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年（地皇四年）綠林軍擁立舂陵劉氏子弟劉玄為更始帝，攻入長安，王莽政權敗亡。但天下并未是以而安定止戈，反而導緻群雄并起，四方逐鹿，這其中有宗室，有豪傑，有流民，有軍閥，有正規的，有雜牌的，有割據一方的，還有四處擄掠的，反正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提着腦袋奪天下，然而真正夠格與劉玄一争長短的，其實也就三個：一個是脫離更始而占據河北的宗室子弟蕭王劉秀，二是割據于梁地的東方霸主梁王劉永，再一個就是與綠林齊名的赤眉軍。當初劉玄消滅王莽遷都洛陽後，赤眉軍首領樊崇等十餘人曾來到洛陽，接受更始朝廷的封爵。可沒想到劉玄把他們騙來後卻愛理不理，雖然封了侯卻根本沒有具體的封地，僅僅是空頭支票而已，樊崇等人想要面見更始申訴，卻遭到了軟禁，根本連皇宮的邊兒都摸不着，堂堂赤眉好漢，竟比《水浒傳》裡的梁山好漢還可憐。樊崇等人忍無可忍，于是想辦法逃回了山東赤眉軍中，從此與更始交惡。
劉秀收功于河北，赤眉又野火複燃，這顯然是更始政權的兩大心腹之患。然而劉玄這時忙着遷都長安安享富貴、擁地自固，并沒有對此産生足夠的重視；綠林諸将也在帝都的花花世界中迅速腐化，不思進取；結果便導緻劉秀從容坐大，赤眉則南下颍川劫掠，連戰連勝，勢不可擋；可颍川太小不夠搶，沒過多久便日漸殘破，劫無可劫，赤眉軍饑困愁苦，士卒思念山東老家，乃日夜愁泣，滿營悲聲，哭的那叫一個慘，淚如雨下，用手一擦，連好不容易染紅的眉毛都哭花了，一個個變成了“赤額軍”，吓死個人。
樊崇等首領們一看這樣下去不行啊，于是又商量，東歸也不是不可以，但就這樣回去了也真是沒前途，哥幾個湊出這麼多人來不容易，反正閑着也是閑着，不如轉而西向，去富庶的關中逛一逛，說不定還能打下長安這個花花世界，好好的風流快活一把，總之便宜不能都讓綠林占了。
劉玄在權術上還是蠻有一套的，但在軍事上實在是個白癡。王莽敗亡後，關東大亂；洛陽地處中原，在這裡勵精圖治，對天下的局勢是有控制力的。西漢建國之初也是先定都洛陽；等天下大定後才遷都長安；三國時天下一直不太平，曹魏就一直把都城放在中原的許昌和洛陽。劉玄一無戰略眼光；二無危機意識，其敗亡便可知也。
結果，在更始二年冬，數十萬赤眉軍兵分兩路，一路由樊崇親自率領，自武關北上；另一路由徐宣率領，自陸渾關（今河南宜陽東南）西指；兩路齊頭并進，兵鋒直逼長安。更始帝劉玄聞信大驚，趕緊派王匡、成丹等人分駐河東、弘農兩郡以據之，大戰一觸即發。
然而就是這種情況下，劉玄仍然沒有把駐紮于洛陽的三十萬大軍回調，而讓大司馬朱鲔、舞陰王李轶率兵在此嚴密盯防劉秀，以免他趁火打劫、或者有機會就把他吞掉。是以面對這種新形勢，劉秀迅速做出判斷，劉玄絕不是赤眉的對手，關中将有大亂，必須未雨綢缪，預先派人抓緊時機收拾殘局，遂果斷定下了三路戰略部署，簡單來講，就是：鞏固河内，觀釁而動，進圖兩京，一舉掃清河北流民軍，趁隙擊破綠林赤眉軍。
第一路，由劉秀親自率領漢軍主力，北上進入常山國，徹底清除這裡的河北流民武裝，以鞏固後方。
第二路，以孟津将軍馮異為主帥，率領魏郡與河内郡的軍隊，屯兵于孟津（黃河渡口，在平陰縣南，屬河南郡，距洛陽隻有三十餘裡，當年周武王曾會盟天下諸侯于此，為南北之津要，兵家之必争），防備朱鲔、李轶的三十萬洛陽大軍。
第三路，以前将軍鄧禹為主帥，遴選精兵兩萬，向西越過太行山，進入河東地區（以風陵渡為頂點的晉西南黃河三角地帶），趁火打劫，以窺關中長安。
劉秀如此之戰略部署，正是他對當時天下大勢經過缜密分析的結果。從他到河北的這一年來，黃河以南的局勢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混亂。但天下再亂，劉秀的心不能亂，更不能因朱鲔和李轶是自己的殺兄仇人就喪失理性之判斷而破壞既定之計劃，因為這種時候，才最考驗一個領袖高屋建瓴的全局戰略意識——王夫之總結劉秀以河北一隅而得天下，總共靠五點：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急，以寬制猛。而小生則總結下列四點：運籌之周詳，計劃之從容，步驟之踏實，規模之宏遠。
不過，這個戰略最重要的一環其實不在河北，也不在兩京，而在于河内。所謂河内，即太行山與黃河之間的狹長地域，因其表裡山河，故稱河内，乃山西與河南、關中與河北之間往來要沖；而李轶和朱鲔的三十萬洛陽大軍，與劉秀的河内郡，就隔着一條黃河；此外，更始帝派駐在的并州的大将軍鮑永，與河内也隻隔着一座太行山。怎樣才能應付周圍之更始盛兵，不讓他們打到河北來呢？關鍵就是要守住河内，若河内不守，則河北危矣！按照劉秀首席戰略觀鄧禹的話來說，河内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經濟富庶而少受兵禍，又有南邊黃河與東北邊太行山兩座天然屏障，是以它既是鄧禹、馮異進圖兩京的大後方，也是漢軍掃清河北流民的大後方，實為支撐劉秀統一天下長期作戰的戰略總基地與策源地。而按照晚清戰略家曾國藩的話來說：“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克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為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
