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典禮，即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下午3點，中央上司人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随即舉行了隆重的閱兵式，中央上司同志乘敞篷汽車檢閱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受閱部隊有水兵方隊、陸軍的步兵師、炮兵師、戰車師、騎兵師諸方隊，列成方陣，邁着威武雄壯的步伐，由東向西分列式通過天安門廣場。與此同時，剛剛組建的人民解放軍空軍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等，淩空掠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最引人注目的是駕駛編号為8003号美制大運輸機的一位英姿煥發的年輕軍官，他便是不久之前剛剛從台灣駕機起義的原國民黨駐台灣空軍第八大隊上尉飛行員杜道時。
杜道時，1917年2月生于山東高唐縣南街的一個書香家庭，在北平四中畢業，後考入彙文中學，在讀書期間，他在北平親身經曆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思想更趨于進步，後來，杜道時不顧寡母的極力勸阻，放棄了升入清華大學進一步深造的機會，毅然報考了國民黨航校。
抗日戰争期間，杜道時被派赴美國接收b—24新型遠端轟炸機。在留美期間，斯諾等記者報道延安革命進步情況的英文書刊《紅星照耀着中國》等，成了他愛不釋手的讀物。基于對進步和光明的追求，對延安廉潔樸實、艱苦奮鬥、團結抗日的革命精神更加敬佩神往。而對國民黨倒行逆施的痛恨，杜道時此時已經萌發了棄暗投明的想法。
就在這個時候，杜道時有一名同窗好友劉善本駕機起義飛赴延安，不但震動了國民黨空軍當局，同時，也給杜道時等愛國的飛行員提出了“到何處去”的嚴肅問題，并為之提供了可效法的榜樣。
劉善本成起義後，盡管國民黨空軍當局對飛行員加強了控制，但是他們卻無法阻擋杜道時追求光明的正義之心。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空軍暗中加緊了逃台的準備，杜道時所在的空軍第八大隊撤逃台灣新竹，并且他們先安排杜道時攜妻女分乘兩架飛機到新竹，然而，這一切，并沒有阻止杜道時駕機起義的信心和決心。
1949年4月17日，杜道時駕駛一架美制C-46運輸機前往執行任務，一切都按預定的計劃緊張地進行着，坐上正駕駛位置的他後，把手槍子彈推上膛遞給同機起義的好友郝子儀，指着自己的太陽穴，神情嚴肅地說："萬一起飛出問題，你就朝這兒打，你也别讓他們抓活的"郝子儀猶豫了一下，最後點了一下頭。
時針指向5點時，杜道時完成一系列飛行準備工作後，立即啟動發動機，并加大油門起飛。離地後，兩人相視而笑，為順利起飛而慶幸。為免遭敵機追蹤攔截，他們不直接往北飛，而對正航向朝金馬、廈門一帶飛去。
飛到大陸上空位置後，杜道時立即向徐州機場方向飛去，因為此時江南還是國民黨的地盤，江北的徐州已經解放，徐州機場已經被我軍占領。杜道時飛到隴海和津浦鐵路交叉點上空後，他們遭到了敵機的攻擊。為了確定飛機到達後的淨空安全，他們又背離機場向東低飛，以迷惑敵機。
失去目标的敵機因油少不敢盤旋，不久就返航"報功"去了。這時，杜道時他們才轉向徐州機場飛去。到達徐州我軍機場附近後，杜道時即按早已約定的聯絡方案，搖擺機翼、放下機輪，投下一個張開的白色保險傘，以示飛機請求着陸之意。在場的我空軍接管人員看到了杜道時他們的聯絡暗号後，知道是起義飛機，急忙用電話通知防空部隊，不要射擊，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原來，對敵機多次騷擾義憤填膺的人民解放軍高炮部隊，由于未看清他們發出的請降信号，把他們當成了國民黨的偷襲飛機，一時槍林彈雨鋪天蓋地向杜道時他們的飛機打去。 杜道時在密集火力向飛機射來的刹那間，果斷駕機俯沖降低高度，急轉彎脫離市區，斜插跑道延長線，立即關閉油門，用大速度下滑，飛機兩點着陸(即前主輪先接地)，連蹦帶跳地降落在跑道二分之一處。這是一次非常驚險的着陸，由于杜道時憑着堅定的信仰和高超的技術，終于使飛機安全降落了。曆經7個半小時的艱苦飛行，帶着200多個彈孔，杜道時終于實作了夢寐以求的願望。
杜道時成為新中國接納的從台灣駕駛飛機起義飛歸大陸的第一名飛行員，此時，解放軍百萬雄師陳兵長江北岸，尚未發動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渡江戰役，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軍當初幾乎是沒有防空力量，擔心國民黨飛機大規模對我軍進行轟炸，造成不必要的傷亡事故。杜道時駕機起義的第三天，百萬雄師聲勢浩大地揮師渡江，蔣介石不敢派更多的飛機去轟炸，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的是那些飛行員，全部向杜時道學習，幹脆連人帶飛機一同投入解放軍的懷抱，這些日子在搞整頓紀律，沒有派飛機轟炸過江的解放軍，害怕再有起義事件發生。
杜道時如此重要的時期駕機起義，對解放戰争的渡江戰役起到了相當重要的積極作用。為此，中央上司對杜道時起義非常重視，安排他參加了開國大典駕駛飛機閱兵。随後，任命他為空軍司令部訓練主任兼助教課長、獨立大隊隊長、團長等職務，後來晉升為正師級顧問。鑒于他的特殊貢獻，杜道時榮獲中央軍委授予他三級解放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