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國後不久，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的辦公室内，收到了一份老戰友梁明德發來的電報。内容是：他打聽到自己的兒子在安徽青年團工作，請求曾希聖幫忙找找自己的兒子。
作為省委書記，這個請求曾希聖不能推辭。先不說自己和梁明德是患難與共的戰友，有着生死之交的情誼。就是普通的革命戰友，對于尋子這樣的事，也要予以幫忙。
圖 | 曾希聖
于是，曾希聖找到了時任青年團安徽團委書記的項南，對他說道：“我的老戰友梁明德托我幫忙找他的兒子，據說就在你們青年團工作，你是團委書記，這件事我就交給你了，趕緊去找找姓梁的團幹部，越快越好。”
曾希聖怎麼也想不到，他要找的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相信有些讀者朋友已經猜到了，沒錯，梁明德拜托曾希聖找的人，就是項南。
項南就是梁明德的親生兒子！
圖 | 項南
曾希聖作為梁明德的老戰友，他以前自然見過他的兒子，可是為何項南在他眼前，卻沒有認出來呢？梁明德和項南兩父子為何不是同姓呢？
這其中的原委就說來話長了，請大家慢慢往後看。
（一）真相大白
項南接到這個任務後，不敢怠慢，立刻就到黨委機要室看梁明德發來的電報。回到團委後，項南就開始尋找符合條件的人物。
可是，曾希聖給的條件太過寬泛，隻說是姓梁的，還沒有其他什麼具體資訊，項南的這項工作一時之間停滞不前。
沒過多久，曾希聖等得有些心急，在一次省委召開的幹部會上催問項南：“我托你找的姓梁的幹部，找到了沒有？”
項南頓時就一副苦瓜臉，說道：“您交代了以後，我就一直在尋找。全省青年團幹部的花名冊我都翻了好幾遍，姓梁的有不少，可是到底是哪個，我也分不清，您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體的資訊？”
曾希聖覺得項南說得有道理，之前确實沒說仔細，讓他為難了。
隻是說姓梁的确實比較難找，自己也知道一些戰友梁明德兒子的情況。于是在會後，曾希聖就留下了項南與他談這件事。
曾希聖根據對老戰友梁明德的了解，給出了幾個資訊：老戰友梁明德是福建人，20世紀30年代到上海，家住大世界八仙橋一帶。
項南一聽驚訝地說道：“這也太巧了，我也是福建人，也曾經在八仙橋住過。”
曾希聖一聽也有點意外，想想好像也确實不了解項南的情況，于是就問他：“你住八仙橋哪裡？你父親做什麼工作？”
項南回答說：“我父親是做生意的，當時我們家住在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裡24号。”
圖 | 法租界中央巡捕房
這就輪到曾希聖驚訝了，因為項南所說的這個地方，不是普通的居民住宅，而是當時我黨在上海的一個地下聯絡站！
當年曾希聖在上海工作的時候，經常會去這裡傳遞情報。曾希聖看着眼前的這個青年，突然隐隐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他繼續問道：“我也在那裡待過，那時一個大老闆的家，你怎麼會住在那？”
項南說道：“我們家為什麼住在那，我也不知道，那個時候我還小，後來我在南京讀書，放假的時候才回那裡住幾天。”
曾希聖越發的懷疑，老戰友梁明德和眼前的項南有什麼關系，難道說他們兩人……
曾希聖又問道：“你父親既然是做生意的，朋友很多吧？家裡平時來的都是什麼人？”
“家裡來往的人可太多了，具體都是幹什麼的，我也說不清。”
曾希聖繼續發問：“那他的朋友裡，有沒有一個大胡子經常來家裡？”
一聽這句話，項南就立刻笑了出來：“有！有！有！當時有一個大胡子叔叔就住我家，還經常帶我去南京路玩……”
說到這裡，項南突然反應了過來，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曾希聖，那眼神裡分明透露出這樣一句話：你怎麼知道？
曾希聖聽完不禁感慨，身子往後靠在了沙發上，回想以前的事。他當時住在梁明德家，經常會帶老戰友的兒子去南京路玩，逛大世界……
圖 | 老上海
曾希聖坐了起來，再仔細端詳眼前這位團委書記，樣貌、神态确實和老戰友有幾分相似。此時，他基本已經可以确定，項南就是老戰友梁明德的兒子。
這個世界真是無奇不有，竟然會有如此巧合的事！
曾希聖指着自己，對着項南說道：“你看我像誰？”
