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系列119：神秘的姐妹花失蹤案（下）

四、轉戰南京

回過頭來，讓我們看看專案組的工作進行得如何。

專案組在首次案情分析會上定下了四條偵查措施，這四條措施實施下來，有收獲的隻是在丁佩珠的住所發現的一張照片。經查，那封廣州來信上的落款位址純屬子虛烏有——廣州有這條街，卻沒這個門牌号碼。

這張照片，是丁佩珠赴港奔喪時和包括丁衡修在内的幾位親戚的合影。專案組請丁佩珠本人以及另外幾位親戚辨認，确認其中一位确是丁衡修。于是，就由專業技術人員對此進行了特殊處理。這樣，專案組手裡就有了一張丁衡修的照片，至于雙胞胎姐妹的照片，那倒早已從她們的檔案中調出來了。

當然，此刻手頭有照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專案組需要知道的是丁衡修一行離開和平飯店之後去了哪裡。是仍舊停留在上海不過是換了一個住宿點呢，還是已經離開？如果是離開上海的話，他們的目的地又是哪裡？是直接偷渡逃港了呢，還是在另一個城市逗留？這種逗留又是出于什麼目的？這一切，都是需要盡快查明的。

于是再次開會讨論，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據和平飯店方面提供的情況，丁衡修四人入住該店的幾天裡，白天都是出去的，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回來，晚上就不出去了，在餐廳喝酒，然後在咖啡吧或者房間裡閑聊。晚上聊些什麼暫且不去管他們，現在需要了解的是他們白天去了哪裡，去幹什麼了。

偵查員儲一清、王金生奉命前往和平飯店調查：那幾天裡，丁衡修四人進出飯店是步行還是乘車；乘車的話，是乘坐公共汽車還是叫計程車。

和平飯店保衛科随即召來了該店的大堂服務員，通常飯店入住雙胞胎旅客的機率極小，入住雙胞胎妙齡美女的機率更是微乎其微，是以，大堂服務員都還記得那四個一直同出同進的旅客。據一個服務員說，那兩個男子入住飯店的那天，是怎麼過來的沒有注意，之後出門都是乘坐計程車的。

那就有戲了！當時的上海灘隻有一家計程車公司，擁有各式汽車一百八十五輛，是以，馬路上很少看到正在行駛的計程車，随時招手攔車的可能性很小，通常要用車的乘客都是預約的。這四位客人連續幾天在上午八九點鐘用車，那肯定是預約了的。怎麼預約？入住和平飯店這樣的進階飯店，當然會通過前台預約。那就向前台了解吧！

可是，前台服務員卻搖頭：“客人預約計程車，一般都是在房間直接給飯店的總機打電話，由總機接線員替他們服務。”

于是再問總機接線員，那裡是有服務記錄的，查了查，那幾天405房間（就是鐘俊義即丁衡修入住的那個房間）确實讓總機預約了計程車。這就行了，跑計程車公司吧。

計程車公司檢視了預約用車登記資料，很快就查明了那幾天上午到和平飯店載送旅客的那十幾輛計程車。然後再按照出勤記錄查當班司機，那時沒有什麼車載電台、手機之類的通訊工具，是以得一個個當面問下來。最後，終于了解到丁衡修四人那幾個白天去了複旦大學和交通大學。

儲一清、王金生将調查結果向專案組上司彙報後，兩位組長張芝川、晁傑暗吃一驚：這當兒高校都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目标去那裡想幹什麼？

研究下來，決定派員前往複旦、交大了解。可是，高校一向是暢開大門任憑任何人進進出出的，那時又沒有什麼攝像探頭可以留下監控資料，是以，複旦、交大方面的保衛部門向下面各系了解下來，都說沒有見過。這條線索就此中斷了。

專案組分析了目标前往兩所高校的意圖，越分析越覺得多半是跟“反右”運動有關的。這樣，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丁衡修的行為是跟政治相關的一種敵特行動，其目的可能是煽動“右派”師生鬧事搞對抗或是收集相關情報。鑒于兩校都未發現丁衡修等人的活動迹象，是以就難以循着這條線索往下追查了。

這時，另一個消息傳了過來：和平飯店保衛科向專案組報告，據該店大堂一位姓肖的服務員反映，那天傍晚大約六點多他在大堂大門口值班時，門外開來了一輛兩輪機車，騎車人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穿着鐵路從業人員的制服，背着一個帆布挎包，一看就知道是北站送車票的員工。果然，那人停車後登上台階，對肖師傅說，他是給405号房間的住店客人送火車票來的。按照飯店的規定，類似送車票、送外賣之類的人員是不能進入飯店的，得由大堂服務員打電話通知客人下樓來銀貨兩訖，如果客人要求服務員代勞，則由服務員送入房間後把鈔票拿下來交給送貨人。當下，肖師傅就讓那位鐵路員工稍等，他往405房間撥了内線電話。但房間裡沒人，估計這個時候客人可能在飯店的餐廳裡用晚餐，于是又把電話撥到了餐廳，405房間的客人果然在用晚餐，于是就請他到大堂來取車票。肖師傅記得，是兩個雙胞胎姑娘中的一個到大堂來取車票的，那個鐵路員工遞給她時還說了一句：“你們訂的是四張去南京的車票。”

這個線索太重要了，專案組長張芝川于是決定立刻去南京對丁衡修四人進行追蹤，但究竟派幾個人去南京一時難以決定，去的人少了吧，生怕調查起來鋪不開；專案組全部趕過去吧，萬一這是對方虛晃一槍、故布疑陣，上海這邊就不能繼續展開調查了。張芝川于是就跟副組長、江蘇省廳的偵查員晁傑商量，剛說了個開頭，晁傑接到南京打來的電話，告知一個情況：兩小時前，有人在南京大學門口看到彭文倩了！

