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朗台，作為巴爾紮克的代表性小說《歐也妮·葛朗台》中的人物，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極其吝啬，即便是女兒、妻子都不如他的一枚硬币，典型的守财奴的形象。而在大明王朝末年，也有這樣一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物，他就是崇祯帝的丈母爺，周奎—堪稱大明王朝的“葛朗台”。
每一個人的成就，無不與時勢有關。而這也被我們稱之為“時耶命耶運也”。崇祯帝的上位，可以說便是運也，極具戲劇性，在天啟帝落水這等小機率事件，并且受驚而亡這種跟看似不可思議之下，天啟帝朱由校還沒有子嗣，而17歲的朱由檢也便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皇明祖訓》，“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下登基為帝。
但一個人單單有運，卻也是不能成就功業的。在其上任伊始，遼東局勢便成糜爛之勢，袁崇煥矯诏誅殺毛文龍，而後更是許下“五年平遼”的美好願望，而王朝内部，自1626年開始的北方大旱、蝗災，陝北更是餓殍遍野，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更是紛繁疊起，而西南地區奢安叛亂，這些也猶如懸在大明王朝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盡管他很勤政，更是大力鏟除魏忠賢等閹黨，生活也更是節儉，甚至于為了祈求天下安定，六下罪己诏，但是當這諸班困厄，對于一位開國之君即便是他祖上那位乞丐出身的帝王朱元璋或都極為吃力，更遑論對于又非常自負、多疑的頂多算是中等之資的崇祯帝，王朝之危，已然不可阻擋。
大旱以及甯遠、錦州的丢失，洪承疇、祖大壽等人的叛投清廷，李自成打起的“迎闖王，不納糧”對貧苦的流民的吸引力，崇祯十六年那場蔓延京師的鼠疫，死亡人數更是“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但是身為人君，即便如此就不思進取，要束手就擒嗎？1644年3月13日，李闖以及攻克太原，4月7日，大同陷落，4月21日已然抵達居庸關。
而此時的崇祯帝面對的則是在聽信了東林黨人，取消了工商稅之後，财政枯竭，加征的三饷銀遼饷、剿饷和練饷三項賦稅，更多的則将貧苦農民逼向了李自成。軍饷缺乏，無可奈何之下，崇祯帝也隻好向皇親國戚與滿朝的文武大臣下達指令，希冀他們能夠共度國難，捐贈白銀用以抵擋李自成的農民軍。
我們的國丈爺，周奎，面對如此國難當頭，又是如何表現的呢？在李自成軍勢如破竹，大有一波流之勢之下，面對女婿的募捐要求，果斷拒絕，沒有。要知道這位仁兄，可是在遼饷吃過回扣，都能把皇宮大内物件倒賣的主，能沒有錢嗎？可是崇祯帝從政幾十載，如說其恨，也能誅殺袁崇煥，魏忠賢，若說其不智，對于這位老丈人，卻無可奈何。而自己的皇後周皇後，眼見親爹如此無賴，隻得變賣了自己的物什，得五千兩交給父親希望以父親名義将此捐贈給朝廷，也好成為表率，讓滿朝的仁義君子們紛紛慷慨解囊，共纾國難，更為戲劇性的則是這位“葛朗台先生”自己先留下了2000兩，然後才捐贈給自己的女婿。
可惜的是，當這群以東林黨為首，以滿口的高風亮節的君子們，面對國難之時，兵部尚書張缙彥打開城門，喜迎新主子。而周奎的親女婿，崇祯帝則選擇了在煤山之上，恪守祖訓，君王死社稷，自缢而死。而李自成，在入城伊始，并沒有劫掠。但是當他轉過身想明白，既然不收老百姓的錢，又對這群“東林黨的正人君子們”不收錢，又如何來的饷銀打仗？
崇祯帝的做法就很好，我也來一個捐款。隻不過這次的受捐人李自成，可是嗜血殘殺的人物。而我們的國丈爺，雖然女兒死了，女婿死了，靠山沒了，但是面對李自成同志的“捐款請求”，毅然保持了他的葛朗台本色，沒有。劉宗敏，作為李自成手下的大将，覺得是該讓這位視金錢如爹媽的家夥見識一下了，先逼迫其妻子與兒媳婦自殺，我沒有；然後打死他大兒子，我還是沒有；然後……還是直接打你吧，眼見這位國丈爺，要被打死了，才松了口。可是這銀子交了，錢也沒了，人也沒有了，咱也不知道，這位爺，是憤恨妻離子散，國破家亡，還是錢财兩空，不久便一命嗚呼。
參考資料：《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