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一個大事件。當時，周武王姬發與姜子牙率領數萬虎贲殺到商朝首都朝歌之外。當時，商朝主力正在讨伐東夷，國都十分空虛。是以，纣王子受被迫武裝17萬奴隸，出城迎擊周軍。
然而商朝人對待奴隸一向嚴苛，動辄将他們殺死祭祀祖先和神明。很明顯，這些奴隸絕不會為商朝賣命。是以到了戰場上，奴隸們倒戈相向，帶着周軍殺入朝歌，纣王被迫自焚，而500年的大邑商就此滅亡。
為何說武王伐纣是一場開天辟地的事件？這是因為周朝全面改革了商朝殘酷的制度，開始重視人的價值，不再進行大規模的人祭活動。可以說，這場戰役是一場奴隸的解放運動。
另一方面，商朝的滅亡，代表着周朝禮制文明的建立。以血緣和周禮為紐帶，周朝将大小貴族分封到全國，形成了夏君夷民的局面。随後，這些分封的諸侯不斷向外擴張，最終連成一片，形成了今天中國的基本版圖。可以說，直到今天，中國仍可以看到武王伐纣所帶來的影響。正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然而，有一個問題卻困擾了中國很久，牧野之戰的确切時間到底是什麼時候。根據史書，中國有确切紀年的開端，是公元前841年。當年，發生了著名的“國人暴動”時間，周人不滿周厲王的暴政，并将之逐走。而國政有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執掌，史稱“共和行政”。而共和行政，也是中國确切紀年的開始，從此以後，中華文明的記載就再也沒有斷絕過。
然而武王伐纣的确切時間在什麼時候，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畢竟年代太久遠，很多文獻都散失了。同時經曆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以及項羽的火燒鹹陽，史料更是所剩無幾。是以在編纂曆史時，司馬遷隻能将确切時間追溯到共和行政。再往前推，就無能無力了。
但是早在西漢時期，中國人就通過星相學，推算過武王伐纣的時間，應該是公元前1122年。近代學者梁啟超則提出公元前1027年的說法。日本天文學家新城新藏提出武王伐纣應在公元前1066年。此外，還有唐蘭的公元前1075年說、丁山的公元前1029年說、章鴻钊的公元前1055年說。據不完全統計，對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種結論，最早的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為公元前1018年，前後相差112年。
由此可見，武王克商，到底在何時，已經困擾中國人多年。
但從劉歆以來，時間過了2000多年，事情卻發生了轉機。1976年，陝西省臨潼縣一個村民在耕田時，挖出一件精美的銅器。随後，這件事很快報備給了國家，考古專家立即趕到。經過現場檢驗，此物正是如今中國九大國寶之一——利簋，又名“武王伐纣簋”。
雖然時間過去了3000多年，但是利簋上的銘文仍然隐約可見，最終學者們釋讀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彜。”
看到這裡，學者們發出驚呼聲，此物居然是武王伐纣的直接證物，簡直是國寶中的國寶。将金文翻譯為現代文就是:
“周武王征伐商朝，在甲子日那天早上，天上有歲星的時候，咱們打了大勝仗，一晚上就占領了商的地盤。辛未（8天後），王在管這個地方勞師上次，并将上好的青銅賜給右史，制作了禮器以紀念檀公。”
這裡的“有事”其實指的是官名——右史。按照周朝官制，右史在君王身邊記事，而這個右史名叫“利”，是以這個簋，也被稱為利簋。至于所要紀年的檀公，指的是周朝祖先古公檀父。
除此之外，天文學家還從這短短的33個字中，解讀出一個重大資訊，那就是牧野之戰的确切時間。
所謂“歲”，也就是“歲星”——木星的意思。“歲鼎”，也就是木星中天這一現象，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天文現象。經過1996年國家重點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測算，商周之際的“歲鼎”，大概在公元前1046年。甚至，這個時間還可以精确到天，也就是1月9日。根據當時最先進的碳--14測定，也證明了這一點。
由此，由武王伐纣所引起的，長達2000多年的猜測終于畫上了句号。而中國也由此得到了一個世界領先的紀錄，那就是信史時間紀錄。中國确切的信史時間，由公元前841年推到了公元前1046年。
反觀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他們沒有我們中國人這樣異乎尋常的“紀錄癖”，導緻他們的信史時間始終難以确認。此外，古埃及、印度、巴比倫文字很多都已無法釋讀，導緻信史确認的時間變得更加困難重重。
而古希臘文明就太悲慘了，其文明隻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還得加個“約”字。反觀中國，即使在利簋研究實作重大突破前，信史時間就是公元前841年。直到公元前499年，希臘才有确切的文字記載。
即便如此，西方學者還曾倨傲地否定中國文明，在甲骨文發現以前，甚至連商朝都不承認，更何況夏朝和三皇五帝時期。而利簋的發現，無疑打了西方學者的臉，狠抽了所謂西方中心主義。
如今利簋存放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是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因為它不僅僅隻是個做工精美的國寶，而且還是一個記錄中國重要時間節點的“月曆”。它的存在不停地提醒着我們，咱們中華民族的祖先有多麼偉大，中華文明有多麼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