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海濱鄒魯是海陽”公衆号
作者 | 黃挺
原标題《黃挺：潮州人和潮汕文化（二）》
公元前355年，楚滅越，有部分越國人沿海路向南遷播，給閩粵地區帶來了更為先進的文化。結果，在本區持續了幾個世紀的浮濱文化，戲劇性地突然消聲匿迹，一種幾乎覆寫着整個嶺南地區的新的文化類型取代了它。
這種新的文化類型以大量越式青銅器和夔紋陶為特征。在本區，這一階段的青銅器、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明顯有越國文化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的石器中出現了犁、鋤、鏟、大型锛等農具，而且有青銅農器發現。這說明了越人的先進稻作技術已經在本區傳播，本區稻作農業的經營規模大大超過前一階段。
秦王朝對嶺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動，似乎未曾波及本區——至少在今天，尚沒有十分确鑿堅實的材料，可以證明秦人已經到過本區。秦末漢初，南越國自立于嶺南，本區屬南越轄土，考古文化的面貌，與珠江流域大緻相同。南越的君主趙佗原來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習俗上已經越化。但是南越國的各項制度，都仿效秦漢，郡縣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南越在南海郡增設揭陽縣，本區的行政建置，就從這時開始。中原人也在這時候從南越轉入本區。
上面列舉的在不同曆史時期發生于本地區的諸文化類型，是由很不相同的文化特質構成的。我們決不能忽視秦漢以前在本地區存在過的諸文化類型對潮汕文化的影響，即使這種影響現在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潮汕方言詞彙中的少數與壯侗語、苗瑤語同源的底層詞。但是，我們更不能模糊在本地區存在過的諸文化類型的質的差異，将它們視為一脈相承的一個文化系統。
中原漢人與潮汕文化
一直到秦漢以後，漢文化才對本地區有所影響。然而，即使到漢代，這種影響也還是通過南越間接傳入。而且在這一時期，本地區文化的漢化程度，也遠遠不及珠江流域。
解放後，本區發現的漢代遺址，有揭陽埔田鼎蓋山、揭陽玉窖三虎山、澄海龜山和潮安二塘龜山。其中澄海龜山遺址可能是漢政權的一處官署，但出土遺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風格，其它遺址則土著風格極為濃厚，應該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況也基本相同，隻有揭陽白塔寶聯寨山一處木椁墓，是嶺北傳入的葬式，随葬品漢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漢人或者是漢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它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見，即使到漢平南越之後，進入本區的漢族人仍然很不多，他們與本地的越人雜處，有部分越人逐漸漢化。
漢人的移入，為本地區帶來了全新的建築形式。在韓江東溪出海口附近，龜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崗，平整了幾級平台，營造起三合院型的漢式建築，梁架結構，夯土牆，瓦頂，高敞堂皇。漢式聚落景觀的出現，是這一時期本區地理景觀上最大的變化。
從考古遺存中，還可以觀察到一個明顯的值得注意的情況，那就是，本區與廣東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緻，而與福建地區卻有很大差别。 晉唐時期，中華主流文化在本地區的影響逐漸擴大。這一時期主流文化與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個情況值得我們注意：
其一，東晉義熙九年（413年）置義安郡是本地區州郡一級建制的開始，它說明本地在編人口增加。這些新增在編人口，多數是來自南遷中原移民。這一階段，南來的中原移民與本地土著似乎處于一種隔離狀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區發掘了東晉六朝磚室墓近10座。這些墓葬，從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風格，與江南地區同時期的墓葬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有人認為這種情況表示當時漢文化與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統一，土著文化已經逐漸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強勁的力量與中原移民對抗，而且直到宋元時期，漢文化已經成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還有相當大的勢力。以為這一階段漢文化與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經融合統一的看法，未免過于樂觀。在我們看來，這些墓葬顯示的文化風格，倒是反映了漢族移民與本地土著之間關系的疏遠。
其二，隋唐之交，廣州俚帥楊世略據有潮循二州（《新唐書·高祖記》），土着勢力在本地區仍然占據着優勢。高宗武後時，陳政、陳元光父子與58姓軍校屢次平定泉潮間蠻僚嘯亂，實際上是中原文化與本地土著文化通過戰争的形式不斷地互相接觸的過程。這場較量，經曆了半個世紀時間才告一段落。它推動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漢文化在本地的傳播。 但是，本地的蠻僚還保留着強大的力量。直到長慶三年（823），禮部尚書鄭權就任嶺南節度使，韓愈為他寫了《送鄭尚書序》，還特别為他介紹了本地蠻僚的情況和節制他們的辦法。他說：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帆風一日踔數千裡，漫瀾不見蹤迹。控禦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風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爾（從犭）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南州當包括潮州在内。