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以來，江浙一帶人才輩出，獨領全國風騷。縱觀近五百年科舉考試情況，江浙兩省狀元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榜眼探花更是不計其數，江浙文盛，蔚為大觀。
甚至在朱元璋時期還發生了著名的“南北榜案”，朱元璋發現北方學子竟然全部落榜後龍顔大怒，覺得其中必有存在某種問題或陰謀。最後朱元璋親子閱卷錄取上榜的學子全部是北方人，南方學子一個沒要。其實呢，這裡面根本沒什麼徇私舞弊，當時的南北學子水準确實差異很大。
有人會說，江浙富庶，勢必如此。可是，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無法解釋全部問題。經濟水準與文化層次沒有必然聯系，湖北黃岡可謂八山一水半分田，土地貧瘠，交通閉塞，按理說應該是窮鄉僻壤出刁民，但是黃岡曆史上出現衆多鼎鼎大名的人物，例如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畢升，寫出了藥學巨著《本草綱目》的李時珍，提開創地質力學理論的地質大師李四光等等。作為湖北經濟最為落後的鄂東大地，何以在楚地文化史上獨占鳌頭？
江浙人才輩出，特盛于明清兩代。同樣的地理條件，同樣的氣候因素，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為什麼江浙在漢唐時期沒有出現人才的大爆發呢？這種現象其實和中國的曆史發展規律有關。
中國文化的源頭在黃河流域，上古夏商周時代，長江以南地區還是文化荒漠，此處居民是孔子之流所謂的批發左衽的野人，縱然江浙有肥沃的土壤和濕潤的氣候，可是因為其智力水準有限，是以其無論是生産力還是文化力都比較落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江浙一帶是京畿重地，但是，其文化名人産出居然不如江西。
終宋一代，江西一省産生了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三位大作家，占唐宋八大家之宋代的一半，另一半被四川的蘇氏三父子分享。另外，宋代江西還出現了楊萬裡、黃庭堅、文天祥及儒學大師朱熹等文化名人，狀元及進士數更是一枝獨秀，傲視群芳。而江浙除了陸遊，似無著名顯赫人物。
何以如此？貧窮的地方能出人才，富裕的地方也能默默無聞，毫無生氣。其實，這跟上層社會的流動性有關。這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時期，一個是兩晉南北對峙，另一個是宋金南北對峙，這是中國曆史上兩個最重要的士人南遷時代。
中國文人自古有華夷之辯、内外之别，尤其是士大夫，子曰士可殺不可辱，誠斯言也。為了這句話，為了追随華夏文明正朔，這些世族不辭險阻，千裡迢迢從中原地區趕赴南方。例如東晉時期主導晉國朝政的王導家族和謝石謝安家族，還有我們熟悉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
以及後來宋金對峙時期的李清照、辛棄疾和陸遊等等。這些士人的南遷，極大地改變了南北人口素質結構。從此南方文化氣息越來越濃厚，而北方因為高層讀書人的流失而文化氛圍越來越淡化。
而且，我們發現僅僅在南北對峙時期，士大夫才會有規律南遷，而蠻族統一中原時，南遷不明顯，表現為對前朝的繼承與發展，例如元于宋，清于明，皆如此。
此處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從曆史發展的角度分析了當今江浙地區人才輩出群星荟萃的原因。也許，曆史現實的形成，從來不能用單一的經濟學理論來闡釋，而應該采用綜合關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