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打了四次，第一次日军只是扫荡性进攻，所以浅尝辄止，并未深入，所携带的物资也只有一星期，能打半个月已经是超出预期了。但日军主动撤退，却被国军这边宣传为一次大胜，大肆吹嘘。第九战区参谋长甚至还亲自编了一个京剧，后面放着一面大旗，上写一个大大的岳字，自然是吹捧薛岳的。从这之后，薛岳就开始有些飘飘然了，也开始大肆吹捧他的所谓天炉战法。其实所谓天炉战法就是三个字，口袋阵，并没有什么玄虚之处。
第二次长沙会战更是薛岳指挥失误，当时军委会直辖的两个机动攻击用的军，也就是第十军和七十四军，都被薛岳的瞎指挥报销了。第十军刚整训完，开到粤汉路待运缅甸参战，结果薛岳分批次增援三十七军作战，最后被打残。七十四军明明擅长进攻，薛岳非要用去守长沙，导致七十四军在春华山一带被日军突然击溃，王耀武如果不是跑得快，都差点被俘了。所以第二次长沙会战本质上其实国军是输了的一方，但因为日军之后又退回原来战线，所以又被宣传为薛岳大胜。
按照后来接替吴逸志担任第九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的总结，天炉战法的关键是八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线。但以前两次长沙会战来说，国军的梯次抵抗与其说是后退，不如说是被日军逐次击溃，与其说是国军争取外线成功，不如说是日军在击溃国军之后变乘胜急进，并未顾及后方交通线的恢复与维持，而这根本的原因是日军每次参战的兵力都只有十万人左右，所以无法过于分散使用，等于日军把外线主动放弃掉了，让给了国军。而国军所谓的求心攻击，每次也只是远远的礼送日军而已，真正追击的次数很少。
只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但这同样是因为日军犯了错误，并不是因为薛岳的调遣指挥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投入的兵力不及前两次，但深入程度却比前两次更深，而且，前两次日军都未在长沙强攻，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却企图强攻长沙，并且在第十军顽强防守之下，进攻未得手，日军不仅没有马上撤退，反而进一步增兵，想攻下长沙之后再撤退，从而犯了兵家大忌，也为国军外线部队向长沙增援提供了时间。
然而这次胜利之后，薛岳就志得意满，之后在常德会战和长沙会战中都误判形势。常德会战中情报已经显示日军进攻重点在湘西，薛岳却坚持认为日军是声西击东，重点还是进攻长沙，所以不肯向常德方向增派援兵，一直等到日军已经强攻常德，余程万连电求援，薛岳才又慌慌张张的增调五十八军、第十军、七十三军等部队向常德增援，途中又因为薛岳指挥失误，导致增援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第十军遭遇日军伏击，一战而溃，让余程万在常德的死守待援变成了守死，最终不得不突围而出。
按照赵子立的看法，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中，前两次都是偶然因素，只有第三次会战中薛岳的天炉战法才发挥了效力。但薛岳从此就认定了日军不敢再来进攻长沙，而且坚持认为，如果日军胆敢再来，国军还是按照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打法，一定可以击败日军。这无意于刻舟求剑。结果长衡会战期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兵力大增，而且不再急进，而是分东、中、西三路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恢复交通，保证后方物资运输，国军争取外线就失败了，后退决战当然也不可能了。
长沙失守后，薛岳才临时改变主意，企图在衡阳与日军决战，因此命令方先觉率第十军在衡阳死守，同时调遣外线国军部队向衡阳附近撤退。但日军在轻松将东西两路国军逐步压缩向南之后，留在日军身后的国军部队已经很少，完全无力威胁日军交通线，其余部队则分别被压制和阻击在衡阳外围，无法增援衡阳。方先觉无奈，只能向重庆求援，重庆要求他再守三天，结果方先觉都守了一星期了，还是没有援军到来，方先觉的部队从一万七千人左右伤亡到不到两千人，弹尽粮绝，外援也指望不上，才愤而投降。
也就是说，日军前三次进攻长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攻破长沙而占领之，因为这超出了当时华中日军的兵力所能承担的限度，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每次进攻其实都是为了防御而采取的进攻，其核心目标都是打击武汉外线的国军机动兵团，以确保武汉的安全，同时确保长江航道的安全。而当日军在太平洋海战中输掉了之后，大陆交通线成为其唯一生命通道，因而必须打通交通线，占领长沙、衡阳等重要据点城市的时候，薛岳的天炉战法就不灵了。
而薛岳还躺在前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自我沉醉中不能自拔，事先不调整战术，不主动改变打法，这种战略上的懒惰只能说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在这种背景下，方先觉在衡阳死守虽然英勇悲壮，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还不如在增援无望的时候主动撤退，保存有生力量，着眼于未来。但薛岳既无法指挥部队击退围攻衡阳的日军，解救方先觉的部队，又不让方先觉撤退，甚至湘桂铁路都被日军切断了，衡阳守军已经失去了生命线，薛岳还是没有让方先觉撤退，还要求他死守待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