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獄是中國法律曆史上的一曲悲壯至極的歌。
清軍入關，打敗明朝，一統中原之後，漢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使得這些滿清統治者感到自卑，信心不足。而一直在民間活躍的反清團體，高喊的''反清複明''的口号一次次的挑釁着這些統治者們的敏感神經。
他們畏懼，畏懼漢族的士大夫一直懷念大明王朝，畏懼他們對新王朝的異族統治不滿，進而産生反清的思想。是以，面對這種情況，清朝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多位皇帝都大興文字獄。他們從文人的作品當中摘取隻言片語，對其做出過分的解讀，說他們對皇帝不尊，對王朝不忠。進而将這些文人逮捕入獄，在明朝曆史上制造出了一系列的冤案。統治者們希望通過這種高壓的方式，來加強思想上的控制，進而維護王朝的穩定。卻使得當時的文學界人人聞風喪膽，文學創作更是一片死氣沉沉。
其實，早在宋朝就有一位詩人蒙受了這種災難，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詩人蘇轼。而他的這些遭遇被後人稱為''烏台詩案''。
宋神宗元豐二年，那時的蘇轼44歲，剛剛被從徐州調往湖州。湖州的美景讓他很是喜歡，每天飲酒作詩，樂在其中。但是好景不長，在三個月之後正當蘇轼伏案辦公之時，突然來了一群不速之客。原來是禦史台的人奉旨前來逮捕蘇轼，要免去他的太守職位，将他押解到京城去。就在同一年的八月十八日，蘇轼被送進了禦史台的監獄，二十日，有關蘇轼一案被正式審訊，禦史台所提供的罪證是一本蘇轼的詩集。禦史台根據蘇轼的詩文，細細地羅列了蘇轼的罪狀。說他不滿朝中大臣，蓄意诋毀。譏諷朝政風氣不正，自己的建言不能被采納，對朝廷，對皇帝都多有不滿。
這些罪狀大都是禦史台捕風捉影，比如蘇轼《湖州謝上表》中作''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察事，或能牧小民''就被說成是不滿朝廷，妄自尊大，像這樣的還有許多處。其實，蘇轼被捕入獄是有着很深的社會背景的。它是針對''王安石變法''變法派和反對派強烈鬥争的結果，而因為詩文被捕入獄隻是這個事件的表面現象。
在北宋神宗皇帝年間，王安石被皇帝啟用，全面推行新政。王安石被宋神宗皇帝任命為參知政事，并根據王安石變法的需要專門設立了新的部門''制置三司條例司''，主管變法新政事宜。王安石就在皇帝的支援下，開始貫徹變法内容。其中包括''青苗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輸法''等多項措施，包含了富國、強兵兩大方面的内容。而就在王安石開始大刀闊斧的進行新政之時，蘇轼并不在京城。彼時的蘇轼因為父親的離世而身居四川峨眉，為父守喪。
一直到1069年的二月蘇轼服喪期滿後才傳回當時的都城開封。在回京的途中，蘇轼看到了許多因為變法而帶來的問題，看到了變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回到朝廷後的蘇轼基于此提出變法當中的不足，對其中的有些内容堅決反對。但是蘇轼并不是真正要反對變法的，他所希望的是能夠有更加穩妥，危害更小的變法。是以他并不是堅定地站在反對變法者的陣營當中，對于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的一些做法也并不認同。
而蘇轼這樣的做法，使得他要面對兩派的夾擊。而在這兩派的夾擊當中蘇東坡在朝堂之上難有立足之地，多次被派到派到地方做官。雖然此舉讓蘇東坡避開了朝堂鬥争，遠離了風暴中心。但是蘇東坡心中還是忿忿不平，遂在他所作的詩文中發了幾句牢騷。這就使得本來就對蘇轼不滿的變法派更為不滿，借此機會，用蘇轼的詩文大做文章。
