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很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改過名字，比如彭真。
彭真的原名叫傅懋恭，跟“彭真”這個名字一點關系都沒有，那麼他為什麼要改名叫“彭真”呢？
在1936年之前，彭真一直都是用的原名傅懋恭，還曾經被捕入獄6年，出獄後，為了工作友善，就改名叫“炜實”。
這個“炜實”是什麼意思呢？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他的母親姓魏，“炜”有光明的意思，“實”則是實事求是，寓意用光明照亮前程，用實事求是的态度開展革命工作。
不過，這個“炜實”隻用了一年，到了1937年，他又改名叫“彭真”。
這個“彭真”又是什麼意思呢？也很簡單，因為他的外婆姓彭，“真”則是求真的意思。從此，彭真就以這個名字行世。
彭真1902年生于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從小家裡很窮，但父母說：“咱家就是吃了不識字的虧，地主把賬本放在咱們眼前，咱們也看不懂，這才讓地主老财欺負，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上學！”
就這樣，彭真上了村裡的私塾，後來又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學。
不過，彭真并沒有走父母希望他走的道路，而是在學校裡經常組織運動，反對校長魏日靖。魏日靖是閻錫山任命的，在學校裡無法無天，經常跟軍警勾結，抓捕進步學生，彭真就聯合了一些膽子大的同學，把魏日靖趕出了學校。
魏日靖跑去向閻錫山告狀，閻錫山大怒，立刻出動軍警，包圍了學校，彭真就和大家一起關上了校門，還組織起了一支自衛軍，對外宣稱：“為了真理不怕死，誰想同歸于盡就進來！”
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閻錫山也不想把事情鬧大，隻好撤了魏日靖，把進步學生都放了。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彭真還認識了一個人，對他影響很大，就是我黨早期著名的上司人高君宇。在高君宇的影響下，彭真開始了解共産主義，讀了很多共産主義的著作，讓他如醍醐灌頂，激動地說：“我終于知道中國為什麼落後了！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隻有共産主義才能救中國！”
因為彭真在太原“鬧的動靜”太大，上了閻錫山的黑名單，閻錫山還叫嚣說，一定要活捉傅懋恭，我要看看他腦袋裡到底裝的什麼東西！
彭真在太原呆不下去了，就決定去天津。
天津市東南有五個相鄰的村莊，就是賀家樓、小劉莊、小滑莊、東樓村和西樓城，簡稱五村，五村的農民原本是清朝皇親貴族的佃戶，貴族們派“攬頭”管理五村，層層壓榨，農民們敢怒不敢言。
彭真來到天津後，冒着被反動派抓捕的危險，深入調查後，對農民們說：“攬頭想強奪你們的田地，你們除了憤怒，難道就沒想過通過鬥争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嗎？農民一盤散沙，隻考慮自己的小利益，這就是反動派能欺負農民的最主要原因！”
不過，要在反動派的地盤組織農民運動，需要有一個幌子，彭真說：“我從小習武，咱們就開個武館，一方面可以打掩護，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農民們習武防身。”
在天津的西樓前街，彭真開起了一家國術館，農民們就以學習國術為由，經常來參加彭真組織的鬥争，被反動派視為眼中釘。
到了1929年6月，因叛徒出賣，彭真等人被捕。天津警察局長曾延毅看到“傅懋恭”的名字，大喜過望，說：“這個人一定是山西閻督軍點名要捉拿的赤色頭目！”
曾延毅開始審訊彭真，但彭真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共産黨員，也不認識什麼閻督軍。曾延毅沒辦法，隻好先把他關進監獄裡。
當時被抓的人都關在一個大房間裡，彭真知道此時千載難逢，就對大家說：“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串供，把一些事都推到那些叛變的人身上，讓他們狗咬狗一嘴毛！”
果然，這招非常有用，那些叛徒們被“供出來”很多罪行，連警察們都不知道誰真誰假了，曾延毅也是越聽越糊塗，氣得拍桌子大罵。
因為實在沒有證據，曾延毅不得不釋放了一批人，但不包括彭真，他知道彭真肯定是條大魚。
彭真被判了九年有期徒刑，是所有“犯人”中刑期最長的，但彭真根本不在乎判多少年，他早在入獄前就對同志們說：“我們的戰場不一定要烽煙四起，暗無天日的監獄也是我們的戰場，拿出必死的決心，為革命鬥争到底！”
