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舉：古代“天才兒童”的科舉之路

所謂神童，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兒童，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然而在宋代卻湧現出了一大批神童，比較知名的有：王禹偁6歲、孔文仲7歲、蔣堂6歲、黃庭堅7歲會作詩。王曾從小“善為文辭”；蘇轼10歲“聞古今成敗，辄能語其要”；葉夢得“嗜學早成”；張孝祥自幼“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陳傅良兒時為文章，自成一家，等等。

特别是江西金溪農家子弟方仲永5歲“未嘗識書具”，但能“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更有甚者，神童楊億“數歲不能言”，卻突然吟詠出《登樓》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為此，宋代在貢舉中專門設立了神童舉，又叫童子舉，經考試得官或賜出身，稱為神童。其中宋真宗時的宋紛、晏殊、姜蓋、李淑、蔡伯希等，先後中童子科，被賜予同進士或學究出身，而福建蔡伯希年齡最小，僅有3歲，宋真宗還為其賦詩一首:“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

宋代實行童子舉後，先後有三百多個神童被推薦參加了童子試，但是中試的很少，不完全統計才三十多人。宋孝宗時，禮部在奏疏中說:“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紛、晏殊、李淑，後皆為賢宰相、名侍從。”然而畢竟像楊億、晏殊、李淑那樣最終成為國家棟梁之才的還是極少數啊。

正是宋代這種童子舉制度，催生了人們造神童的熱潮。據《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國小有“就傅”“初盆”兩齋。宋徽宗時辦學之風尤甚,政和四年（1114年），國小生近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處之。收八歲至十二歲兒童，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内舍、上舍。州縣國小參考在京城國小規約辦學，其學生皆備餐錢就食在校學習。

因為京城開封的辦學條件好，有的家長為了使子弟能夠進入好學校學習，不惜拉關系尋門徑，甚至采取冒散縣戶等手段進入在京國小。也有些富裕人家，不惜以重金聘請家庭教師“次教之五經”，以達到取得神童功名的目的。

但如此人工造神，神童品質必定嚴重下降。對此，宋高宗很清醒：“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由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朕即位以來，童子以誦書推恩多矣，未聞有登科顯名者。”是以，對于這些神童，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參加童子試的人數，另一方面對于推薦上來參加考試的神童，采取獎賞後均予以放歸原籍。對于童子試的改革，宋高宗從改革考試制度、考試内容着手。要求應試童子除記誦經文，須賦詩、會誦讀、了解禦制詩文，以考查考生的了解力和遣詞造句的作文能力。

神童被篩選出來了，但是離國家有用之才還差得遠。久而久之，這些神童随着時間的流逝，慢慢地銷聲匿迹了。宋朱興仲在《續歸田錄》中記載了神童蔡伯希就是一例:“伯希字景蕃，與晏元獻（晏殊）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元獻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闌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蔡伯希與晏殊一起中神童，方始三歲，也曾一度被真宗稱作“七閩才俊”“三歲奇童”，竟不被大用，甚至淪為太子跟班和墊腳石，相反晏殊卻官至宰相。

王安石也曾記述一個神童方仲永的遭遇。方仲永五歲時就會寫詩作文，鄰居鄉親看了他的詩文“甚為奇之”,并紛紛送錢資助，于是方仲永成了當時的“網紅”神童。可是他的父親不是好好培養孩子，而是拿兒子的天才來謀利,整天帶着孩子訪親問友,以擷取錢财,不再讓他學習。于是漸漸“不稱前時之聞”，而終成“泯然衆人”，最終淪落鄉野，無人問津。

對此，王安石感慨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為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神童再聰明，如果得不到應有的繼續培養和教育，也難成大材。

◎本文原載于《北京青年報》（作者劉永加），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