張芝川當機立斷：全體赴甯！

在南京大學門口看到彭文倩的是她的高中同學康家輝。這個小夥子念到高二寒假的時候，父親患病去世了，家境拮據導緻他不得不中途辍學，在經曆了半年多的臨時工生涯後，最後被郵電局吸收進去當了一名郵差。兩天前，康家輝在馬路上遇到了彭文倩的鐵姐們兒陳茂梅，老同學久别偶逢，總要說幾句話的。于是，康家輝就知曉了彭文倩失蹤之事。陳茂梅倒是個有心人，她關照康家輝說你是郵差，整天在外面跑來跑去的，見得多聽得也多，如果聽見什麼消息請立刻告訴我。

也真是巧，康家輝今天休息，去南大看望一位朋友。他是坐公共汽車過去的，這路車的終點站是在南大東門，那裡有一個大轉盤，車到終點站後要繞着大轉盤開一圈才進站停車下客。就在沿着大轉盤轉彎的時候，康家輝無意間看見校門口站着一個姑娘，正是彭文倩！他一怔之後，從座位上站起來想呼喊，又覺得此舉似乎不妥，還是到站下車後過去招呼吧。沒想到就這麼眨眨眼的工夫，等康家輝下車過去時，校門口已經沒有彭文倩的影子了！

但康家輝還是想到應該立刻告訴陳茂梅，于是就進了校門口一側的郵電局，往秦淮區政府陳茂梅的辦公室打了電話。陳茂梅聽說後的第一個反應是懷疑，反複問康家輝看清楚了沒有。康家輝說我的視力夠當飛行員的條件，哪有看不清楚的道理！她穿着淺藍色“布拉吉”，個頭比高中時長高了一些，好像更漂亮了。陳茂梅一聽彭文倩穿着淺藍色“布拉吉”，馬上就知道康家輝沒看錯。因為這樣的“布拉吉”她也有一件，那是今年初夏時她和彭文倩一起去逛百貨大樓時看中的，兩人各買了一件，顔色都是一樣的。

陳茂梅于是就給彭邦平打電話，說彭叔叔你那裡有文倩的消息嗎？沒有？剛才我們高中時的一個同學在南大東門看見彭文倩啦！彭邦平又驚又喜，二話不說立刻給鼓樓分局打電話報告這個消息。鼓樓分局問明情況後，又給陳茂梅打電話詢問，聽陳茂梅說了“布拉吉”的細節後，相信并非空穴來風。這個案子當時已經交由省廳辦理了，是以分局向市局報告後由市局轉報了省廳。

專案組趕到南京後，立刻着手進行第一步調查，直接找了目擊者康家輝。聽了他的一番陳述後，又帶着他前往南京大學東門實地察看。張芝川問晁傑：“你知道南京大學有招待所嗎？”晁傑說不清楚，另一個南京偵查員老龍說好像有一個的。張芝川說那我們這就去招待所撞撞運氣，看對象是否住在那裡。專案組在招待所撲了個空，這裡沒有丁衡修那樣的四個男女入住過。

專案組于是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認為丁衡修他們在上海和平飯店訂的火車票确實是到南京的，彭文倩在南大出現，說明這四人到南京的動機跟在上海是一樣的，盯着高校，估計是為了收集“反右”運動的情報。問題是，現在他們還在南京嗎？

衆偵查員反複商議後，認為不管目标是否還在南京，都有必要對南京各飯店、飯店、旅館等進行查摸。運氣好，正好碰上，當然最好；運氣不佳沒有撞上也不至于沮喪，因為彭文倩、丁文影那對雙胞胎姐妹難免會給他們曾經入住過的旅館的服務員留下印象。

于是，專案組作出兩項決定：第一，請南京市警察局協助對全市各公共住宿場所連夜進行查摸。第二，專案組分為兩撥，一撥人去南大進行調查，了解是否有人看到目标在校園内出現過；另一撥則分赴火車站、輪船碼頭和長途汽車站，在駐站民警的協助下調查從業人員、攤販等是否見到過目标。

專案組當即跟南京市警察局聯系，南京市警察局對此大力支援，不但出動了一線警察，還動員市局、分局的科室警員加班加點參加查摸，人手猶嫌不夠，甚至還聯系駐甯公安軍部隊（即武警前身）給予支援，還把專案組提供的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的照片翻拍沖印了一百六十張分發下去。當時，專案組長張芝川對擺出如此強大的陣勢感到不解，尋思這個案子可能涉及敵特分子收集情報，但若論涉案敵特分子丁衡修，應當不會是特務機關中的重要角色，南京這邊何至于這等興師動衆？難道這個案子還有更複雜的背景？這個疑問直到數年後才得到解答，一位當時在警衛部門工作的同鄉告訴他：原來，當時毛澤東為“反右”運動出京巡視，正駐跸于南京！

南京警方在進行全市大查摸的時候，專案組成員分别去了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由駐站公安、保衛部門配合着對旅客進行甄别以及收集是否有目标出現過的線索。如此折騰了一夜，天明時衆偵查員結束調查會合後分析情況，都說沒有什麼發現。

不過，另一路調查是有收獲的。南京警方的這次大規模查摸工作進行得非常細緻，南京市各個區所有的飯店、飯店、旅館、小客棧甚至二十四小時對外營業的公共浴室等适宜于住宿過夜的場所，一個不落都給梳理了一遍。由于有照片以及雙胞胎姐妹顯而易見的特征，是以各路人馬的查摸工作進行得比較順當。最後，在南京大學附近的迎賓飯店發現了丁衡修四人的線索：他們以新的化名拿着“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廣東省委員會”的專用介紹信入住于該飯店，當天上午九時許已經結賬離開了。

