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由一部文學作品改編，原著在歐洲口碑甚佳，因為它把“通過童話反映納粹恐怖”這個品類發揚光大。有評論把小說與同樣通過兒童視角描寫戰争的《追風筝的人》、《沒有最後一課》等相提并論。
相對而言，《穿條紋睡衣的男孩》情節更簡單，節奏更級慢，但這個“講納粹的童話”觸及納粹美化集中營，此外也具備了成人視角不能達緻的效果。
電影講述一名納粹軍官奉命管理一座集中營，帶家人遷往新的住地。想不到兒子經常遊走在集中營旁邊的鐵絲網附近，和營内一名猶太男孩成為朋友，最終更鑽進營内。尋找好友已被殺死的父親時，反被誤送往毒氣室處決。
上述情節并非任何真人真事的改編，因而受到曆史學家批評，認為電影制造了不少與事實不符的誤解。例如根據正史，一般集中營會把到達的婦女、小孩立刻集中在起首先處死，因為老弱婦孺不具備任何勞動力，連晚些死的價值也沒有，又怎會出現“穿條紋睡衣的男孩”？
又如一般集中營不可能被小孩如此輕易地偷走進去，圍欄都是通電的，像電影的開放式設計殊非納粹作風，否則裡面的人豈不是也可以輕易出來？再如納粹德國對猶太的宣傳近于鋪天蓋地，身為進階軍官兒子的小孩又怎可能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然而剔除這些枝節，電影情節的推進，卻深深符合曆史現實：當時集中營的惡行剛開始傳遍世界時，納粹竭力隐瞞，世人半信半疑，戰後才真相大白。
主角男孩的視角，最能代表由被蒙騙到恍然大悟的過程，他其實也發現了不尋常的蛛絲馬迹，也從家人的對話中感到了事情的不尋常處，才好奇地要到集中營看個究竟。隻是想不到真正的恐怖遠超想象，但發現後已經太遲了。而電影，自然也成了一個情節簡單的黑色童話。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的神來之筆，在于加插了納粹軍官拍攝的一段官方宣傳片。該片強調集中營生活“美滿”，裡面有咖啡店、遊樂場、大小店鋪等，仿如度假村一樣。今天看來，這是一個恐怖的童話故事。
它在曆史上倒是真有其事：話說納粹除了有臭名昭著的毒氣集中營，也樹立了另一種“樣闆集中營”，用來向國内外粉飾太平。最著名的樣闆集中營位于捷克古城特萊西恩施塔特。它距離布拉格50公裡，并非人為建成的營地，而是18世紀末由奧地利國王約瑟夫二世建立的堡壘。納粹就地取材，“不惜工本”地使用原來已有的優美古典建築當集中營，單看環境，确實沒有集中營的感覺。
至于《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兒童主角偷看的那出宣傳片，也不是杜撰，曆史上确有如此電影傳世。宣傳片拍攝于1944年，導演名叫謝安。
他本人就是樣闆集中營的猶太居民，天才橫溢，大作完成後，就被轉送到毒氣室滅口。在謝安精心炮制下，電影展現了有咖啡館、音樂廳、幼稚園和學校的集中營，還有一場猶太人之間進行的足球比賽。
納粹拍攝這片時，境内已沒有多少人需要欺騙，那時的主要愚弄對象是國際社會，因為紅十字會要求到集中營調查真相。
為迎接紅十字會的親善通路，納粹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到捷克弄虛作假，例如讓一些知名猶太精英在布置得充滿小資情懷的房間裡接待訪客，加上及早處決了“過多”的人口，讓營地人口比例更正常。
納粹軍官兒子看過這出指鹿為馬的恐怖紀錄片後信以為真，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是紅十字會居然也被徹底過，報告說那裡根本不像集中營，隻是“猶太自治區”，對深化納粹編的話，有極其惡劣的影響。
不少德國人像電影中的軍官妻子那樣，完全不知道集中營的存在，隻當集中營是“敵方戈培爾”抹黑。德國人看到上述宣傳片後，不但相信内容，還感到憤怒，因為他們“發現”囚犯的待遇居然比自己還好，紛紛埋怨希特勒太仁慈。
當時世界輿論也普遍不相信德國人如此瘋狂，情願信紀錄片，天真得和兒童一樣。這份天真，源自他們對人性的信任，也源自他們對日耳曼智慧的信任，相信理性的德國人隻會剝削囚犯當苦力，不相信真的有不符合經濟成本的種族滅絕這回事。到了真相揭露時，正如小孩進入毒氣室，一切又是無可挽回了。
電影《伯納德行動》也加入了一幕童話故事。話說那僞術大師為求藥物救活患肺炎的同伴，要求暫時離開集中營、拜訪軍官的私人住所，居然獲準。他到達住所時，軍官立刻命人去掉手铐，讓他看起來像探望老朋友一樣。
軍官妻子和《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那位軍官妻子一樣，對此深信不疑，認為這正好推翻了對集中營惡行的“惡毒謠言”。她們依然以為集中營隻是唐人街一類的民族聚居區，相信猶太人在那裡過得比在柏林快樂，因為那裡更适合他們的“生物屬性”。
諷刺的是，她們的丈夫卻是最直接的知情人，天天都在集中營目殺人，也比誰都知道納粹快要倒台。戈培爾的宣傳在戰争後期依然滴水不漏，不愧是另一種僞術“大師”。
一直少有電影像講述東德視角的《快樂的謊言》那樣，從被納粹蒙蔽的德國人角度，訴說他們幻想中的集中營生活。但是，我們從《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這部電影中再一次感受到了這種諷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