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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出土的唐代蘇承悅墓志考析

大同出土的唐代蘇承悅墓志考析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1年04期 胡學忠

摘要:唐代蘇承悅的墓志銘,涉及唐代軍職、安史之亂、仆固逆變、唐代雲中城與北魏平城等内容,是重要的曆史資料。尤其重要的是佐證了唐代雲中城就是北魏平城,位置清晰,資訊正确。

唐代蘇承悅墓志銘記載了墓主人的生平履歷,涉及唐代軍職、安史之亂、仆固逆變、唐代雲中城與北魏平城等内容。尤其重要的是佐證了唐代雲中城就是北魏平城,位置清晰,資訊正确。這是曆史文獻的一個重要補充,對研究唐代有關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線索。本文對此作初步研究。

大同出土的唐代蘇承悅墓志考析

1唐代蘇承悅墓志銘及其讀釋

2006年春天,友人将其搜集的一通在大同市振華南街出土的墓志拓片影印件相贈。墓志拓片為兩張,一張中央篆刻“蘇公墓志”四個篆字,周邊四向以線刻陰十二生肖,每面3個,獸首人身,都作人身漢式裝束,寬衣博袖,捧笏拱立,上面以鼠居中,按順時針排列;另一張是墓志正文。墓志正文的文字從左至右排列共18行,299個字。第一行是“特進蘇公墓志并序”8個字,第二行至第十八行為志文,有291個字。茲錄全文:

特進蘇公墓志并序

公諱承悅,河内人也,其祖周司寇之後,時千祉焉。公幼而博藝,長而成道,心不忘願,言不遺行。其昔曾跪先人之誨曰:“爾其性也剛,其力也強,終有擎旗之美,而無稽古之業。”公亦棄文而就武,徙居雲中将,拒林胡之牧。自開元初,累遷府官,至天寶,授末折衛。遭羯胡之亂,處豺狼之境,公拱戈解甲,辭疾不仕。及一人垂拱,九鼎止沸;揮衾而起,髯劍而士。後仆固繼逆凴陵,太原節度追公為鋒突之将。公守忠無家,受命無敵,施七縱七擒之謀,歸三載三北之地,加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封五百戶。

公春秋卅有九,永泰元年乙己之歲,薨於太原,歸柩於雲中。二年正月,歲行丙午,葬於故魏之野。嗚呼!悊人魂兮逝矣,泉埋玉樹,天滅将星,何以記功,勒石為頌。祖司寇兮邑已封,身特進兮累稱功,馭戰士兮虎生風,助吾君兮雲從龍。孤獨先固於河内,應當後繼於雲中。

志主蘇承悅行伍出身,衛戍地方。在紛亂的“安史之亂”中,稱病抵制割據政權。後以忠君無敵為己責,以“守忠無家,受命,施七縱七擒之謀,歸三載三北之地”之功,“加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封五百戶”,身居高位,因疾終于太原。以“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封五百戶”身份出現。然而《新唐書》、《舊唐書》等文獻,并無墓主人蘇承悅的記載。依墓志籠統的說法,蘇承悅是河内人,其祖先是周朝司寇之後裔,其交代的籍貫也是範圍極廣的含糊說法。籍貫、三代祖先與子女及家庭情況,語焉不詳,疑窦叢生。在大同已發現的較多的唐代墓志銘,一般在墓志中都至少叙述三代人的情況。以此分析,蘇承悅應是微末家族,本人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投軍,是行伍出身。

蘇承悅,“幼而博藝,長而成道,心不忘願,言不遺行”。在他人“爾其性也剛,其力也強,終有擎旗之美,而無稽古之業”指點下棄文而就武,成為一名職業軍人。後作為下級軍官随軍徙至雲中,任務是“拒林胡之牧”,即防備北方的遊牧民族侵襲。從自開元年間初次提拔,累次在府内升遷官職,至天寶(742-756年),授“末折衛”,成長為一名中級軍官。天寶14年(755年)發生的“安史之亂”,他便稱病不予,未予叛亂者合作。在唐肅宗李亨稱帝後,重新加入軍隊。仆固懷恩在廣德元年(763年)八月發生逆變後,太原節度使以其為鋒突大将。蘇承悅公而忘私,謀略有智,威武勇敢,以“守忠無家,受命無敵,施七縱七擒之謀,歸三載三北之地”之功,“加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封五百戶”,完成了職業軍人的輝煌之路。死于太原,次年靈柩歸葬在雲中。

古代河内,是指古代中國黃河、太行山之間的大片土地,即今河南沁陽為核心的縣區。司馬遷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1]。東漢時,河内為郡城,治在懷州,即今沁陽。“河内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2]。唐初天下設定十道,其中的河南道下轄河南府。“武德四年,置洛州總管府,領洛、鄭等九州。武德九年,置洛州都督府,領洛、懷、鄭、汝等四州,權于府置尚書省”[3]。依王琚、穆甯、王友貞三人傳記[4],皆曰“懷州河内人也”分析,河内屬懷州。我們判定墓主人蘇承悅祖籍應是今天的河南沁陽。