根據當時的規定，旅客入住飯店旅館的介紹信會被服務台留存下來，以備公安機關調查時參考。丁衡修四人的這張住宿介紹信也不例外，于是就送到了專案組這邊。應該充分肯定那個真名叫宋贻德的刻章匠的技術水準，他不但擅長刻制各類公私印章，還能用木闆、肥皂甚至冷硬的糯米糕團刻制類似介紹信那樣的版子，既快又好，十足的專業水準！此刻落在專案組手裡的這張廣東省團委的介紹信，經衆偵查員輪流傳閱，認為是一份真件。這就不同于目标留在上海和平飯店的那張什麼特種土特産進出口公司的介紹信了。于是，連夜往廣州方面撥打電話查詢。一番折騰後，得到了廣東省團委确鑿的回答：查詢的介紹信号碼并不存在。是以，這是一張僞造得非常逼真的假介紹信。

這使專案組衆人感到非常吃驚，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丁衡修竟然會帶一個專業刻章匠到内地來活動，在進行長途旅行時一路根據需要随意僞造足能以假亂真的蓋着公章的介紹信。是以，按照平時的偵查思路對這種情況進行推測，認為這應該是從境外潛入内地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的。而具有如此僞造水準的，隻有敵特機關了。這樣，專案組就更堅信之前的推斷沒有錯，他們所面對的是境外敵特分子！

以目标在上海的活動規律來估測，丁衡修四人既然已于昨天上午九時左右結賬離店，那麼，他們應該已經離開南京了。他們會去哪裡呢？大家尋思還是去他們下榻的迎賓飯店了解吧。

偵查員李松平和小陳去迎賓飯店一問，卻十分失望。迎賓飯店在南京屬于一家中等飯店，用現在的星級标準來評判，大概剛剛夠得上“準三星”。南京的鐵路交通不像上海那樣便捷，是以，火車票供應比較緊張。根據南京鐵路部門的規定，這類飯店是不能經營預訂火車票的業務的。是以，丁衡修四人離開南京的火車票應該是自己設法解決，估計多半是去火車站排隊直接購買的。

李、陳兩人悻悻傳回專案組的臨時駐地省公安廳招待所，向組長張芝川一彙報，張芝川也傻眼了，副組長晁傑緊鎖眉峰，說：“看來我們的運氣比較差。”

其實，專案組的運氣應該說還是可以的，因為就在晁傑這句感歎剛說了兩三分鐘，随着電話鈴倏然響起，情況就出現了轉機：迎賓飯店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員工知道你們要了解的情況。

這位打電話的兄弟，是迎賓飯店的保衛幹事小衛。剛才李松平和小陳前往飯店調查時，就是他接待的。小衛昨晚值班，飯店的保衛幹事值班原本是可以睡覺的，隻要住店旅客不發生失竊之類的事兒，完全可以一覺睡到天亮，然後精神抖擻地去餐廳吃點兒東西後回家。但是，昨晚的情況有些兩樣，因為昨晚全市飯店大盤查，小衛作為保衛幹事，自然要出場唱主角。而線索恰恰是在迎賓飯店發現的，是以他花費的時間也就特别長，結束後一時又睡不着，直到天色微明方才打起了呼噜。睡了沒多久，小衛就被人喚醒了——李松平、小陳前來了解火車票的事兒，當然又得他接待。

小衛經這一折騰，尋思幹脆就不睡了，吃了早飯回家去吧。轉機，就是由此而來的。小衛去餐廳的時候，已經過九點了，餐廳的早餐供應已經結束。他對掌竈的老夏說：有什麼吃的弄一點兒來填填肚子就成，按平時的早餐标準（當時規定飯店員工用餐必須照樣付飯菜票的），老夏就給他下了一碗陽春面端了上來。老夏跟小衛的父親是老朋友，是以他跟小衛很談得來，當下就坐下來跟小衛聊了幾句。小衛說到了今天吃早飯比平時晚的原因，老夏聽着忽然笑了。小衛問他笑什麼，老夏把手一伸：“來支煙，你就也笑了，而且會比我笑得還開心。”

老夏告訴小衛，那四個人的火車票是去北京的，四張硬卧票，昨天中午發車離開南京車站。小衛急問你是怎麼知道的？老夏說那四張票還是我給他們買的呢！三天前的晚上八點多，丁衡修四人到飯店餐廳吃晚飯。當時餐廳已經結束營業，服務員都下班了，隻有老夏還在準備明天早上供應的小菜。一個姑娘（不知是彭文倩還是丁文影）走進廚房，很客氣地詢問是否還能燒幾個菜，他們要吃晚飯。老夏說客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工作，當然可以，你們點菜吧。因為服務員已經下班了，是以老夏把他們點的四個菜燒好後自己一一端送到桌上。那四位稱謝不疊，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男子掏出香煙請老夏抽，聊了幾句。他問老夏家住哪裡，老夏答稱住在中央門那邊的鐵鏟巷。那男子說那不是靠近火車站的嗎？師傅，打聽個事兒，您知道南京這邊買火車票緊張嗎？老夏說那要看時間，像現在這個時節正是放暑假的當兒，各地來南京探親訪友或者遊覽的人比較多，車票就緊張，得提前五六天才能買到。

這話一說出來，對方的眉頭就皺了起來，低聲對另一個男子說：“五六天，這……太長了呀！”

另一個男子開口了，說的是廣東話，老夏基本上聽不懂，估計是出了個什麼主意。先前那個男子頓時神色釋然，站起來向老夏拱拱手：“師傅，不知是否可以麻煩您替我們買四張車票？您住在火車站那邊，可能跟車站上的人比較熟，一定能替我們買到的。”

老夏笑道：“還真讓你給說着了，我家老伴就在車站上工作。”

老夏是個熱心人，以前也時常替旅客購買火車票，當下就收下了對方的購票款，次日給他們拿來了四張去北京的硬卧車票。對方非常感激，拿出一條“大前門”香煙贈送，老夏堅辭不受，說替住店旅客買票是樁平常事，店裡也是允許的，但如果為此收受了旅客的禮物，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處理起來很嚴的。