項南仔細看了看，眼神亮了，大叫道：“胡子叔叔！”
曾希聖也很激動，沒想到居然這樣找到了老戰友的兒子，站了起來，重重地拍了下項南的肩膀：“找到了，你這個小兔崽子，你就是老梁的兒子！”
而項南，一時間還處在巨大的震驚中，沒有想到就這樣找到了自己的父親，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父親不是一個商人嗎，怎麼又是我黨的人員了？父親明明叫項與年，又怎麼會叫梁明德？他後來去哪了……
一大堆的疑問纏繞在他的腦海，急需要有人來回答他的疑問。
于是，曾希聖娓娓道來，講述了他父親過往那不凡的經曆。
（二）投身革命
梁明德，原名項與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連城縣。在他目睹了家國破碎、軍閥割據的情況後，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秋天，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圖 | 青年時期的項與年
當時正處于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革命風潮席卷全國。兩廣地區更是成為了革命的根據地，為了争取海外人士支援北伐，決定派項與年前往南洋開展革命運動。
派他前往南洋，主要是因為他在南洋有朋友，認識的人多，另外，他會講福建話、客家話、廣州話、潮州話，便于在群衆中間交流。于是，他也就成為了不二人選。
1926年春，他離開家鄉前往南洋，出發前，他跟妻子、孩子以及家鄉父老都隻是說，自己去南洋做生意。那個時候，項南不過才八歲，父子二人就分别了。
項與年去的是荷屬東印度婆羅洲三馬林達市，這裡有很多福建同胞，他們大多數都是在工廠裡做工。到達這裡後，憑借他的熱情、樂于助人，加之又是福建老鄉，他很快在勞工中樹立了不小的威信。
不久之後，他在勞工當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黨支部。還在1927年五一勞動節的時候，發動勞工舉行罷工，控訴殖民者迫害華工，号召華工團結起來，反抗殖民主義。
圖 | 罷工遊行
面對這樣的場景，殖民當局非常氣憤，出動軍警鎮壓，并将他逮捕。在被關押審訊五個月後，經過華僑同胞以及社會各界的努力下，他被釋放出獄，殖民當局将他驅逐出境。
1927年10月，他回到了家鄉，不知内情的家鄉父老隻以為他是在南洋做生意失敗。而項南見到父親回來，卻是說不出的開心。
圖 | 周恩來
身處敵人防守最為嚴密的城市之一，他必須小心謹慎。這一次，為了便于掩護，他帶着妻子和兒子一同從老家來到了上海。
來到上海後，他們一家就在上海大世界的附近八仙橋安了家，也就是上文項南和曾希聖提到過的地方。
來到上海後，項與年每天早出晚歸，行動神秘，穿着也是一身商人打扮，家裡也時不時會有一些“商人朋友”前來商量事情，“胡子叔叔”就是其中之一。而不到十歲的項南，每天背着書包去上學。
在外面，項與年當然不是做生意，而是執行隐秘的任務。1929年，項與年和其他同志在霞飛路設下埋伏，苦苦等候了幾天，将出賣我黨重要上司人彭湃同志的叛徒白鑫予以擊斃。
此外他們還組織人員準備營救彭湃，雖然營救行動失敗，可是也震驚了敵人。
圖 | 彭湃同志
（三）僞裝傳遞重要情報
1933年10月，項與年接到一項任務，前往江西德安，在國民黨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的隊伍裡開展情報工作。
莫雄是國民黨進步人士，雖然在江西擔任保安司令，參與“剿共”。可是他心中有大義，曾經主動要求加入我黨。隻不過考慮到他的身份，在國民黨内潛伏會有更大的作用，于是便沒有接受他的入黨申請。
後面的事實将會證明黨組織的這個決定有多麼明智！
1933年10月，蔣介石任命莫雄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還讓他自己搭建參謀班子。這就恰好給了我黨一個機會，莫雄請求我黨派人前去協助工作。
圖 | 晚年莫雄
而項與年作為特科的一員，敵後工作豐富，善于僞裝潛伏，工作能力也很突出，自然就成為了黨組織考慮的對象，并最終決定派項與年、劉啞佛等前往江西德安，協助莫雄，搜集情報。
