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名将，有的在“萬馬軍中取上将人頭，如探囊取物”，有的則可以羽扇綸巾“運籌帷幄，決勝千裡之外”。
但是，能夠真正做到軍紀森嚴，以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則是鳳毛麟角。而西漢名将周亞夫，則在這兩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現。說實話，周亞夫雖然有平定七國之亂的戰功，但是所謂“吳楚”聯軍更像是一支規模龐大的烏合之衆，其指揮水準和作戰實力，讓人不敢恭維。要不然，擁有兵力優勢的“吳楚聯軍”，也不至于被小小的梁國拖住3個月之久。
是以，周亞夫能成為一代名将，首先就是他在細柳營，敢于阻攔漢文帝車駕，不讓他輕易進入大營。而且在漢文帝車架進入細柳營之後，不允許他們駕車馳騁。更讓很多人無法接受的是，周亞夫是全身甲胄向漢文帝施以軍禮，而沒有進行所謂的三叩九拜。在西漢初年，皇帝位高權重的時代，當時隻是小小的河内守的周亞夫，此種行為都可以視為大逆不道。但是，對于軍人而言，這又是必須的，畢竟當時細柳營是拱衛長安的重要堡壘，絕對不能有絲毫麻痹大意，是以漢文帝也沒有怪罪周亞夫，反而将其視為西漢王朝未來可以依靠的軍事人才。
而除了軍紀森嚴之外，周亞夫在作戰時，堅決地貫徹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則。在七國之亂時，“吳楚聯軍”猛攻梁國。梁王劉武在初戰不利的情況下，隻能堅壁清野堅守城池，同時不斷向朝廷尋求救援。但是，當漢景帝催促周亞夫統兵救援的旨意到達之後，周亞夫知道“楚兵剽輕，難與争鋒”，于是“不奉诏，堅壁不出”，堅持之前制定的“以梁委之，絕其（吳楚聯軍）糧道，乃可制”的作戰政策。雖然，最終的結果是一戰而破吳楚聯軍，穩固了西漢的統治，但是也讓漢景帝對他有了猜忌。
于是，在公元前143年（景帝中三年），漢景帝傳诏，讓周亞夫進宮與他共進晚膳。當周亞夫來到大殿之上，才發現此次晚宴隻有他們君臣二人。“景帝居禁中”，但是在案幾之上，“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肉隻有一塊，有沒有進食的工具，于是周亞“顧謂尚席取櫡夫”。結果一個正常的舉措，隻得到漢景帝的冷言嘲諷，“此不足君所乎？”認為自己遭受極大侮辱的周亞夫，為了懾于皇家威嚴，不得不脫帽謝罪。但是，當漢景帝讓他“平身”的話一出口，他就立即憤而離開。
這次不愉快的晚宴，為周亞夫日後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當周亞夫的兒子為他采購日後陪葬器物時，因為采購了“工官尚方甲楯五百”，就立即被人揭發。漢景帝對周亞夫進行了當面質問，主管司法審判機構的廷尉，也責問他“君侯（周亞夫因功封為條侯）欲反邪”？周亞夫雖然表示這些甲胄隻是陪葬器物，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可以說，為了将周亞夫治罪，居然将他可能在死後造反的借口都編了出來。最終，漢景帝還是把周亞夫關入了大牢。為了自證清白，在自殺未果之後，周亞夫絕食五日後“嘔血而死”。
或許很多人認為，漢景帝之是以會猜忌周亞夫，是因為梁王劉武和窦太後不斷地挑唆，影響了他們君臣二人的關系。實際上，即便沒有他們的挑唆，漢景帝與周亞夫之間的沖突也會不斷激化。因為，在漢景帝看來，他與周亞夫的沖突其實是“皇權”與“相權”之間的沖突。西漢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朝代，在平定七國之亂後，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權力争奪告一段落。但是，在朝堂之上，皇帝的“皇權”被以丞相為首的文武百官所制衡。這一方面是因為封建經濟的分散性造成各種權力之間的分散，另一方面也是不同階層和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而當時的西漢，正是皇權在不斷加強，相權逐漸式微的階段。但是周亞夫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局面。
因為周亞夫當過太尉，執掌過西漢的軍事大權，擁有過人的軍事指揮能力，因為平定七王之亂在軍中擁有極高的威望。同時，周亞夫在擔任丞相時，無論是個人品質，還是施政政策都讓人無法挑剔。是以，在多次朝堂争論中，漢景帝都輸給了周亞夫，比如在是否封外戚為侯爵的問題上，周亞夫搬出了“非有功不得侯”的祖訓，就将漢景帝的提議給扼殺了。同樣，在其他方面，周亞夫由于堅持己見，也與漢景帝唱反調。這些舉止，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漢景帝加強皇權的行動。是以，必須除掉周亞夫，才能繼續鞏固和加強皇權。這也就是在那次晚宴最後，漢景帝看着周亞夫離去的背影，對手下人說“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得真實目的。
是以，一雙筷子隻是漢景帝除掉周亞夫的導火索，真實的原因其實是為了清除他加強皇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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