專案組獲知這個消息，自然皆大歡喜，于是決定立刻赴北京。由于時間緊，經請示上司同意後，他們一行七人是乘民航班機飛到北京的，這還是他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這在當時算得上是一樁值得跟人吹噓一下的稀罕事兒。可是，他們中誰也沒吹噓，不是因為謙虛，而是因為這趟飛機竟然白坐了——在北京查了三天，沒有發現丁衡修一幹人的任何線索！

五、潛入武漢

專案組在北京為什麼沒能查到丁衡修四人的蛛絲馬迹呢？因為他們壓根兒沒去北京。此刻，這四個特殊旅客很悠閑地待在另一個城市的飯店裡，正等着實施一樁被丁衡修認為“很有價值”的行動。

這個城市是——武漢！

丁衡修耍了一個“聲東擊西”的把戲，托南京迎賓飯店大廚老夏購買的是去北京的硬卧車票，其實他們一行四人卻乘坐長江客輪逆流而上去了武漢。之是以玩這一個陰招，是因為他們當時已經覺察出自己的安全出了問題。

這應當歸功于丁文影的一個夢。那天晚上，丁文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她夢見母親丁佩珠不知怎麼奄奄一息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連話都說不出了。她匆匆趕到醫院，旁人告訴說丁佩珠失足溺水。丁文影被這個夢驚醒了，醒來後看看手表，這時是清晨四時。還不到起床的時候，于是，她沒當回事，再睡。可是，奇怪的一幕發生了：丁文影再次睡熟後，竟然又做了跟剛才差不多的噩夢！

這下，丁文影再也無法入睡了。盡管她從來不相信迷信那一套，但此刻卻是心神不定，想來想去難以釋懷，于是就喚醒了跟她同住一個房間的彭文倩，将夢境說了一遍。彭文倩跟丁文影不同，她小時候跟着離了婚的老爸遷居南京後，跟着祖父祖母過日子，那對老夫婦是鐵杆鬼神論者，經常說起種種靈異現象。彭文倩從小接受這種教育，長大後就認為世界上确實有靈異現象，隻不過科學還沒發達到能夠破解其奧秘的程度。是以，當下她聽丁文影這麼一說，就斷定老媽可能遇到了什麼問題，當然，解夢有反釋之說，可能不一定是出了壞事。姐妹倆商量下來，決定把這件事告知丁衡修，聽聽他的意見。

早餐桌上，丁文影把夢境說了一遍，彭文倩也說了她們的擔心。丁衡修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是沒來由的事兒，接着問丁文影你大概從小長到現在還沒離開過你媽媽吧？丁文影點頭稱是。丁衡修說那看來這是你的潛意識中在強烈思念着媽媽，沒關系，過幾天就會習慣的。

可是，姐妹倆心裡總是放不下這個疙瘩，兩人悄悄嘀咕，決定瞞着丁衡修往上海打個電話。迎賓飯店房間裡沒有電話，姐妹倆早餐後到大堂去想借用電話機，但那裡待着好幾個旅客，排着隊在打電話。于是，她們就出了門，到附近一家郵電局去打電話。

電話是彭文倩打的，因為她擔心妹妹萬一聽到什麼不好的情況會沉不住氣當場表露出來，那就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丁佩珠家沒有電話機，是以這個電話是打到傳呼電話亭的。上海的傳呼電話亭通常有兩到四部電話機，兩部機的由一人值守，三四部機的由兩人值守，值守者通常都是四十來歲的阿姨，她們接聽電話後，會在一張專用小紙單上記下受話人的住址、姓名，以及回電的号碼、姓氏，然後送到受話人家裡去；在來電不是很多的時候，她們也會把受話人從家裡叫來直接接聽。丁佩珠住所那條弄堂的傳呼電話亭有兩部電話機，是以隻有一個阿姨值守。彭文倩把電話打過去時，這位阿姨正好去送别人的電話單子了，是沒事坐在電話亭閑聊的幾個家庭婦女中的一位接聽的。

彭文倩說：“麻煩你傳呼一下19号來接電話……”

對方說：“你等等……”然後問旁邊的人，“19号是誰？”

耳機裡傳來另一個帶蘇北口音的大嗓門女人的聲音，說19号不是丁家嗎？丁阿姨給警察局捉進去了，家也抄了呀！

彭文倩大吃一驚，差點兒把聽筒撂上機架立馬挂斷，但馬上意識到這樣做有危險。她的反應可謂靈活，眼珠子隻一轉就有了主意，對着話筒大叫：“喂！喂！我話還沒說完哩！19号住着好幾家人家，我要住在後廂房三樓的小沈——沈鳴佳接電話。”這麼一說，對方就認為她把電話撥錯了，問你打什麼号碼。彭文倩報了号碼，故意把其中的一個數字說錯了，對方就說“你撥錯了”，立刻把電話挂斷了。

彭文倩從通話亭裡出來，臉色已經煞白。等在通話亭外面的丁文影不禁一陣心慌，連忙迎上來問怎麼啦。彭文倩搖搖手，直奔櫃台結了話費，然後拉着妹妹一口氣走出老遠這才說了情況。丁文影當下就把持不住，掩面啜泣，彭文倩勸也勸不停。兩人走到十字路口時，正好丁衡修因在飯店找不到她們而出來尋找，見之一驚，便悄悄詢問是怎麼回事。彭文倩不敢隐瞞，就把情況說了說。這下，就輪到丁衡修臉色煞白了。

回到飯店，丁衡修吩咐打點行李準備離店，自己就到大堂結賬。待到宋贻德和雙胞胎姐妹收拾好行李下樓時，他已經結好了賬等着了。四人離開了飯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就走。彭文倩是南京人，看看覺得不對頭：這車不是去火車站的嘛。看着丁衡修正要開口，被後者一個眼神止住。乘了四站後，丁衡修讓下車。這才對宋贻德和姐妹倆說，我們不能去北京了，立刻去長江港客運碼頭，坐船去漢口！宋贻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還是點了點頭。彭文倩倒是開口發問了，丁衡修說現在不說吧，一會兒上了船有的是時間說話，趕緊離開南京才是正道！