是以，項與年再一次離開家人，走之前，他也隻是說自己去九江做生意。15歲的項南在黃浦江依依送别父親，二人開始了第二次分别。
莫雄既然是自己人，可是卻又不得不聽從蔣介石指令參與“剿共”。為了迷惑蔣介石，讓莫雄獲得信任，紅軍和莫雄開始了一場心照不宣的“表演”。
紅軍的遊擊隊和蘇維埃政府故意減少在德安地區的遊擊活動，還和莫雄的隊伍交了幾次手，每次開打沒多久，紅軍就佯裝敗退，給莫雄創造“剿共戰績”。
如此一來，國民黨方面對他大加贊賞。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特地嘉獎德安地區，說莫雄得力能幹，還把德安地區評為“模範區”。而蔣介石也很高興，通令嘉獎。
圖 | 蔣介石
也正是因為紅軍和莫雄的這一配合，在後面的事情中才讓我軍得到了重要的情報。
當時面對紅軍在贛南蘇區的發展形勢，蔣介石深以為憂，把紅軍看成“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在發動了四次圍剿後，都失敗了。
蔣介石決定再來一次大規模的圍剿！
他召集江西、湖南、山東、湖北、河南五省主席和進階軍事将領，讓他們前往廬山開會，商讨“剿滅紅軍”的計劃。這次會議高度機密，由蔣介石親自主持，出席的人員也是國民黨高官。
本來按照莫雄的級别是不夠參加這種會議的，可是蔣介石鑒于他之前“剿匪”有功，而且附近也是他的防區，就讓他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也正是他的參加，得知了這次圍剿紅軍的絕密計劃。
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建議，蔣介石計劃調集150萬大軍，另外還有大量的飛機、坦克、大炮，向中央蘇區圍剿。
在同一時間，所有的部隊一起行動，向中央蘇區實行嚴密封鎖，然後步步推進，逐漸縮小包圍圈，像鐵桶一樣圍殲紅軍，消滅蘇區，是以這個計劃也被稱作“鐵桶計劃”。
圖 | 國民黨軍隊
這個計劃制定得非常具體，大到部隊圍剿的方向，小到各個部隊的聯絡口号，都規定的一清二楚。每個與會人員都發放了一本圍剿計劃，蓋有“絕密”字樣，每本計劃書标明序号，聲明一旦有人洩密，立即格殺勿論。
莫雄看着手中的這一份圍剿計劃書，表明上裝作認真地翻看，内心着急不已。會議一結束，他就立馬趕回德安，将這個情況報告給了項與年等人。
項與年看到這份計劃也是大吃一驚，頭上冒出了不少的汗，他們明白這一份計劃如果實施，對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不亞于是滅頂之災。
項與年急忙啟用秘密電台，先将這個計劃的要點用電報發給中央。然後他采用一種特制藥水将計劃的具體細節書寫到4本字典上。
因為項與年熟悉江西各地的地形以及交通，人也長得文質彬彬，是以決定由他化裝成教書先生，火速趕往中央蘇區傳遞情報。
從德安到瑞金，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國民黨軍隊，又有多少的關卡，一旦被發現，小命立刻不保，這就是一次生死之行。
在南昌的一個哨卡，他遭到了嚴加盤查。好在他夠冷靜，主動拿出了字典，跟哨兵說自己是教書的，隻有幾本字典。哨兵翻了翻字典，沒有什麼異常，又見他一副書生相，就擡手放行了。
項與年經過的關卡越多，心中就多一分不安，身上裝着四本字典确實有點顯眼，誰也不知道下一個關卡哨兵會不會沒收。
圖 | 項與年
為了安全起見，他找到了沿途的一個地下聯絡站，連夜将字典上的情報寫在一張薄紗紙上，然後藏進布鞋墊層裡，穿在腳上繼續前進。
越往南走，敵人的盤查也越多，為了身上的這一份情報，他決定白天休息，晚上行動，走山路，避開大路。快到瑞金時，項與年為了不引起敵人懷疑，再次化裝。
他躲進了一個樹林，把自己的衣服弄得破破爛爛，還用石頭敲掉自己的幾顆牙齒，把自己弄得滿臉是血，頭發也亂糟糟的。
于是在前往瑞金的路上，少了一個教書先生，多了一個瘋乞丐。
在前往哨卡時，他裝作一個乞丐，瘋瘋癫癫的，嘴角還流着口水，身上也是一股臭味。敵人的哨兵見到這樣一個瘋乞丐，巴不得趕緊趕他走，紛紛端着槍轟他快走，誰也懶得去盤查他。
就這樣，他一路将這份決定紅軍命運的情報送到了瑞金，交到了周恩來的手中。
圖 | 在蘇區時的周恩來