“開元”是唐玄宗李隆基使用的三個年号的其中一個,依次是“先天”、“開元”、“天寶”。永泰是唐代宗李豫使用的三個年号的其中之一,時間從765~766年十一月,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按墓志記載,墓主人蘇承悅在“永泰元年乙己之歲”去世,時年49歲(古人習慣常說虛歲,周歲約為48歲),那麼他出生時間正是唐開元五年即公元717年。據此,墓主人蘇承悅生卒時間是717~765年。

墓志中所說的“公春秋卅有九,永泰元年乙己之歲,薨於太原,歸柩於雲中。二年正月,歲行丙午,葬於故魏之野”。揭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墓志中的“雲中”是唐代的雲中,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從此墓志的出土地來看,說明墓主人蘇承悅“葬於故魏之野”是為實情。大同古城周邊地域的有許多唐代墓葬,是完整的曆史鍊條。墓志中直接記載說雲中就是北魏平城,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北魏平城與唐代雲中的繼承關系。

2墓志中提及的軍職和爵位

墓志提及的墓主人軍職和爵位,按出現的先後順序有:“府官”、“末折衛”、“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其中與文獻記載完全吻合的是後三個名稱。同時也出現了“太原節度”這一官職名稱。

首先,依《舊唐書·志第二十二·職官》記載,結合墓志記載來判斷墓主人蘇承悅“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封五百戶”的品級。

特進,“特進”是榮譽級别,品級有幾種情況:一是“從第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及特進不帶職事官者,朝參祿俸并同職事,仍隸吏部也”。二是“特進”,正二品(舊例,開府及特進,雖不職事,皆給俸祿,預朝會,行立于本品之次)。三是“特進、文散官。正第二品”。

“鴻胪卿”,是鴻胪寺主要負責人,官銜為從三品。“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鴻胪。梁置十二卿,鴻胪為冬卿,去“大”字,署為寺。後周曰賓部,隋曰鴻胪寺。龍朔改為同文寺,光宅曰司賓寺,神龍複也”[5]。其主要職責是,“掌賓客及兇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供其職務。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二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若諸蕃人酋渠有封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凡天下寺觀三綱,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為衆所推者補充,申尚書祠部。皇帝太子為五服之親及大臣發哀臨沛,則贊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則卿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儀,以示禮制”[5]。

“開國公”,是極高的功勳爵位,品級有以下幾種。第一種:從第一品的“嗣王、郡王、國公。爵”。第二種:正第二品的“開國郡公”。《武德令》唯有公、侯、伯、子、男,貞觀十一年加開國之稱也。第三種:“從第二品,開國縣公”。

從蘇承悅的履曆分析,當時唐王朝中央政府與叛軍處于緊張的軍事鬥争和政治瓦解中,不可能将一名征戰多年具有豐富經驗的進階軍官調往朝庭,作為是鴻胪寺主要負責人,去“掌賓客及兇儀之事”。此職應是虛職,以待其功。

“太原節度”,實為“河東節度使”,駐紮地在太原府即今山西省太原市,按墓志記載的時間,此時的節度使應是辛雲京。如《舊唐書》記載:“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并以将帥知名。累建勳勞,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馭失所,為軍士所殺,請雲京為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效亦如之,故三軍整肅……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3唐代雲中府城與北魏平城

墓志中的”雲中“是唐代的雲中,即今山西省大同市中心地域中的大同古城。按《新唐書·志第二十九·地理三》河東條記載:“雲州雲中郡,下都督府。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為默啜所破,徙其民于朔州。開元十八年複置。戶三千一百六十九,口七千九百三十。縣一。有雲中、樓煩二守捉。城東有牛皮關。雲中(縣)。本馬邑郡内之恒安鎮。武德六年置北恒州,七年廢。貞觀十四年複置,曰定襄縣。永淳元年廢。開元十八年複置,更名。有陰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

“襄城,移雲州及定襄城于此。”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中有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平城,屬雁門郡,今雲州定襄縣也。”

張嵩《雲中古城賦》:“開元十有四年冬月,張子出玉塞,秉金钺,撫循邊心,窺按窮發。走汗漫之廣漠,渉峥嵘之高阙。徒觀其風馬哀鳴,霜鴻苦聲;塵昏白日,雲繞丹旌。虜障萬裡,戍沙四平。乘蒙恬之古築,得拓跋之遺城。”說明作者是在開元十四年冬月,即726年的冬天到過唐代的雲中古城。同行的呂令問也随張嵩這位太原府尹一起巡邊,并且和了《雲中古城賦》,其中有“訴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語句。

這兩篇賦在清順治胡文烨《雲中郡志》、乾隆吳輔宏《大同府志》和道光黎中輔《大同縣志》均有記錄。兩篇賦中皆描繪了北魏平城之雄偉,非常可信。文獻記載的唐代貞觀年間和開元年間的雲中縣或稱雲中古城是在北魏平城的原址上興建的。