彭真在大牢裡多次組織絕食鬥争，曾延毅對他是半點辦法也沒有，隻好把他轉移到了天津陸軍監獄。不過，彭真已經通過秘密管道把監獄裡的情況給組織傳遞了出去，組織立刻在報紙上公開報道，輿論大嘩，給曾延毅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到了1931年，蔣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出于穩定形勢的需要，下令特赦一批政治犯，彭真的九年刑期也減為六年。
1935年，彭真“刑滿”出獄，出任我黨的天津市委書記，繼續上司天津的革命活動，讓曾延毅有苦說不出。
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彭真出任晉察冀分局（也稱北方分局）書記。彭真在晉察冀三年，對黨提出的抗日戰争的戰略方針和政策，進行了創造性的推廣，說：“我們的武器是落後，但打赢日寇也不難，那就是深入發動群衆。我們和群衆不是油和水的關系，而是水和魚的關系。”
彭真還告訴同志們：“統一戰線非常重要，進步地主是我們能在這裡立足的重要保證，不要懷疑這個懷疑那個，極左給我們黨造成的危害還少嗎？即使是反動地主，也有我們可以争取的地方，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在彭真的指導下，晉察冀抗日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941年，彭真離開晉察冀，到了延安。在延安，彭真寫出了《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評價。很多人來延安後，毛主席都會給他們推薦兩本書，一本是劉少奇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另一本就是彭真的這份報告。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組織決定由彭真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當時的北平，已經基本被定為新中國的首都，是以北京市委書記的地位非同小可。
彭真當上北京市委書記後，最高興的是他山西老家的親戚，他在老家有個弟弟，對親戚們說：“這下咱們傅家可算翻身了！我哥當了這麼大的官，以後我們就不愁吃喝了！”
弟弟不經彭真同意就來到北京，開門見山地說：“哥，肥水不流外人田，好事不能讓别人占了，你得給我們在北京謀個好差事。”
彭真有些生氣，說：“我當這個官，是給老百姓服務的，不是給傅家人光宗耀祖的。北京是好，但如果所有幹部的親戚都來北京工作，北京能放得下這麼多人嗎？再說，你除了會種地還會幹什麼？來北京吃閑飯嗎？現在農民翻身做主人了，你回家種地，一樣是為人民服務。”
弟弟回到老家後，跟鄉親們說了這些事，大家都很不了解。
後來，彭真的父親去世了，鄉親們都說，老傅窮了一輩子，這下兒子該回來好好操辦操辦了，讓老人走得風風光光的。
但是，彭真因為工作太忙，沒有回來，也沒有寄錢回來，隻是給弟弟寫了封信，說：“新中國不提倡奢靡之風，人不在了，送走就行了，不要大操大辦。再說我也沒錢，窮官一個，攀比之風不可長！”
山西剛剛解放時，還有一些還鄉團和土匪沒有完全肅清，彭真有個弟弟傅懋惠去北京看他，說了這件事，彭真就把自己的一把左輪手槍送給了弟弟，但他嚴令在先：“這把槍隻能對準土匪自衛使用，絕不允許把槍口朝着老百姓！”
傅懋惠倒是聽話，隻留作防身用，平時不會拿出來，但是政府在清剿土匪後，開始從民間收繳槍支，就找到傅懋惠，希望他能配合，把槍交出來，給大家做個示範。
傅懋惠很不樂意，說這把槍我是用來防身用的，平時從不拿出來，不會有什麼危險。
當地上司親自去給他做工作，但傅懋惠仍然不想交，還說這是我哥送給我的，你們如果想收繳，就去找我哥哥吧！
這件事鬧得很大，連彭真也聽說了，就給弟弟寫了一封信，批評他不應該這麼做，說我的官雖然大，但我也要遵紀守法，你們作為我的親人，更應該帶頭遵紀守法，決不允許仗勢欺人！
傅懋惠本來還以為哥哥會為自己做主，但看了這封信後，也被哥哥的高風亮節所感動，很快就把槍交了上去。
建國後，彭真因為忙于工作，幾乎沒有回過老家，到了1986年5月，彭真要去河南鄭州視察，路過太原，山西臨汾的書記就特地趕到太原，請他回一趟老家看看。
彭真本來不想回去，但架不住大家太熱情，就答應了，但也跟當地上司“約法三章”，說：“一、不要預先告訴大家說我回去，免得影響大家的工作和生産；二、不要組織人看望我，我是回去探親的，應當我去看望大家；三、我是順路探親，不在侯馬住宿了，當天就走，我想在火車上請親友們吃頓飯，飯錢我出。”
就這樣，彭真在老家簡單停留了一陣，就離開了，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
彭真晚年離休後，沒有在家裡享清福，而是擔任了延安精神研究會名譽會長、李大钊研究會名譽會長、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繼續發揮餘熱。
1997年4月26日，彭真病逝，享年9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