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农村典藏人
1949年8月，父亲从山东回来，接母亲和我、姐姐、弟弟去阳谷居住。父亲的工作是在阳谷师范学校当教师。校址在县城西北、离城三十五里的农村小镇--安乐镇。
学校是当时我们党在革命老区新开办的文化学校。校舍是洋教堂改建、房屋不宽余。所以我们和几家教职工家属,只有在镇上租住民房。
刚到阳谷我们就看到那里的民房屋顶,和丰县老家那种起脊的草房顶截然不同。
据说阳谷县因为离黄河较近，极易遭受风灾,所以那里的民房全是平顶。屋顶下层是用碗口粗的木棒平棚在屋墙上,木棒上横铺一层高梁杆,高粱杆上铺满厚厚的麦秸,然后麦秸上用泥土抹平、压实。
这样的平房确实能抗风灾,但并不安全。因为屋墙全是泥土建成的,所以下大雨时屋顶泥土浸水后屋顶加重,在泥土墙撑不住的时候就会墙倒屋塌。
每年夏天雨季,镇上都发生几起墙倒屋塌砸死人的惨事。我的同学刘学梦、张尚伦的奶奶就是下大雨时,正吃着饭因屋塌砸死了。
所以每次下大雨,父母亲提心吊胆一夜不敢睡觉。而我却不知道害怕，常在父亲的怀抱里进入梦乡……
后来学校领导担心我们这些教职工家属的生命安全，也为使父亲他们几个教师能安心教学、不分散精力,把学校的大礼堂分改成几个临时小内室，每年夏季让我们几家搬进去住三个月。
1961年,国家下放城镇户口人员去农村,麦收后的七月份,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回到了家乡丰县农村老家。
我们十三年没回过老家，老宅上原有的三间草房子早已倒塌,不见踪影。回到村上后,生产队长热情地把我们暂时安置到饲养室的一间空牛屋先住下。然后派几个男劳力去村西头，给我们收拾废旧的老场屋。并在屋顶上再缮一层新麦秸,把屋里打扫干净。带着饲养室的铁锅,在屋里支上土锅灶。
两天后，队长让我们带着行李住进老场屋。一间半的老场屋,屋内面积不过十八平方米。除去土锅灶、案板家具占用的地方,剩下的地方不够一家八口人铺床(打地铺)睡觉,所以只有我和弟弟训平两个男孩拿个席子睡在屋外树底下。之后有下雨的夜晚,我兄弟俩就坐在屋门口凳子上倚门而眠。这样将就到秋天,用队里分来的秫秸在屋前培了个三角形的庵子,晚上我兄弟俩睡到里面避凉。人冬天冷,我和弟弟只有去饲养室盛放饲草的草屋里拱草窝过夜了。
两年后的1964 年夏天，我们这里雨水特别大。村里发生了墙倒屋塌的情况。队长很担心我们住的老场屋倒塌,找大队支书商量后,让我们搬到大队闲置的油坊屋去住。油坊屋虽然破旧，但是砖墙瓦顶,倒是比较安全。可就是离村子二里路,离生产队农田最远的有四里多路,所以我们去队里每天干三晌活、回家吃三顿饭、每天要比队里其他社员多跑一倍的路程
队干部和村邻都同情我们。尤其生产队长穆连功,着急的心情不比我们差,想着帮我们盖点房子。
正好人冬后上级拨来救灾的木棒,全大队一共领到三十棵,穆队长找大队支书要求,给我们争取来二十一棵。这样我家先有了够盖三间草房子的木棒。
第二年开春队委会上,穆队长提出帮助我家盖房问题。队干部研究后决定队里支援给我们两千斤麦秸盖屋，决定队里出工给我们挑土墙、缮屋顶。造墙用土和地基石让我们自己解决。
当时父亲每月寄来的三十元钱,全用来买粮食吃还不够。省不出来买石头和拉土的费用。但母亲想到为咱盖屋上级和队干部已经扛了大半个台子，自己决不能消极。于是赶快找大舅借来三十元钱用于买石头、找二舅给操办几领林粘箔,请邻居老余帮忙推土。
帮忙拉石头的表舅王友刚、王友常、王友军表哥王义安,邻居孙玉祥、田忠信非常热心，都是自带平车。
1965年麦后我家终于住上了回老家后属于自家的新草房。
1966 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后我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一年后“运动”继续轰轰烈烈,学校没有复课迹象。这时我二十岁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有亲戚邻居来我家给我介绍对象,可接连说了好几家都没说成。原因是嫌我家没有盖好婚房。
母亲对此很不服气。“这不是前两年了,盖两间新房还不好办?孩子们都不上学了,不用交学费伙费,他爸爸攒一年的工资,两间婚房不就盖起来了!”
