子，他的這種鄉村式的父權主義必然會在“有了快感你就喊”的現代城市中無立足之地。
在這些文本的叙述裡，父親的倔強令人可惡又可惜。而子女的形象則令人愛憐同情。父親的另一種角色是舊思想的犧牲品。
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的懦弱，看到了國民如何被傳統的文化所殺害，看到了秩序颠覆另一層原因所在。
《被雨淋濕的河》中的陳村，他像一具老鐘一樣永遠的繞圈走，走不出時代的風雲變化。他思想守舊，像農民守地一樣守着封閉的生活方式，希望子女們也如是。
作為教師，他不了解兒子的叛逆，教育不好自己的兒女，讓愛子在為他報仇的路中喪生，讓女兒陷為了令人不恥的包身女，而他最後也身倒河床再也起不來了。
使年輕的一代以背叛父親的道路走向悲慘的結局，從根本上說，也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在一些深層的方面是以陳村這樣的父親為主體所構築的文化心理河床的。
陳村勤勞、樸素、善良，但陳村又愚昧、懦弱，缺乏現代法制社會應有的理性。正因為有了陳村這樣的教師，這樣的父親，才會有教育局的違法，才會有局長的肆無忌憚，才會有子女的背叛。
面對這樣的父親，我們常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來概括。相應地，子女的形象讓我們喝彩，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