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傷員的處理，曆來都是很麻煩的。如果是在戰線比較穩定的情況下，還可以後送到後方的野戰醫院進行救治，但是如果是在突然的行進中與敵人遭遇，或者是被對手打垮，就經常會出現來不及轉運傷員就匆忙撤走的情況，這些重傷員就會成為對手的俘虜，或者是被敵人直接殺死。
比如淞滬會戰中，初期展現比較穩定的時候，基本上都可以将重傷員後送到野戰醫院進行救治，不過當時國軍的野戰醫院救治水準有限，是以大部分重傷員最後的結果都是死了。隻有比較進階的軍官才能在負傷之後被盡快後送到後方比較好的醫院進行救治，才能存活下來。淞滬會戰中受傷的進階軍官，主要是在外國教會在上海辦的醫院裡進行救治。
我軍從蘇區到抗戰、解放戰争時期，如果是在有穩固後方根據地的情況下與敵人作戰，大部分重傷員都可以及時後送到後方進行救治的，尤其是重要的幹部，都能夠得到盡可能的救治，雖然條件有限，但都會盡力救治，比如粟裕多次負傷，就都通過在後方救治活下來了。這也是戰士們普遍不太願意脫離根據地進行無後方作戰的重要原因，因為沒有後方，是以一旦負傷，尤其是重傷之後，往往隻能就地安置在群衆家中，這就意味着從此脫離了革命隊伍，而在敵人打過來之後，也很容易被搜捕出來加以殺害。
1948年粟裕在對中央渡江南進的指令“鬥膽直陳”的時候算賬，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因為躍進到江南之後，是無後方作戰，是以每次戰鬥中的輕重傷員都隻能就地安置，而無法帶走，就會造成部隊的絕對減員，這種減員就很可惜。之前粟裕在抗戰後期率部在莫幹山一帶作戰的時候，就經曆過這種情況。是以，粟裕認為與其脫離解放區進行無後方作戰，不如在江北作戰劃算，因為在江北打大仗，我軍傷亡一個人，至少可以消滅敵人三個人。
長征時這種情況就尤其嚴重，因為是脫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是以完全是無後方作戰，每次戰鬥減員中的輕重傷員，如果無法自己行動，就隻能就地安置，進而造成大量的戰鬥減員。是以，幾乎紅軍沿途經曆過作戰的地方，都安置了一些傷員。我曾經有個同僚的爺爺是老紅軍，是湖南人，但是卻在貴州遵義生活，就是跟着長征的隊伍到了遵義，作戰時負傷，就地安置後就脫離了隊伍，傷愈後就在當地一直生活，也沒有回到湖南去。
在長征中過草地的時候，一軍團有一個部隊在後面擔任後衛，同時也要負責收容前面掉隊的傷病員。但因為過草地的時候條件非常困難，衣食無着，食物尤其緊張，也缺乏醫藥，而一個重傷員至少需要兩個戰士來擡，嚴重影響行軍速度。是以，一軍團的幾個幹部曾經自作主張，殺掉了幾個重傷員。這件事也是後來一軍團幹部與三軍團幹部關系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軍在抗戰時期的絕大多數情況下，隻要時間還來得及，就會盡可能帶走傷病員，後送到後方野戰醫院進行救治。不僅如此，日軍還會盡可能的将陣亡軍官和士兵的耳朵、手指割下帶走，将屍體集中起來焚燒或者掩埋，然後再撤退。但在戰敗的情況下，倉皇退走的時候，也同樣來不及帶走重傷員，隻能就地處理，其實也就是直接燒死或者殺死。比如常德會戰之後，國軍追擊時就發現過一股日軍小部隊将幾十個重傷員集中在一間房子裡，準備燒死，剛好國軍打過來了，日軍倉皇退走，國軍就将這些日軍傷員救下來了。
抗戰後期，因為日本兵源緊張，大量征發普通老百姓參戰，是以老百姓的厭戰情緒是比較重的，戰鬥力和戰鬥素養也都比不上那些抗戰初期的老鬼子。同樣，在戰争初期，因為日軍作戰比較順利，是以遺棄重傷員的情況不太多，而到了後期，日軍戰鬥力和戰鬥素養都嚴重下降了，撤退的時候紀律也比較差，遺棄重傷員的情況也是比較多的，至少是比戰争初期要多了很多。這也是後來一部分日軍老兵反戰的原因。
在北韓戰場上，美軍很快就發現志願軍紀律很好，而且确實是優待俘虜。是以，美軍在被志願軍擊退，被迫撤退的時候，如果來不及帶走傷員，就會主動把傷員從原本隐蔽的地方擡出來，放在大路邊比較顯眼的地方，主動送給志願軍，讓志願軍去救治。李奇微的回憶錄也承認，在對待戰俘和美軍傷員方面，志願軍做得非常好，而且志願軍經常自己節約口糧，來給戰俘和被俘的傷員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