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會戰打了四次，第一次日軍隻是掃蕩性進攻，是以淺嘗辄止，并未深入，所攜帶的物資也隻有一星期，能打半個月已經是超出預期了。但日軍主動撤退，卻被國軍這邊宣傳為一次大勝，大肆吹噓。第九戰區參謀長甚至還親自編了一個平劇，後面放着一面大旗，上寫一個大大的嶽字，自然是吹捧薛嶽的。從這之後，薛嶽就開始有些飄飄然了，也開始大肆吹捧他的所謂天爐戰法。其實所謂天爐戰法就是三個字，口袋陣，并沒有什麼玄虛之處。
第二次長沙會戰更是薛嶽指揮失誤，當時軍委會直轄的兩個機動攻擊用的軍，也就是第十軍和七十四軍，都被薛嶽的瞎指揮報帳了。第十軍剛整訓完，開到粵漢路待運緬甸參戰，結果薛嶽分批次增援三十七軍作戰，最後被打殘。七十四軍明明擅長進攻，薛嶽非要用去守長沙，導緻七十四軍在春華山一帶被日軍突然擊潰，王耀武如果不是跑得快，都差點被俘了。是以第二次長沙會戰本質上其實國軍是輸了的一方，但因為日軍之後又退回原來戰線，是以又被宣傳為薛嶽大勝。
按照後來接替吳逸志擔任第九戰區參謀長的趙子立的總結，天爐戰法的關鍵是八個字，後退決戰，争取外線。但以前兩次長沙會戰來說，國軍的梯次抵抗與其說是後退，不如說是被日軍逐次擊潰，與其說是國軍争取外線成功，不如說是日軍在擊潰國軍之後變乘勝急進，并未顧及後方交通線的恢複與維持，而這根本的原因是日軍每次參戰的兵力都隻有十萬人左右，是以無法過于分散使用，等于日軍把外線主動放棄掉了，讓給了國軍。而國軍所謂的求心攻擊，每次也隻是遠遠的禮送日軍而已，真正追擊的次數很少。
隻有第三次長沙會戰算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勝利，但這同樣是因為日軍犯了錯誤，并不是因為薛嶽的調遣指揮有什麼特别的過人之處。日軍第三次長沙會戰投入的兵力不及前兩次，但深入程度卻比前兩次更深，而且，前兩次日軍都未在長沙強攻，而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卻企圖強攻長沙，并且在第十軍頑強防守之下，進攻未得手，日軍不僅沒有馬上撤退，反而進一步增兵，想攻下長沙之後再撤退，進而犯了兵家大忌，也為國軍外線部隊向長沙增援提供了時間。
然而這次勝利之後，薛嶽就志得意滿，之後在常德會戰和長沙會戰中都誤判形勢。常德會戰中情報已經顯示日軍進攻重點在湘西，薛嶽卻堅持認為日軍是聲西擊東，重點還是進攻長沙，是以不肯向常德方向增派援兵，一直等到日軍已經強攻常德，餘程萬連電求援，薛嶽才又慌慌張張的增調五十八軍、第十軍、七十三軍等部隊向常德增援，途中又因為薛嶽指揮失誤，導緻增援部隊中戰鬥力最強的第十軍遭遇日軍伏擊，一戰而潰，讓餘程萬在常德的死守待援變成了守死，最終不得不突圍而出。
按照趙子立的看法，前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中，前兩次都是偶然因素，隻有第三次會戰中薛嶽的天爐戰法才發揮了效力。但薛嶽從此就認定了日軍不敢再來進攻長沙，而且堅持認為，如果日軍膽敢再來，國軍還是按照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打法，一定可以擊敗日軍。這無意于刻舟求劍。結果長衡會戰期間的第四次長沙會戰，日軍參戰兵力大增，而且不再急進，而是分東、中、西三路緩緩推進，一邊推進一邊恢複交通，保證後方物資運輸，國軍争取外線就失敗了，後退決戰當然也不可能了。
長沙失守後，薛嶽才臨時改變主意，企圖在衡陽與日軍決戰，是以指令方先覺率第十軍在衡陽死守，同時調遣外線國軍部隊向衡陽附近撤退。但日軍在輕松将東西兩路國軍逐漸壓縮向南之後，留在日軍身後的國軍部隊已經很少，完全無力威脅日軍交通線，其餘部隊則分别被壓制和阻擊在衡陽外圍，無法增援衡陽。方先覺無奈，隻能向重慶求援，重慶要求他再守三天，結果方先覺都守了一星期了，還是沒有援軍到來，方先覺的部隊從一萬七千人左右傷亡到不到兩千人，彈盡糧絕，外援也指望不上，才憤而投降。
也就是說，日軍前三次進攻長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攻破長沙而占領之，因為這超出了當時華中日軍的兵力所能承擔的限度，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日軍每次進攻其實都是為了防禦而采取的進攻，其核心目标都是打擊武漢外線的國軍機動兵團，以確定武漢的安全，同時確定長江航道的安全。而當日軍在太平洋海戰中輸掉了之後，大陸交通線成為其唯一生命通道，因而必須打通交通線，占領長沙、衡陽等重要據點城市的時候，薛嶽的天爐戰法就不靈了。
而薛嶽還躺在前三次長沙會戰勝利的自我沉醉中不能自拔，事先不調整戰術，不主動改變打法，這種戰略上的懶惰隻能說是刻舟求劍，守株待兔。在這種背景下，方先覺在衡陽死守雖然英勇悲壯，但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意義，還不如在增援無望的時候主動撤退，儲存有生力量，着眼于未來。但薛嶽既無法指揮部隊擊退圍攻衡陽的日軍，解救方先覺的部隊，又不讓方先覺撤退，甚至湘桂鐵路都被日軍切斷了，衡陽守軍已經失去了生命線，薛嶽還是沒有讓方先覺撤退，還要求他死守待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