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農村典藏人
1949年8月，父親從山東回來，接母親和我、姐姐、弟弟去陽谷居住。父親的工作是在陽谷師範學校當教師。校址在縣城西北、離城三十五裡的農村小鎮--安樂鎮。
學校是當時我們黨在革命老區新開辦的文化學校。校舍是洋教堂改建、房屋不寬餘。是以我們和幾家教職工家屬,隻有在鎮上租住民房。
剛到陽谷我們就看到那裡的民房屋頂,和豐縣老家那種起脊的草房頂截然不同。
據說陽谷縣因為離黃河較近，極易遭受風災,是以那裡的民房全是平頂。屋頂下層是用碗口粗的木棒平棚在屋牆上,木棒上橫鋪一層高梁杆,高粱杆上鋪滿厚厚的麥稭,然後麥稭上用泥土抹平、壓實。
這樣的平房确實能抗風災,但并不安全。因為屋牆全是泥土建成的,是以下大雨時屋頂泥土浸水後屋頂加重,在泥土牆撐不住的時候就會牆倒屋塌。
每年夏天雨季,鎮上都發生幾起牆倒屋塌砸死人的慘事。我的同學劉學夢、張尚倫的奶奶就是下大雨時,正吃着飯因屋塌砸死了。
是以每次下大雨,父母親提心吊膽一夜不敢睡覺。而我卻不知道害怕，常在父親的懷抱裡進入夢鄉……
後來學校上司擔心我們這些教職工家屬的生命安全，也為使父親他們幾個教師能安心教學、不分散精力,把學校的大禮堂分改成幾個臨時小内室，每年夏季讓我們幾家搬進去住三個月。
1961年,國家下放城鎮戶口人員去農村,麥收後的七月份,母親帶着我們兄妹幾個回到了家鄉豐縣農村老家。
我們十三年沒回過老家，老宅上原有的三間草房子早已倒塌,不見蹤影。回到村上後,生産隊長熱情地把我們暫時安置到飼養室的一間空牛屋先住下。然後派幾個男勞力去村西頭，給我們收拾廢舊的老場屋。并在屋頂上再繕一層新麥稭,把屋裡打掃幹淨。帶着飼養室的鐵鍋,在屋裡支上土鍋竈。
兩天後，隊長讓我們帶着行李住進老場屋。一間半的老場屋,屋内面積不過十八平方米。除去土鍋竈、案闆家具占用的地方,剩下的地方不夠一家八口人鋪床(打地鋪)睡覺,是以隻有我和弟弟訓平兩個男孩拿個席子睡在屋外樹底下。之後有下雨的夜晚,我兄弟倆就坐在屋門口凳子上倚門而眠。這樣将就到秋天,用隊裡分來的秫稭在屋前培了個三角形的庵子,晚上我兄弟倆睡到裡面避涼。人冬天冷,我和弟弟隻有去飼養室盛放飼草的草屋裡拱草窩過夜了。
兩年後的1964 年夏天，我們這裡雨水特别大。村裡發生了牆倒屋塌的情況。隊長很擔心我們住的老場屋倒塌,找大隊支書商量後,讓我們搬到大隊閑置的油坊屋去住。油坊屋雖然破舊，但是磚牆瓦頂,倒是比較安全。可就是離村子二裡路,離生産隊農田最遠的有四裡多路,是以我們去隊裡每天幹三晌活、回家吃三頓飯、每天要比隊裡其他社員多跑一倍的路程
隊幹部和村鄰都同情我們。尤其生産隊長穆連功,着急的心情不比我們差,想着幫我們蓋點房子。
正好人冬後上級撥來救災的木棒,全大隊一共領到三十棵,穆隊長找大隊支書要求,給我們争取來二十一棵。這樣我家先有了夠蓋三間草房子的木棒。
第二年開春隊委會上,穆隊長提出幫助我家蓋房問題。隊幹部研究後決定隊裡支援給我們兩千斤麥稭蓋屋，決定隊裡出工給我們挑土牆、繕屋頂。造牆用土和地基石讓我們自己解決。
當時父親每月寄來的三十元錢,全用來買糧食吃還不夠。省不出來買石頭和拉土的費用。但母親想到為咱蓋屋上級和隊幹部已經扛了大半個台子，自己決不能消極。于是趕快找大舅借來三十元錢用于買石頭、找二舅給操辦幾領林粘箔,請鄰居老餘幫忙推土。
幫忙拉石頭的表舅王友剛、王友常、王友軍表哥王義安,鄰居孫玉祥、田忠信非常熱心，都是自帶平車。
1965年麥後我家終于住上了回老家後屬于自家的新草房。
1966 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後我回到家鄉參加農業生産勞動。
一年後“運動”繼續轟轟烈烈,學校沒有複課迹象。這時我二十歲了,到了該結婚的年齡。有親戚鄰居來我家給我介紹對象,可接連說了好幾家都沒說成。原因是嫌我家沒有蓋好婚房。
母親對此很不服氣。“這不是前兩年了,蓋兩間新房還不好辦?孩子們都不上學了,不用交學費夥費,他爸爸攢一年的工資,兩間婚房不就蓋起來了!”