當時南京的計程車極少，但是馬路上有可供代步的馬車。四人遂坐了馬車前往輪船碼頭，也不管幾等艙了，隻要有去漢口的船票，有什麼艙位的就買什麼艙位的，結果隻買到了通鋪票子。這時離開船還有兩個多小時，丁衡修為防止雙胞胎引人注目，遂讓丁文影和彭文倩分開，丁文影跟着宋贻德，彭文倩跟着他。利用這段時間，丁衡修分别向兩個姑娘說了此次赴香港的情況：我這是帶着你們偷渡過去的，不過不必害怕，隻要跟着我，一切都是安全的。至于你們的母親被捕，可能跟此事有關。你們不要為她擔心，因為警察局抓她隻是為了審查，而沒有證據處理她。是以，隻要你們從現在起一直照我吩咐的辦，就不會有事。你們不被人家發現，你們的媽媽也就安全，最後警察局隻能把她放出來。

之前，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對于她們将用什麼樣的方式離開内地前往香港一直沒有問過，甚至也沒有考慮過，因為丁佩珠對她們說隻管放心跟着丁衡修走就是，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肯定能夠平安無事地抵達香港，而且能夠在香港合法定居下來。對于她們這種嬌生慣養的富家女來說，二十二歲的年紀還處在涉世不深的階段，對于母親的這番說法自然深信不疑。現在聽丁衡修這麼一說，才知道這件事原來如此危險，但這時已經無法改變了。她們再不懂事，對于解放以來的曆次運動還是知曉一點兒的，即使她們此刻懸崖勒馬，也肯定沒有好果子吃，從寬處理不判刑的話，勞動教養定是逃不了的。丁衡修說得對，這還将成為老媽的罪證。是以，到這當兒隻有豁出去冒一下險了。主意打定，姐妹倆就隻盼着趕快上船，離開南京。

檢票上船後，丁衡修去船長室補到了一張三等艙票，就讓丁文影過去了。到了蕪湖，又補到了一張四等艙的，讓宋贻德去了，免得這個滿口粵語的老廣惹人注目一不留神給船上的乘警盯上。

這樣，差不多就在專案組飛抵北京的時候，丁衡修四人抵達了漢口。根據預先的計劃，丁衡修将去武漢大學收集情報。考慮到雙胞胎姐妹過于顯眼，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是以丁衡修決定還是分開下榻。他和丁文影入住漢口鄱陽街的武漢大學招待所，宋贻德和彭文倩下榻于距武大招待所一箭之遙的中南旅館，介紹信當然不能再用什麼廣東省團委之類的了，而是用了宋贻德在南京時就已僞造的浙江甯波第二中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出差武漢的目的是“外調”。

丁佩珠被捕的消息給丁衡修敲了一記警鐘，他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但意識到原先想好的“神不知鬼不覺”狀态顯然已經被打破，盡管臨時抱佛腳想出了聲東擊西的招數，放棄了北京之行，但那份危機感已經滲入骨髓，丁衡修非常害怕。他這時才明白為什麼台灣的“大陸工作委員會”甯可花錢雇傭他這個私家偵探也不願意使用他們自己的特工，這項差使的安全系數實在太小了！于是，丁衡修決定改變計劃，不但北京不去，原定的西安、沈陽也不去了，離開武漢之後，去廣州中山大學活動一兩天，然後立刻偷渡返港。

這樣做，丁衡修作為乙方來說，已經屬于違約了，甲方可能會在支付酬金餘款時卡他。為不至于出現這種可能，丁衡修決定在武漢收集高品質的情報。當初時一彬跟他洽談時，對于以錄音方式收集情報沒有談死，因為時一彬是個老特工，知道用現有的錄音器材裝置完成這項工作所承擔的重大風險，是以隻是說讓他盡力而為，這個内容就不寫進合約中了。現在，丁衡修決定尋找機會完成這個工作，以彌補少跑幾個城市的不足，達到不被扣減酬金的目的。

于是，丁衡修就帶了丁文影前往武漢大學。武漢大學的“反右”運動當時在全國教育界屬于開展得有聲有色的一類。丁衡修在那裡順利拍攝了一些大字報，跟以往去複旦大學、交通大學和南京大學不同的是，他還認真看了一些大字報。因為他既然決定冒着風險錄音，那就得選擇一個有重大價值的目标，這樣才能使甲方感到滿意。

在武大校園裡轉了大半天，丁衡修標明了一個目标。他深信如果能把武大“左派”對這個目标的鬥争會實況錄下來，即使錄得不完整，帶到香港去相信也絕對能引起巨大轟動。

确實，丁衡修標明的這個目标是一個重量級人物，這位先生在中國教育界、法學界都是當之無愧能夠青史留名的一代宗師。他叫韓德培，生于1910年，殁于2009年，活了九十九歲。韓德培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國語言，光憑這一點就已經令人肅然起敬！韓先生早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後來去北美遊學。1945年底，韓德培應武大校長、著名法學家周鲠生之邀，從美國西雅圖風塵仆仆趕到武漢大學。韓德培一到武大，就被聘為教授。1949年之後，韓德培并未像大多數“舊法人員”一樣被邊緣化，恰恰相反，至少在1957年之前，韓德培在武大依然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出掌武大教務工作，成為當時的校長李達最為倚重的左膀右臂。