“干!凑空就拉土,先把土拉够用的,下年秋天就能盖个新瓦房、说个好媳妇!"母亲对我说
我知道母亲说的瓦房是指屋顶是瓦、屋墙还是土的。这样的土墙瓦房,看表面和草房只是屋顶的瓦和麦秸的区别。可是论到花钱,要比草房的花费高一倍多。比如瓦,比麦秸用钱高好多倍。
弟弟帮着,我们坚持每天晚饭后去村外拉够十五平车土再睡觉。没等到秋后,我们把土拉够用了。本以为看见了屋的影子,没料到父亲的工资靠不住了。这一年12月,父亲突然没按时寄来工资,信也没寄来。我写信寄去,父亲回的信是用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让我们好好劳动的十几个字。
三个月后的 1968 年春，母亲派弟弟训平步行去阳谷看看,半月后弟弟回来,带来撕心裂肺的消息,说父亲被““造反派”批斗、打伤,和任校长、赵主任同关在一个小屋里“隔离审查”。工资早被他们扣发了。
从此我每天看一眼那堆黄土,娘儿几个没谁再提盖房的事。
秋后,我家新房子没盖成,队里倒有两家没工资来源的户盖起来两口新屋。当知道人家是靠自留田种了三分生地(中药材),卖了五佰块钱盖了房子的时候,母亲动心了。说下年咱也在自留田里种上半亩生地，比他们多种二分,多卖点钱坚决把咱的瓦房盖起来!
母亲是个性格顽强的人.没因父亲的危难处境悲观失望。1969年春天种生地的时候,为把生地种好,母亲咬咬牙把留着吃的三十斤黄豆煮熟放到地里作肥料。盼望秋后能多产生地多卖钱。
还没等到秋天,母亲的梦想化为泡影:麦收后的一天下午,大队革委会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资本主义思想”,民兵营长带着小学校的老师、小学生把我家所有自留田的生地苗全拔掉了。
母亲又气又恼也不敢说，她镇静地对我们说:“你爸爸不是反革命!共产党决不是让老百姓过没吃没穿没房住的日子!"
1970年秋后，我们终于盼来父亲寄给的一封信和一千五佰元的汇款单!从信中知道,经过“清队”父亲被解放了!重新工作、也补发了工资!当时,我高兴极了。
1971年春天盖好三间玻璃门窗的新瓦房。随之我订妥了亲事。秋天结婚的前一天,刚好父亲趁学校放秋假赶到家。放下行李包,他忙着给我写喜联,挥笔在大红纸上写了“形势大好”四个大字,贴在我婚房门上的正中央……
十年后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家和全国农村的千家万户一样,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后,不仅生产的粮食能吃饱还向国家卖了不少余粮。在上级政府引导下,调整了农业结构,经济收入也年年大幅度增加。
我和村民们一起种植芦笋、山药(中药材)、苹果等好几种经济作物,家里还养几圈猪、十几只山羊儿子农闲外出打工。大集体时做梦都不敢想的万元户,我家在村里率先实现了。
进入九十年代,到了该给儿子盖房结婚的时候了。邻居孙建中劝我说,又不是没钱，就盖个楼房呗!你看农村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不信你看着用不几年家家都要扒掉砖瓦房盖楼房!
听了小孙的话,只用十天的时间我给儿子盖好底上八间的两层楼房。
有钱好办事。甭看盖的是楼房,比当年盖两间草房都容易。到华山集砖瓦市场联系几辆车砖瓦给送到家门口,两天就送齐了。水泥沙子楼板,打个电话就送来。
村里的小建筑队也有打夯机、搅拌机、吊车大机械,现在住房的建设速度快多了。
给儿子盖上楼房、娶了媳妇,我很满足。可是儿子一家人在我盖的楼房里住了不到五年,就搬到他在城里买的楼房去住了。也把我和老伴接到城里他家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