“幹!湊空就拉土,先把土拉夠用的,下年秋天就能蓋個新瓦房、說個好媳婦!"母親對我說
我知道母親說的瓦房是指屋頂是瓦、屋牆還是土的。這樣的土牆瓦房,看表面和草房隻是屋頂的瓦和麥稭的差別。可是論到花錢,要比草房的花費高一倍多。比如瓦,比麥稭用錢高好多倍。
弟弟幫着,我們堅持每天晚飯後去村外拉夠十五平車土再睡覺。沒等到秋後,我們把土拉夠用了。本以為看見了屋的影子,沒料到父親的工資靠不住了。這一年12月,父親突然沒按時寄來工資,信也沒寄來。我寫信寄去,父親回的信是用一張明信片,上面隻寫了讓我們好好勞動的十幾個字。
三個月後的 1968 年春，母親派弟弟訓平步行去陽谷看看,半月後弟弟回來,帶來撕心裂肺的消息,說父親被““造反派”批鬥、打傷,和任校長、趙主任同關在一個小屋裡“隔離審查”。工資早被他們扣發了。
從此我每天看一眼那堆黃土,娘兒幾個沒誰再提蓋房的事。
秋後,我家新房子沒蓋成,隊裡倒有兩家沒工資來源的戶蓋起來兩口新屋。當知道人家是靠自留田種了三分生地(中藥材),賣了五佰塊錢蓋了房子的時候,母親動心了。說下年咱也在自留田裡種上半畝生地，比他們多種二分,多賣點錢堅決把咱的瓦房蓋起來!
母親是個性格頑強的人.沒因父親的危難處境悲觀失望。1969年春天種生地的時候,為把生地種好,母親咬咬牙把留着吃的三十斤黃豆煮熟放到地裡作肥料。盼望秋後能多産生地多賣錢。
還沒等到秋天,母親的夢想化為泡影:麥收後的一天下午,大隊革委會開始“割資本主義尾巴、打擊資本主義思想”,民兵營長帶着國小校的老師、國小生把我家所有自留田的生地苗全拔掉了。
母親又氣又惱也不敢說，她鎮靜地對我們說:“你爸爸不是反革命!共産黨決不是讓老百姓過沒吃沒穿沒房住的日子!"
1970年秋後，我們終于盼來父親寄給的一封信和一千五佰元的彙款單!從信中知道,經過“清隊”父親被解放了!重新工作、也補發了工資!當時,我高興極了。
1971年春天蓋好三間玻璃門窗的新瓦房。随之我訂妥了親事。秋天結婚的前一天,剛好父親趁學校放秋假趕到家。放下行李包,他忙着給我寫喜聯,揮筆在大紅紙上寫了“形勢大好”四個大字,貼在我婚房門上的正中央……
十年後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我家和全國農村的千家萬戶一樣,實行分田到戶責任制後,不僅生産的糧食能吃飽還向國家賣了不少餘糧。在上級政府引導下,調整了農業結構,經濟收入也年年大幅度增加。
我和村民們一起種植蘆筍、山藥(中藥材)、蘋果等好幾種經濟作物,家裡還養幾圈豬、十幾隻山羊兒子農閑外出打工。大集體時做夢都不敢想的萬元戶,我家在村裡率先實作了。
進入九十年代,到了該給兒子蓋房結婚的時候了。鄰居孫建中勸我說,又不是沒錢，就蓋個樓房呗!你看農村經濟發展得這麼快,不信你看着用不幾年家家都要扒掉磚瓦房蓋樓房!
聽了小孫的話,隻用十天的時間我給兒子蓋好底上八間的兩層樓房。
有錢好辦事。甭看蓋的是樓房,比當年蓋兩間草房都容易。到華山集磚瓦市場聯系幾輛車磚瓦給送到家門口,兩天就送齊了。水泥沙子樓闆,打個電話就送來。
村裡的小建築隊也有打夯機、攪拌機、吊車大機械,現在住房的建設速度快多了。
給兒子蓋上樓房、娶了媳婦,我很滿足。可是兒子一家人在我蓋的樓房裡住了不到五年,就搬到他在城裡買的樓房去住了。也把我和老伴接到城裡他家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