他們釋出指令到各地，指令當地官員們廣泛搜羅蘇轼的詩文，并将所搜羅到的詩文細細研究，不但将本來的幾句牢騷話，變成了對朝廷的大不敬。更是随意發揮想象，為蘇轼編造了不少罪名。在蘇轼的罪行羅列妥當之後，就安排禦史們輪流對皇帝上書，對蘇東坡的罪行進行聲讨。從元豐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先後有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監察禦史裡行舒亶、禦史中丞李定向皇帝上奏，他們針對蘇轼的奏章各自有所側重，同時互相之間又有所呼應。這分明就是事先精心安排過的。他們針對神宗最為忌諱的否定新政和毀謗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兩點展開，對蘇東坡展開了極為猛烈地攻勢。
在如此精心的布局之下，神宗皇帝最終大怒，下令将遠在湖州的蘇東坡逮捕，押入都城。可以說蘇轼的被捕，就是兩派鬥争中的産物，而蘇轼就是這場鬥争中的犧牲品。
與蘇轼被捕入獄、由禦史台審理他的案件的同時，一場關于營救蘇轼的活動也秘密地展開來。
就在逮捕诏書下達，派人前去湖州逮捕蘇轼的同時，驸馬王诜最先得到了消息，并讓人向蘇轼報信。蘇轼收到資訊之後，覺得自己此次是兇多吉少了，就寫信給自己的弟弟子由拜托他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就在蘇東坡被捕的那一天，他對前來逮捕他的黃埔遵說道：''我知道自己得罪朝廷的地方有很多，今天一定會被刺死。死固然不敢推辭，隻求在我死之前能夠讓我與我的家人告别。''
黃埔遵冷冷說道''不至于如此的。''而後打開文書才發現，原來隻是一份普通的革職逮捕文書。
八月十八日，蘇東坡在押解到了汴京，锒铛入獄。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這一段時間裡蘇東坡都被關在禦史台的監獄中。蘇轼所在的那間囚房是陰暗又潮濕，四周都是牆壁。隻有在屋頂處開了一個小小的視窗。查辦案件的官員們對蘇轼威逼利誘，想要将他們網羅的罪名早早讓蘇轼招認。
蘇轼不肯招認，他們就對蘇轼破口大罵，逼迫蘇轼一定要承認詩中所蘊含的對于朝廷以及皇上的不滿以及譏諷的深層含義。而正當蘇轼在獄中受到百般折磨的時候，監獄外有着一群人正在為救蘇轼出獄而奔走。
蘇轼入獄之時，朝野已然是大為震驚。但是蘇轼的深交好友大多數舊黨，在這場鬥争中被一貶再貶，自身難保。他們雖心中不忿，但大多是敢怒不敢言。但是還是有人向皇上上書，想要營救蘇轼。
範鎮最先向皇帝上書。其後還有與範鎮一樣，都已退休的張方平。緊随其後的，還有蘇轼的胞弟子由。他向皇帝所呈之書，言辭懇切，他先是稱頌了神宗的聖明，有寬容容人的品德。然後在為他的兄長極有分寸地開脫。此外，還有朝中的許多大臣，也紛紛參與到這次營救當中，希望皇帝能夠赦免蘇轼。
宰相吳充問皇帝：
王安石之弟，王安禮。就在有人勸說皇帝殺死蘇轼時，勸谏說：
變法的主要倡導者王安石，雖然與蘇轼在政治見解上有很多的不合，但是兩個人在文學上卻是有一定的共識的，遂此時雖然已經罷相，退居在金陵。但也出面上書向皇帝求情，希望皇帝能夠對蘇轼網開一面，争取從寬處理。
到最後，連宮裡地位尊崇的曹太後也出面為東坡說情。當時，曹太後身有病患纏身，神宗經常去看望祖母。一天在神宗皇帝向太後講了蘇轼這件事之後，曹太後說，自己猶記得當年的仁宗皇帝在策試舉人之後，回來很高興的說自己得到了兩位宰相之才，而這兩人就是蘇轼同蘇轍。就在曹太後病情逐漸惡化，神宗想要大赦天下為她祈福之時，曹太後又說：''隻要放了蘇轼就夠了。''
