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駐僞滿各地的各級關東憲兵隊、分遣隊，日本關東軍駐僞滿各地的守備隊，日本駐僞滿各地的各級領事館中的警察署，僞滿各級警察廳警察署、警務科，僞滿各級保安局，僞滿各地各級監獄、檢察院和法院，僞滿駐各地的憲兵團、鐵路警護隊，僞滿各級“矯正局”“矯正輔導院”，設在各地的“浮浪營”，僞滿軍法會審處的監獄等，都設有刑訊室。
這些刑訊室就是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各族人民施刑的正常地點。如在大連市内的各級日本警察局、各級監獄在九一八之前就有專門的施以水刑的刑訊室，當時稱為“水房子”，裡面有專門的水刑架，直接用水管子給中國“犯人”灌涼水。
在這衆多的正規施刑地點中，級别最高的是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今部所在大樓的地下刑訊室。在這個刑訊室裡，有各種各樣令人發指的刑具，日本憲兵在這裡對中國抗日志士進行殘酷的刑訊。
1942年1月末，僞滿建國大學學生，國民黨“東北抗戰機建構大幹事會”幹事楊增志，從沈陽日本憲兵團拘留所被押送至這個地下室關押。第二天，楊增志在這裡遭到酷刑審訊。
在攝氏零下30度的嚴寒天氣，日本憲兵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竹劍把他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憲兵問他認識王宏文嗎?楊增志說不認識。又問他認識張輔三嗎?他仍說不認識。接下來，又是一頓暴打、直到把他打得半死，才送回監房。
1942年3月2日下午，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特高課的特務們，突然将僞滿建國大學包圍，把正在上課的柴緯然|、李首春、胡航峥、孫寶珍、李樹忠、那庚辰、佟鈞铠(趙洪)、陳東旭、閻樹臣、閻鳳文、王用中、喬國玉、董國良13人逮捕，用汽車分别押送到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今部地下刑訊室。與他們同時被捕并關押在這裡的還有長春政法大學學生慕長江、張文韬，留日歸國學生王宏文(日本京都帝大)、張輔三(日本東京農大)。
在這裡，他們遭到日本憲兵的各種酷刑拷打，有過電、灌涼水、火鈎子燙臉、鉛筆夾手指、跪舉小棍、不許睡覺以及用皮鞭木棒、竹劍毒打，被審訊的人無一例外地遭受過上述一種或數種酷刑。如張輔三曾被過電1次，灌涼水2次，毒打無數，以緻身體遭受嚴重摧殘，得了肺病死去。
王宏文曾被日寇用鉛筆夾手指，日本特務在審訊佟鈞銷時，曾叫他舉木棍數小時，并用木棒、竹劍責打，打得他全身青腫，慕長江在被宙訊時，曾3天不允許他睡覺，進行連結審訊。
拘留所也是日僞施刑的主要正常地點。
1941年8月21日，僞熱河省三道溝門村四道梁子屯農民楊海被僞滿古北口鐵道警護隊、日本憲兵隊逮捕。在古北口鐵道警護隊的拘留所裡，日本憲兵要他說出給八路軍送過多少糧食和襪?他說不知道，便用木棍、木闆子毒打他，又給他灌涼水，肚子被灌鼓起來後，劊子手們一踩他肚子，水就從嘴裡往外流。
日本關東軍、關東憲兵和僞滿警察、特務，絕不是隻在上述這些正常地點對中國人施刑。在僞滿洲國的範圍内，除了這些正常地點外，日本侵略者施刑的地點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驅趕中國老百姓進“集團部落”的現場，在日本“開拓團”的田間地頭，在日本關東軍制造“屠殺慘案”的現場，在為滿各地的礦山、車事工程及水電工程的工地、其他各種出勞工的現場。
在向中國農民催要“出荷糧”時，農民的場院、屋内和院落，在僞滿國軍的各地軍營，在各類學校的操場、教室和走廊，在城市的街道邊，店鋪裡，甚至在哨卡、車站和火車上，日本侵略者毫無顧忌地對中國人施以酷刑折磨。
也就是說，在僞滿洲國境内，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成為日軍和僞滿軍警憲特實施酷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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