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大明朝廷通過錦衣衛提前收到了瓦剌太師也先即将揮師大舉南侵和大同、宣府為瓦剌軍隊主攻方向的确切消息。
根據這一消息，明英宗迅速做出了戰前部署：
1、命山西、河南等地輪休的班軍（指前往九邊重鎮駐防的内地衛所士卒）盡快傳回大同、宣府駐防；
2、命西甯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負責指揮駐防大同的所有軍隊；
3、命平鄉伯陳懷、驸馬都尉井源等人率四萬三大營精銳士卒增援大同、宣府。
六月甲子，诏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醜，西甯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戊寅，平鄉伯陳懷，驸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于大同、宣府，備瓦剌。——《明史·英宗前紀》
正統十四七月，也先果然兵分四路（脫脫不花率軍進攻遼東、知院阿剌率軍進攻宣府、也先率主力進攻大同、也先的弟弟率軍進攻甘州）大舉南侵，雖然大明提前收到了也先南侵的消息并及時做出了戰前部署，但是參将吳浩戰死、遼陽失陷等敗報還是如雪片般飛向了明英宗的禦前。
面對接踵而至的敗報，唯恐丘福喪師十萬的前車之鑒重演、也先突破九邊防線後合圍京師的明英宗果斷決定禦駕親征。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邝埜、戶部尚書王佐等文官武将及二十萬大軍（彙合事先派往大同宣府的三大營士卒後共計二十五萬）出征。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變發生，明英宗率領的大軍在土木堡被瓦剌騎兵擊潰，明英宗被俘、王振戰死（本文采用明英宗為王振撰寫的碑文中王振是戰死的說法）、随行的武将全部戰死、随行的文官大部分戰死、士卒傷亡接近十萬。
壬戌，師潰，死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奉甯侯陳瀛，驸馬都尉并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埙，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邝野，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禦史鄧棨等，皆死。——《明史·英宗前紀》
關于誰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史學界向來莫衷一是，明英宗、宦官王振、武将勳貴集團、文官集團都是被懷疑的對象。那麼，下面就按照誰獲利最多、誰嫌疑最大的原則推斷誰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
胡惟庸被誅殺後，為了防止權臣和地方割據的出現，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行中書省、将大都督府一分為五。這樣，在朝廷上就形成了五軍都督府和六部互相制衡的局面，在各地就形成了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互相制衡的局面，但是由于大明是以武功定天下的，是以五軍都督的地位要高于六部尚書、都指揮使的地位要高于按察使和布政使。
當是時，都指揮使與布、按并稱三司，為封疆大吏。而專阃重臣，文武亦無定職，世猶以武為重。——《明史·兵志》
明仁宗繼位後，為了提高衛所士卒的戰鬥力，開始将五軍都督府的都督派往各地擔任鎮守總兵官。這樣，六部尚書、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的地位比洪武時期就更低了。
命武安侯鄭亨等四人俱充總兵官，亨鎮守大同；襄城伯李隆鎮山海；武進伯朱榮鎮遼東。中軍都督府都督佥事譚廣為本府左都督，命鎮守宣府。命後軍都督府同知梁銘鎮守甯夏。——《明仁宗實錄》
明宣宗繼位後，以内書堂的設立為标志，宦官登上了明代的政治角力台，并且由于司禮監、禦馬監等内宮十二監權力的增加，六部因同時受到了五軍都督府、司禮監、禦馬監的制衡而導緻權力被大大削弱。
明英宗繼位後，由于王振的崛起，使得五軍都督府和六部的權力都被大大削弱，并且各地也形成了以鎮守宦官節制鎮守總兵官、鎮守文官的局面。這樣，正統朝的權力等級就變成了皇帝、宦官、武将、文官。
土木堡之變後，明代的權力等級被迫重新洗牌，宦官因王振被文官描述成了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而成為了禍國殃民的代名詞，武将因在土木堡之變中遭受重創而被迫接受文官将五軍都督府的權力收歸兵部，皇帝因文官在京師保衛戰中立下的功勞被迫按照文官的要求撤回鎮守宦官并允許巡撫節制鎮守總兵官、都指揮使、按察使、布政使。這樣，景泰朝的權力等級就變成了皇帝、文官、武将、宦官。
從天順朝開始，文官的權力随着内閣獲得票拟之權、确立首輔制而逐漸增加，至正德時期，明武宗試圖通過寵信宦官劉瑾和武将江彬的方式來遏制文官權力的增加，但是随着劉瑾和江彬的相繼被誅殺，明代皇帝最後一次遏制文官權力增加的努力失敗。
發展到萬曆時期，文官張居正通過考成法的設立在事實上架空了皇帝，以至于張居正曾不無得意的對人說出“吾非相，乃攝也”的話。至此，在明代的權力角力台上真正形成了文官一家獨大的局面。
如果對文官一家獨大追根溯源，則不難發現其源頭正是土木堡之變發生後，如此一來，土木堡之變中獲利最大的就是文官集團了。是以，按照誰獲利最多、誰嫌疑最大的原則，文官集團最有可能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