神宗本人對于蘇轼一案是保持着非常小心謹慎的态度的。因為一方面變法在朝中遭到了衆多反對的聲音，經過了十年的波折不但沒有見到積極的成效，同時還出現了像現在蘇轼這樣大臣用文字攻擊。但是另一方面，大臣們的求情也不無道理。蘇轼确實是不能殺的，殺了蘇轼不但會使自己名聲受損，而且也會讓朝中不少大臣寒心。
是以，就在朝中有越來越多的大臣為蘇轼求情，乃至最後連曹太後都出面的情況下，宋神宗最終對這個案子決定從輕處理。他指派陳睦到禦史台對蘇轼一案進行複查。最後經查定蘇東坡為以文字诽謗及中外臣僚罪，按照律法應當判刑二年，但是适逢天下大赦，開赦其罪。最終神宗将蘇轼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北宋建國以來的第一場文字獄就以這樣的結局落下了帷幕。但這場案件的受害者卻不僅隻有蘇轼一人，因為此次案件而受牽連着甚多。其中有的人被貶官，有的人甚至是以送命。
因為這場關于蘇轼的案件與詩密切相關，同時蘇轼所關押受審的地方叫禦史台，而禦史台因為經常有烏鴉栖息，是以這場案件又被稱為''烏台詩案''。
蘇轼，中國曆史上大文豪，大詩人。自宋朝起就有了同他父親及其弟弟的''三蘇''的美稱。他才華橫溢，卻在官場上幾經沉浮。生命裡的磨難和痛苦又為他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
早年的蘇東坡性情耿直，直言不諱，嫉惡如仇。而正是這樣的品格使得他被小人所陷害，發生了震驚世人的''烏台詩案''。在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打擊，險些命喪于此的蘇東坡在經曆了烏台詩案之後，對于詩詞，功名，人生都有了新的認識。
在烏台詩案後的蘇轼，經曆了這麼多起伏，對功名利祿早已沒有了年少之時的執著。他不再向少年之時那樣，認為刻苦讀書，出仕做官就是自己惟一的出路。他更是在自己的詩中稱，自己與朝中的那些權貴早已是''肝膽非一家''，此時的蘇轼對于功名已是徹底的淡泊了。
回首自己在京為官的生涯，加在兩種勢力之間讓他腹背受敵，屢遭貶谪，甚至還有性命之憂的人生旅途，蘇轼吸收了佛家連同道教的思想。不再是像儒家思想所倡導的那樣，出仕濟民平天下。而是轉而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靜和淡泊。他不再像之前那樣，對事物執著不放。他看到了大自然在他沉浮的命運中對他不離不棄，看到了自然的陪伴，認為它是自己的伴侶，是心靈的慰藉。
是以當蘇轼在黃州遊玩時，寫下了《前赤壁賦》，詩中的蘇轼抛開了庸俗的塵世，進入到了逍遙的神仙之境當中。這種新的人生觀，使得蘇轼在逆境當中沒有被困難所打倒，超脫痛苦，用一種開闊曠達的心态去面對自己周遭的一起。使他在黃州，開始躬耕于田，過起了如陶淵明般的生活。
同時，蘇轼的這些遭遇也使得他更加寄情山水，更加醉心于藝術的創作當中去。使原本苦難的生活變得有味道到起來。而且，他同百姓的關心更為親密。他所到之處都關心百姓，竭力把自己融入到百姓當中去，做好事，做對百姓有益的事。他當過官的地方，都留有良好的名聲。他将筆觸也放入生活當中，思考人生的真谛，把自己同百姓一起通過形象的文字記錄下來。
蘇轼面對烏台詩案這種人生的苦難，他所表現出來的豁達，樂觀的人生态度是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的。誰的人生能夠那麼的一帆風順，誰的人生不是要經曆一些苦難的，但在坎坷面前，在荊棘面前。我們當學蘇轼，同他一般，不被坎坷所困，不被困難所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