是以劉秀要成大業，則必得河内，也必須守住河内。之前的河内太守韓歆，乃更始帝所拜，當初劉秀南下來打河内，韓歆并不準備投降，還想據城頑抗。劉秀聞訊大怒，正要發兵攻打，這時出現了一個故人，幫助劉秀解決了這個麻煩。
這位故人，就是岑彭。當初岑彭替王莽守宛城，與劉秀的大哥劉縯對抗，最終因城中糧盡才投降劉縯。别的将領都要殺岑彭，劉縯反對，不但沒殺，還嘉獎了他的對舊主的忠心，并讓他跟着自己幹。但沒多久劉縯在内讧中被殺，岑彭郁郁不得志，便北上投奔到韓歆帳下。當劉秀大軍殺來，岑彭大喜，趕緊勸韓歆投降，但韓歆不聽。等到漢軍勢如破竹，兵臨河内郡首府懷縣（今河南武涉縣西）城下，韓歆一下子突然慫了，趕緊開城投降了劉秀。
劉秀與岑彭故人相會，自然歡喜；隻是韓歆之前曾頑抗不降，着實該殺。可岑彭說韓歆原是南陽大豪強，是咱們老鄉，身份挺高，名氣挺大，可以為用。劉秀于是放了韓歆，讓他擔任鄧禹的軍師。緊接着岑彭又北上淇園（今河南淇縣北），說降了駐軍在那裡的更始大将軍呂植。劉秀見岑彭果然是個有勇有謀的人才，便拜其為刺奸大将軍，讓他執掌軍法，督察衆營。
拿下河内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讓誰來擔任新的河内太守，主持政務，與馮異的軍隊相配合？韓歆肯定不行，岑彭也已經安排了工作。這個關鍵的地方，劉秀必須派自己高度信任的人，不僅要高度信任他的忠心，還要高度信任他的能力！試問諸将中誰能幫助馮異防住洛陽的三十萬大軍；同時能發展好河内這個大糧倉，為劉秀各路大軍供應後勤；同時還能在四面環敵之中穩穩守住河内、穩穩守住了劉秀的開國基業？如此大任，何人可當？
這個問題，也隻有劉秀的首席智囊與組織部長鄧禹可以回答了。鄧禹說：“昔高祖任蕭何于關中，無複西顧之憂，是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穩守河内也。”寇恂，幽州突騎六将之一，原上谷郡功曹，字子翼，半年前才随吳漢耿弇從幽州前來投歸劉秀，在六将之中并不出彩，且來劉秀軍中還不到半年，是個貨真價實的新人，但據史書記載，隻經過幾次交談，鄧禹便認為寇恂是個奇才，是以經常殺牛買酒請寇恂前來聯絡感情。能讓眼高于頂的鄧禹欣賞的人可真不多，寇恂做到了。
寇恂作為劉秀軍中的新人，劉秀對他并不熟悉，也談不上什麼絕對的信任；但劉秀絕對信任鄧禹，鄧禹又絕對信任寇恂，是以劉秀也決定絕對信任寇恂；就像劉邦因為信任蕭何而信任韓信那樣。
于是，劉秀拜寇恂為河内太守，行大将軍事，又在北行之前對他囑咐道：“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
如果說鄧禹相當于張良，馮異、耿弇相當于韓信，吳漢相當于周勃、铫期相當于樊哙、賈複相當于曹參，那麼他差不多相當于劉秀的半個蕭何了。劉秀大軍北上後後，寇恂招兵買馬，發展生産，并派人去淇園伐竹，趕制了百餘萬支箭矢，另養馬兩千匹，收糧賦四百萬斛，運往河北、關中等戰場。為了提高輸送軍資的效率，寇恂在輸送工具上也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采取了辇車（獨輪車）與骊駕（幾匹馬并行的大車）靈活相結合的方式，小路用辇車，大路用骊駕，各顯神通，前後不絕，有力的保障了劉秀幾路大軍遠征的後勤補給。與此同時，寇恂還積極練兵，使河内的武裝力量也日漸強大，後來居然能和馮異合兵打敗了妄想渡河的更始大将朱鲔，跑到洛陽城下去耀武揚威。
過了幾個月，劉秀登基後，想要親自帶兵去攻打洛陽，寇恂也請求跟着去，劉秀不同意，說“河内未可離也。”寇恂請求了好幾次，很堅決，但都被劉秀更堅決拒絕，寇恂隻得還是學習蕭何，把侄子、外甥送到前線，跟着劉秀打仗。劉秀大喜，果然是寇恂，覺悟就是高，于是将寇氏子侄都拜為偏将軍，心裡也對鎮守後方的寇恂愈發放心了。
次年劉秀拿下中原後，河内終于不算是大後方，寇恂遂轉任颍川太守，繼續積極發展農業，收得豆糧十萬石，以給諸營。《後漢書》記載，寇恂一生明習經術，修身養德，名重朝廷，深孚衆望，雖有高官厚祿，卻往往将其所得秩奉，皆厚施于親友故舊與從征将士，表示：“吾因士大夫以緻此，其可獨享之乎！”其長者風範至此。這顯然是個有宰相才器之人，隻可惜劉秀不欲以功臣執政，故始終也隻讓他當個太守執掌地方，最高做到執金吾，算是屈才了。
不過寇恂的家族後代還頗為争氣，其以軍功封列侯者凡8人，也算是個名将世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