可見當時蠻僚雖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轄。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貶潮，在本地區曆史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事件。韓愈在潮州 8個月，卻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興辦鄉校最為人們所熟知。韓愈的《潮州請置鄉校牒》說，潮州以前雖有學校，卻荒廢已久，讀書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層辦事人員文化素質都很差。是以，他捐了俸錢辦學, 并舉薦趙德為教師。蘇轼的《潮州韓文公廟記》認為，韓愈貶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号稱易治”。他的說法，自元代以來，多有人反對。其實，蘇轼并非把韓愈貶斥以前的潮州視為文化荒野，他在《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中也說到：“潮州自文公未來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潮州韓文公廟記》隻不過是從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着眼，把韓愈看作開始向社會中下層普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轉變潮州社會風氣的百世之師。這是無可非議的。 上面提到這三個情況，辨別着晉唐時期中原文化和本地土著文化的交融不斷深入的三個階段。
福老與潮汕文化
實際上，漢文化的潮州地方亞型，尚賴宋元以後福建移民的遷入，才逐漸形成。閩文化的西漸和潮州的福老化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
福老
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帶，講閩南方言的漢族人。
饒宗頤教授說：“福老初非潮州土著，大率來自福建，而間接徙自晉豫，與客家同為中原遺族，惟客家播遷于山嶽地帶，而福建老則循海岸線由閩遷粵。”（《潮州志·民族志稿》）
宋元時期，閩文化空前繁榮，中華主流文化以閩文化為中介，對本地區影響的力度加強。由于閩人對本地區規模空前的移民，閩地風俗濡染嶺東，故南宋的《方輿勝覽·潮州》已經有“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潮漳之分”的記載。另外，本地土著的少數民族在這一時期也加速與移民融合。潮汕民系在這時開始形成。時至今日，曆史上政區基本上隸屬廣東的潮汕，文化面貌卻接近閩台，就是在這一時期打下基礎的。
宋元時期閩文化的影響本地區，主要通過兩個途徑。
一是閩籍官師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職官多閩人，以知州為例，北宋知州籍貫可考者30人，閩人17人，南宋知州籍貫可考者63人，閩人36人。屬官中閩人更多。當時閩籍仕潮官師，尊崇韓愈，慨然以興學明道為己任，保留在《永樂大典》中的宋元方志，對此有很詳細的記載。他們興建州縣學宮學舍，創辦書院，辦置、擴充學田，保證了辦學經費的來源。在這些閩籍官員的努力下，宋代潮州教育比唐代有顯着的發展。
明嘉靖《潮州府志·選舉志》載，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謝言以“草澤應诏，進士及第”，自此後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進士第。這一批精英，是在群眾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狀況下出現的。随着教育的發展，中華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傳播，潮州社會文化的發展水準已經不低于發達地區，故《方輿勝覽》有“封疆雖隸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國”之譽。
二是閩人的移民潮州。晚唐以前，無論從全國還是從廣東看，潮州都屬于荒僻之區，人口稀少。北宋以來，韓江三角洲的開發和利用，使本區的生存環境日益改善，來自閩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數量發展很快。根據梁方仲先生《中國曆代戶口田畝田賦統計》，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為：唐代，每平方公裡1.2人，在全省27個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裡4.5戶，在全省23個州軍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裡27人，在全省23個路州軍司中排第3位。可見，宋元時期本地區的人口數量已經躍居全省前列。
閩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義，首先在于将更加先進的農業生産技術經驗，和從事工商業的傳統帶到本地區。宋代的福建，地狹人稠的沖突已經相當嚴重。在這種情勢下面，從事農業的農民，一定要講究耕作技術，留心水利建設，而有了技術經驗的積累；又有大批人口另求生路，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福建人的經商，在北宋已很出名。他們的移民潮州，促使了本地農業和手工業生産的水準提高，海上運輸和貿易活躍。潮汕人的善賈，在此時已見端倪。
其次，移潮閩人多宦仕與世家，其中有很多成為本地望族（饒宗頤《潮州志·民族志稿》）。這些望族，很注重自己家族的曆史和文化傳統。潮汕人至今重視宗族血緣關系，應于此時奠定基礎。 再次，移民将閩地風俗，從方言、民間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習慣帶入本地區，閩潮同俗，自此時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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