由于項與年送來的情報及時，黨中央立刻決定進行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中旬，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
長征途中，毛主席談到紅軍大轉移時，曾感慨地說：“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四）父子離别14年終相認
項與年跟随部隊一起參加了長征，隻是中途他又被安排了任務。蔣介石得知中央紅軍逃出了包圍圈，大發雷霆，調集軍隊在沿途圍追堵截。
圖 | 紅軍長征
為了阻止敵人，項與年被再次安排任務，讓他緊急回到上海，帶領兩名爆破隊員赴江西南浔鐵路炸毀橋梁和南昌飛機場及油庫，以破壞敵人的後勤運輸線，打亂敵人的“圍剿”作戰部署。
隻是這次的任務并不順利，他們一行人在南京就被國民黨抓了，好在他憑借自己的智謀逃出來了，為了安全，他再次喬裝成商人在各地遊蕩。
黨組織考慮到他已經暴露，讓他回到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員斷絕一切交往。這一次，他在家中待了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在項南的印象中非常深刻，父親與他聊了很多。
在項南的心中，那是和父親接觸最久的一段時光，也是最幸福的時光。可是分别再次來臨了，1935年春節剛過，項與年接到組織任務，再次離開家庭，和兒子開始了第三次分别。
而這一次分别，一眨眼就是14年！
時間撥回到1949年！
項南聽着曾希聖介紹他父親以往的事迹，聽着聽着不禁淚如雨下。他萬萬沒有想到父親原來一開始就在從事革命運動，他根本不是一個商人，而是我黨的一個紅色特工。
項南一時間也非常開心，沒想到尋找多年的父親竟然一下就找到了。
當天晚上，他就給遠在沈陽的父親寫了一封書信，信中傾吐了14年離别的父子之情，也彙報了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曆。
直到1953年，他們才有了一次相見的機會。
當時擔任華東團工委書記的項南到北京出席全國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項與年也在北京，于是父子二人相約在頤和園會面。
圖 | 頤和園
那一次會面注定是難忘的，父子二人從1935年春節分别，到1949年建國後相認，再到1953年才見面，中間相隔近20年。父子二人見面後緊緊擁抱在一起，這一刻，欣喜、激動、辛酸的感情交織在一起。
1978年，項南正在準備帶領中國農機代表團赴意大利考察時，突然收到了一封電報：梁明德老人因病治療無效，已病逝龍岩，享年82歲。
項南得知這個消息後，悲痛不已，沒有想到父親就這樣撒手而去。可是由于任務在身，他不得不忍住悲傷，飛往意大利執行公務。
1978年11月17日，遼甯省在沈陽為梁明德召開了追悼會。因為項與年常年從事地下工作，是以他一直沒有改名，都是用的梁明德這個名字。
圖 | 晚年項與年
項南得知消息後，攜妻子前往沈陽奔喪。此時的他，已經是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但是他沒有告知遼甯省委，自己和妻子悄悄找了一個旅館住下。
在項與年的追悼會上，很多的上司都來了，包括遼甯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項南沒有通知别人，自己默默地排着隊，跟随着悼念的人群慢慢往前走。
項南夫婦長期是在中央任職，很多人也都認識，當看到他們出現在追悼會上，都感到非常的驚訝。
連任仲夷也不知原委，根本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系。他悄悄把項南拉到一旁，問他：“你是怎麼認識梁老的？”
項南緩緩地說道：“他是我父親！”
在新中國建立的過程中，有很多潛伏在隐蔽戰線的同志，他們隐姓埋名，跟妻子、孩子也不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們不計較個人得失，心中隻有一個信仰：一切為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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