韓德培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經曆，真讓人啼笑皆非。鳴放高潮中，韓德培忙于中南地區高校招生工作，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即便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召開的武漢地區進階知識分子座談會上，韓德培也僅僅是說“大家都講得很多了，我沒有什麼可講的”。《光明日報》記者五次三番約稿，亦被韓德培婉拒，直至最後才就司法案例的收集與整理發表了一下看法，認為有關司法部門對此太不重視了，“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在武大校内，法律系黨總支書記上門請韓德培鳴放，他亦未予理會。而是時他恰好生病住院，武大的學子們來看望他，邀請他鳴放，他不忍心拒絕學生，随口應付一句“等我回來再講吧”。這幫學生回學校後，善意地釋出海報，說“韓德培教授定期鳴放”。當然，這個像電影預告一樣的海報，後來也成了韓德培的罪狀之一。

丁衡修之是以将韓德培定為他的“工作目标”，除了上述韓先生在教育界、學術界的巨大影響之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時韓德培已經與武大的另一位重量級教授、中文系主任程千帆先生一起并列為“武大頭号大右派”。程千帆生性不畏權勢，向來喜歡暢所欲言，鳴放時更不用說，是以被稱為“右派元帥”。而韓德培則被封為“右派”分子中的“山中宰相”。據《南史·陶弘景傳》記載，陶弘景曾在南齊出任左衛殿中将軍，到南梁時雖隐居山中，朝中大事仍要找他咨詢請教方能定奪。稱韓德培為“山中宰相”，意指他雖未出面，實為武漢大學“右派”分子的總背景。當時校園内張貼着的一些漫畫把韓德培畫在中央，其他“右派”則衆星捧月似的圍在他四周。

不過，丁衡修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一個極好的錄音機會。當時各高校的“反右”運動，由校“反右”辦公室負責上司。“反右”辦公室發現何人适宜當“右派”後，就會組織舉行不同級别的辯論會。所謂“不同級别”，是指這個将要成為“右派”分子的對象的職務、學術成就、“右派”言行等方面對學校乃至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一般性的就由其所在系開會，稍有影響的則兩個以上系聯合開會，像韓德培這樣的重量級人物，那就必須全校大會了。武大“反右”辦公室針對韓德培所舉行的辯論會，本來可以成為丁衡修最好的錄音機會，可不巧的是，這個會已在前一天開過了。而且，由于這個會的辯論情況使“反右”辦公室有點兒尴尬，是以他們不打算再跟韓德培玩這樣的遊戲了。

不過，丁衡修發現不必為這次失之交臂而惋惜不已，因為還有彌補的機會，他看到貼出的海報上說，将從次日起舉行連續一周的針對韓德培的鬥争會。

于是，丁衡修就決定把一周鬥争會的某一次會場實況錄下來，帶到香港去交給時一彬，就是一份珍貴情報了。往下，就是考慮怎麼錄音的問題了。這件事放在如今肯定不成問題，因為錄音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什麼袖珍錄音機、錄音筆、錄音紐扣、無線話筒之類的器材層出不窮，每一個城市的電子商店都能買到。但是，在1957年，這些器材連科學家也沒想出來，體積較小的盒式錄音機的問世還得等待七年。像丁衡修手頭這台體積跟一口小型旅行箱可有一比的錄音帶錄音機，已經算是先進器材了。是以，對于丁衡修來說，怎樣在確定安全的前提下完成錄音，這需要動一番腦筋。他去武大禮堂看了看，屆時進入會場當然不成問題，批鬥會是不需要什麼入場券的，阿貓阿狗都可以随意進出。不過如果帶着錄音機進去公然錄音的話，不管是否可行，丁衡修都覺得自己沒有這份膽量。他的三個幫手，彭文倩、丁文影太嫩，宋贻德的口音不行，一開口就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丁衡修猶自在想這件事。不覺到了招待所開晚飯的時間，丁文影到他房間來叫他去餐廳時，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問又發生了什麼事。丁衡修說我受朋友委托，得替他們錄一份“反右”大會的會場實況，這事不能公開做，否則人家可能不讓幹，往下查，連你們姐妹倆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正盤算着應該怎樣做才穩妥。丁文影先前是跟丁衡修一起去武大的，也去大禮堂轉了轉，隻是不知道丁衡修還有這個打算。不過，在她想來，這件事不難解決。于是，丁文影就說了她的想法。

丁文影在上大學時，是個康樂活動積極分子，是校學生會宣傳部的成員之一，少不了經常跑學校禮堂指揮布置會場什麼的，是以對于學校禮堂的建築結構比較熟悉。她對丁衡修說，通常學校大禮堂主席台的下面有一個地下室，那裡堆放着幕布、需要修理的桌椅等雜物。由于都不值錢，是以一般是不上鎖的。你可以考慮把錄音機預先藏到那個地下室去，開會前打開，由于禮堂裡是使用擴音喇叭的，是以地下室應該聽得清楚。等到會議結束後，再悄悄把錄音機拿出來就行了。

丁衡修聞之大喜，說：“文影你幫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啊！有功！有功！”

丁文影說：“就是不知道武大大禮堂的地下室是不是上着鎖的。”

丁衡修說上鎖也沒關系，我有辦法打開。早在當年汪僞“七十六号”特工總部時，丁衡修就向那裡的特務學會了開鎖本領，這次偷渡來内地時他特地帶了一套開鎖專用工具，相信對付這種鎖具是不在話下的。

當然，還得二上武大，去實地看一下大禮堂的主席台下面是否有地下室。丁衡修不想讓自己老是在武大校園裡出現，給别人留下印象，是以，這件事他就指派彭文倩去做了。第二天上午，彭文倩去了一趟武大，中午回來在下榻的旅館往丁衡修這邊的招待所打了個電話，報告說主席台下面是有地下室的，而且不上鎖，她下去看了看，裡面堆放着亂七八糟的雜物，牆壁上有電線插座。丁衡修說這就行了，電線插座倒不需要，我這機器是用幹電池的，十二節特制的大号電池用光總對付得下來了。