作為實物,墓志中對雲中與北魏平城的繼承關系有直接的線索和叙述,是對文獻記載的一個重要補充,尤其“公春秋卅有九,永泰元年乙己之歲,薨於太原,歸柩於雲中。二年正月,歲行丙午,葬於故魏之野”,印證了唐代雲中城就是北魏平城,位置清晰,資訊正确,具有較高價值。同時還揭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其一,故魏之野的“魏”乃是北魏之“魏”。北魏曾經在大同定都近百年,唐代的人們對北魏的曆史既熟悉又欣賞。明确雲中就是北魏平城的語句,肯定了雲中就是故魏之野的地域概念,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北魏平城與唐代雲中的繼承關系。其二,故魏之野的“野”是雲中之“野”,說明墓地非大型家族墓地。如果是家族墓地,應該象《梁秀墓志銘》那樣記載清晰。

4林胡、羯胡之名稱與“羯胡之亂”、“仆固懷恩逆變”

林胡是我國北方古代民族,又稱林人、儋林。以畜牧業經濟為主,兼狩獵,善于馬上生活,尤精于騎射。春秋晉文公時,林胡活動于晉國的北邊(今山西省北部),西與樓煩為鄰。作為遊牧民族,居無常處,逐水草,一再遷徙。到戰國時,林胡已從晉國北遷至燕國的北邊(今河北省北部)。後又遷到趙國北部。趙肅侯時(公元前349~325年),向北開疆辟土,滅代,并“敗林人于荏”,奪取“林胡之地”。趙武靈王繼位,“北破林胡、樓煩,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阙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7]。即擊敗林胡、樓煩,趕至趙國西邊。趙武靈王二十年即公元前306年,繼續對林胡用兵,“西略胡地至榆中”[7],即今伊盟準格爾旗一帶,林胡王獻馬,緊接着武靈王命“代相趙固主胡,緻其兵”[7]。林胡由東向西遷至今伊克昭盟境内,主要在大青山以南黃河以東地區(今清水河縣及呼和浩特市一帶)。趙武靈王在公元前307年推行“胡服騎射”,便是向林胡、樓煩等北方騎馬民族學習騎射之術和改着其服裝的。建立騎兵,并招募林胡、樓煩及北方其他民族參加趙國騎兵。趙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趙國大将“李牧大破殺匈奴10餘萬騎。滅谵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8]。此後林胡不再作為一個民族見諸史籍。

唐代,我國北方的遊牧民族主要是“突厥”而非已經消失的“林胡”,但在此墓志中記載的遊牧民族不稱“突厥”而稱“林胡”,故“拒林胡之牧”實為“拒突厥之牧”。其它的墓志也有此喻。《唐代墓志彙編(下)》第1516頁記載,啜祿夫人鄭氏墓志銘中有“夫人去開元十八年,屬林胡不甯,酋首背伴”。大同市博物館館藏《梁秀墓志銘》亦有“此邦之人,實維禦侮。境□□□,勢吞林胡”。由此我們可以推測,“林胡”一詞是當時用以泛指來自北方外族的一種稱謂。

羯胡,也是中國北方古代一民族名,我國古代的羯鼓,據說就起源于羯族。羯人入塞前,曾附屬于匈奴,即“匈奴别落”。羯人具有深目、高鼻、多須的特點。其族源說有數種。蓋言之來自外族,約于漢代為匈奴所俘而帶入塞。入塞後的羯人保留着部落組織,部有大、小酋帥。羯人主要從事農業,生活貧困。魏晉時散居上黨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縣)的武鄉、羯室一帶,與漢人雜居。他們原信仰“胡天”(祆教),後來多信佛教。人死後,實行火葬。晉時,人們泛指雜胡為羯胡;羯人石勒建立後趙政權,為五胡十六國之一。“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黨武鄉羯室,因号羯胡”[9]。

根據民族稱謂和時間推算分析,墓志中稱之為“羯胡之亂”的重要事件應該就是史稱“安史之亂”,一方面告訴我們當時人們對事件的政治态度和立場,另一方面也說明唐時也繼續沿用“羯胡”這種稱謂來泛稱北方遊牧民族。“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觋,居突厥中,禱子于軋荦山……”[10]。“史思明,甯夷州突厥種,初名窣于,玄宗賜其名。天寶十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命思明讨饒陽等諸郡,陷之。十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圍顔杲卿于常山,九日拔之……”[11]。而對同樣是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仆固懷恩的叛亂問題,墓志銘中稱“後仆固繼逆憑陵”,顯然與“羯胡之亂”的程度在表述上有很大的不同。“仆固懷恩,鐵勒部落仆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仆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為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将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将軍同正員、特進。曆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鬥,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讨高秀岩于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

而有關仆固懷恩的叛亂問題,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是秋為鄉導,誘吐蕃十萬入寇泾、邠州,祭來瑱之墓,自序雲‘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征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号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剌之衆自西道寇盩厔、鳳翔。朝廷大駭,诏遣郭子儀屯泾陽……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诏親征。懷恩領回纥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于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

這一事件給當時的社會造成了浩劫。“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為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饋軍……”。正與“公守忠無家,受命無敵,施七縱七擒之謀,歸三載三北之地”相吻合,故有“加特進、鴻胪卿、開國公,封五百戶”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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