行了，那就準備行動吧。丁衡修想了想，決定到時候一早就派彭文倩去把錄音機放進地下室。像她這種年齡、模樣的姑娘，不必化裝就是女大學生模樣，提着個箱子在校園裡出現不會引人注目，回頭把錄音機拿出來時也是這樣。

這個計劃盤算得很好，可是最終未能實施。為什麼呢？因為武大接下來對韓德培的鬥争會盡管一連開了七天，但是會場卻調換了，就在小操場進行，時間是每天晚上。通知一張貼出來，丁衡修看着頭就大了，尋思小操場上是沒法進行錄音的，難道辛辛苦苦策劃了一番就這樣泡湯了？

當晚，丁衡修考慮了很長時間，最後決定錄音還是要進行的，批鬥韓德培錄不成，就錄其他對象吧。反正不管是哪個“右派”分子，有錄音總比沒錄音好，一到香港就是奇貨可居了。

于是，再次前往武大校園轉悠，竟然有了一個驚喜：武漢大學“反右”辦公室貼出告示，将于兩天後在大禮堂召開對“右派元帥”中文系主任程千帆教授的第二次辯論會。丁衡修看着禁不住喜出望外，尋思這真是上天保佑我丁某人了，該當我能夠做好這件事的。

這樣，丁衡修就開始暗作準備，他跟彭文倩、丁文影談了讓她們中的一個預先去大禮堂地下室放錄音機以及在會前打開錄音機開關之事，問她們誰願意去做。雙胞胎姐妹都沒有吭聲，看來是頗有些害怕。丁衡修于是就做說服，說會議是在下午兩點開始，錄音機可以提前放置，上午八九點鐘就行。那個時段我去大禮堂觀察過，裡面肯定是空無一人，外面呢，也不過是些許匆匆過客。以你們的外形條件，冒充大學生是沒有問題的，大學生提了口箱子在校園裡走，經過大禮堂拐進去看看，即使讓人看見，也不會懷疑。現在是暑假，可能是跟同學約好了一同出去旅行，說好在大禮堂碰頭的，我先到了，就在裡面等一會兒，這總正常吧？看看沒人注意了，把箱子拎到地下室去就是了。再說去打開開關吧，這台錄音機的電池是美國特制的，十二節大号電池可以使用六個小時，打開後錄音帶會自動循環錄音，轉到電池用完了才停止。是以，他們兩點鐘開會，你們中午溜進去打開開關就行了。取呢？這個會我估計最多開三個小時吧，散會後都要去吃晚飯的，大禮堂裡肯定沒人了，悄悄溜過去把錄音機拎出來就行了。屆時我會在外面接應的。

這樣一說，彭文倩就表态說那就由我去做這事吧。

這件事，還真如丁衡修所說的那樣，竟然就給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丁衡修拿到錄音錄音帶試聽無誤，大喜，然後就讓宋贻德和丁文影去購買去廣州的火車票。他準備到廣州後去中山大學拍攝一些大字報的照片，就動身潛返香港，這趟差事就算圓滿完成了。

當然，丁衡修沒有想到，這是他一生中最後幾天的自由生活了……

七、厄運難逃

回過頭來，讓我們說說專案組的偵查工作情況。專案組一行七人從南京飛赴北京後，立刻跟北京市警察局取得聯系，介紹了案情，要求北京同行給予協助。北京警方根據專案組的要求，立刻組織力量對全市各家大大小小的飯店、飯店、旅館進行檢查，同時還由市局出面牽頭各高校保衛部門發動師生在本校進行巡查，專案組成員也分赴北大、清華直接調查。

可是，如此一連折騰了三天，卻沒有任何收獲，丁衡修四人就像人間蒸發，再也不露面了！

專案組意識到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難道他們沒來北京？可是，他們明明購買了赴京的火車票，而且是在當天開車前兩小時離店出發的。可如果他們來了北京的話，為什麼所有的飯店、飯店、旅館都沒有他們的行蹤呢？難道他們在北京另有住處，下榻到某個親朋好友家裡了？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公安部規定，其時全國所有城市居民家裡如果來了外人需要住宿的話，必須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北京警方曾向各派出所詢問過這方面的情況，所有派出所都報稱沒有哪戶居民申報過這樣四人的臨時戶口。

那就隻有向鐵路部門調查了。四人購買的是硬卧車票，按照鐵路部門的規定，開車後列車員要用卧鋪号牌把乘客的車票換下來，到該乘客下車前再換回來，這個動作，鐵路上稱為“換票”。這樣做對于鐵路部門的好處是可以及時知曉哪個鋪位的乘客未能趕上該趟列車，進而空出鋪位，列車上就可以将該鋪位賣給也是乘坐該趟列車但沒有買到卧鋪的乘客，多一筆收入。如果丁衡修四人那天沒有上這趟赴京列車，那該趟列車肯定是會有記錄的。是以，隻要向該趟車的列車長調查一下就清楚了。

于是，專案組就通過鐵道部警察局進行調查。鐵路的通信是很便捷的，很快專案組就得到了回音：那趟列車确實有四張連号的從南京到北京的硬卧鋪位沒有人乘坐。

專案組繼續開會分析案情：他們為什麼買了車票又臨時放棄了這趟旅行呢？是事先有預謀故意耍弄的手法，想轉移偵查視線，還是臨時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決定改變行程了？衆偵查員個個踴躍發言，暢談各自的觀點。但是，誰也沒想到還有丁文影做了一個噩夢導緻往上海打傳呼電話這樣一個情節，是以讨論了很長時間也無法确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主持會議的專案組長張芝川意識到這樣讨論下去很難得出結論，是以，比較聰明的做法就是放棄在這方面的努力，這個山頭攀不過去，就繞過去吧，繞過去後另外走一條路試試看。

于是，大家就換個話題來讨論：丁衡修等人放棄北京之行，會去哪裡呢？這個，先要分析丁衡修此次潛入内地的目的了。從他在上海、南京兩地頻頻活動于複旦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這三所高校的迹象來分析，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收集“反右”運動的情報，原準備赴京的打算估計也是這樣。是以，不管他們是由于什麼原因取消北京之行的，其使命和目的應當不會改變，他們離開南京之後的下一站，可能會是東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區的某一所或者數所著名高校，在完成了預定的使命後，才會離開内地逃遁境外。

一張全國地圖挂上了牆壁，偵查員圍着地圖指點着一個個省會城市進行分析：除了北京，還有天津、西安、蘭州、沈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杭州、成都、廣州等地，這些城市都有著名高校，都可能是他們的目标，至于究竟是哪幾個城市，或者全部城市都跑到，那就無法判斷了。

這樣，問題就随之出現了：專案組不可能盲目地把這些城市一個個都跑到，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副組長晁傑是一個具有豐富偵查經驗的老公安，他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之後，提出了一個觀點：目前這個案子中的涉案者一共有四人，且不管雙胞胎姐妹和另一個操一口粵語的老廣（當時專案組還不知這人名叫宋贻德，是從香港過來的，是以猜測也有可能是丁衡修在廣州臨時招募的幫手）是否會偷渡越境外逃，丁衡修本人從境外來，是以他在完成使命後是要傳回的。根據以前承辦過的一些涉及境外派遣特務的案子來看，這類特務在出入境方面，不管是偷渡還是化名後正常通關，都有一個規律：從何地入境，也就從何地出境。從已被捕的涉案人丁佩珠的口供來分析，丁衡修應當是從廣東省偷渡入境的，是以，他在完成使命後也會從廣東省偷渡出境。這樣，丁衡修就會在廣州落腳。我們無法斷定丁衡修究竟會在哪個城市活動，但是，可以判斷他最終會出現在廣州，那就按照這個判斷行事：在廣州等他，有這人的照片，隻要他住宿，還怕找不到？

專案組長張芝川說，這個方案帶着孤注一擲的性質，但是看來也隻有這樣做了，萬一失誤，那就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我這就打長途電話向上司報批，如果獲準，我們就轉赴廣州開展偵緝。

張芝川向上司上報的方案中除了赴廣州守伏外，還有一個内容：向上述各大城市警察局發出緊急協查通報，請各市警察局加強對飯店、飯店、旅館住宿旅客的關注，并通知各大高校密切注意外來者情況，一旦發現出現具有丁衡修等四人特征的對象，立刻予以控制。

這個方案很快就獲得了上司的認同，兩小時後，專案組就接到電話，告知方案已經準許，可馬上實施。于是，專案組一行就乘坐火車南下廣州。

專案組一幹人抵達廣州後，立刻跟廣州市警察局取得聯系。廣州市警察局方面指定了三名警員組成協調小組，根據專案組的需要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援。專案組和粵方協調小組聚在一起研究了案情，決定采取以下三項措施：

第一，組織力量去廣州火車站進行晝夜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蹲守，發給每個蹲守人員印有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等人照片以及個體特征的文字說明材料；第二，将上述材料下發全市各個飯店、飯店、旅館，一旦發現目标入住，立刻向警方報告；第三，将上述材料發往廣州各個高校，請各高校保衛科牽頭組織由政治可靠的師生組成的巡查組，在校園内進行巡查，密切注意是否有可疑目标出現。

以上措施付諸實施後的第五天，丁衡修一行四人從武漢乘坐火車抵達廣州。可是，在車站蹲守的人員卻未能發現他們。這是因為列車抵達廣州站時正是深夜，他們四人又是分别混在乘客中出站的，而當時因為晚點，有三趟列車同時抵達車站，出站時的擁擠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發現目标也是可以了解的。

可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專案組方面未能發現目标，丁衡修卻已經感覺情況不妙了。因為他混在人群中出站的時候，明顯感覺到檢票口多了幾個檢票員，其中有人雖然穿着鐵路員工制服，卻沒參加檢票，于是，就懷疑這是專為對付他們幾個的。有鑒于此，丁衡修決定放棄預定的中山大學之行，以最快速度離粵返港。

但是，已經交上了厄運的丁衡修四人隻要到了廣州，就注定無法逃脫了。根據預先的安排，丁衡修傳回香港時還是由偷渡入境時接應的那條管道負責，由于時間上的不确定性，是以丁衡修是無法把确切接應時間通知對方的。而且，對方出于謹慎，并未将住址透露給丁衡修，這點，丁衡修也是了解的。雙方約定的聯系方式是：丁衡修需要時，可在海珠區福建街折箭巷前的那棵大榕樹上刻一個英文字母J，二十四小時後前往折箭巷口跟對方會合。

是以，丁衡修四人在廣州所待時間必須超過二十四小時。這段時間，他們必須入住飯店、飯店或者旅館。丁衡修出于小心，決定四人用預先準備好的假介紹信分别入住四家旅館。去折箭巷留信号之事，就交給宋贻德去做。這個老廣此刻到了羊城，那口粵語就是最好的護身符了，而對于像他這樣一個技藝不凡的刻章匠來說，往樹身上刻一個英文字母易如反掌。

那個J是刻上了，不過不是宋贻德去刻的，而是偵查員去刻的，因為當晚丁衡修四人分别入住旅館時，就給服務台盯上了，随即報警，然後就落網了。立刻訊問，獲得了關于折箭巷刻字母的口供。于是專案組就派人代替宋贻德出了這趟差，二十四小時後，丁衡修所熟識的那位朋友也被戴上了手铐。

丁衡修四人落網後，對各自所犯罪行供認不諱。

三個多月後，本案連同丁佩珠在内的五名案犯受到了法律懲處：丁衡修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宋贻德判了二十年，押解青海勞改；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分别被判五年，押解安徽、江蘇勞改；丁佩珠被判三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

那個偷渡團夥由廣州方面處理，也都判處了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