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前292年—前235年），姜姓，衛國濮陽（今河南省滑縣）人。戰國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姜子牙23世孫。
呂不韋早年經商于陽翟，發現“奇貨可居”的秦國質子異人後，積極扶植異人回國即位，成為秦莊襄王，呂不韋遂被拜為相國。
秦莊襄王去世後，又迎立太子嬴政即位，以“仲父”的身份指揮秦軍四處出擊，為秦始皇兼并六國的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後來，呂不韋受到嫪毐集團叛亂牽連，罷相歸國，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飲鸩自盡。
關于呂不韋的故事，讀者朋友們大多也很熟悉了，那麼，筆者問一句，該如何評價呂不韋呢？
有一句成語叫做蓋棺定論，也就是說，對一個人的是非對錯，往往隻有等這個人去世以後，才能比較客觀地評論，否則，就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可是，這個蓋棺定論的成語，對呂不韋卻不怎麼适用，因為，在呂不韋死後，曆史上的人們對他的評價一直有着很大的分歧。
從漢代至清末，人們對呂不韋大多是采取了不屑一顧的态度。
有人罵他是“小人”；有人說他是“亂民”；有人甚至還把呂不韋與梁上君子挂了起來。
明初的大儒方孝孺還具體列出了呂不韋的三大過錯：“以大賈乘勢市奇貨；緻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
清代的徐時棟（1814年-1873年，藏書家）更是以“蜂毒”來比喻呂不韋。
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根據自己的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呂不韋是“在中國曆史上應該是一位有數的大政治家”。
改革開放以來，以任繼愈（1916-2009年）為代表的一批曆史學者，把呂不韋界定為秦漢時期的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
這樣，呂不韋不再是曆史上的一位商人、投機家，而是我國曆史上能夠在政界、商界、思想界同時為後人所銘記的一位佼佼者。
古代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三不朽。立德，呂不韋似乎沒有做到，但是在立功、立言方面，呂不韋完全的做到了。
呂不韋以一個普通的商人，用自己的财富兩立秦國的君主，并在任秦國相國十多年的時間裡，接過秦人前輩的接力棒，繼續大規模地開疆擴土，在統一天下的大業上一路凱歌前行，為秦始皇滅六國，成就帝業奠定了最後的基礎，此功不可謂不大！
呂不韋還為秦國在統一天下後治理國家做準備，他一部力作《呂氏春秋》問世，奠定了他在我國思想史的地位。
《呂氏春秋》代表着呂不韋的治國方略和文化政策：以變法與法制為核心，将法家的法治與耕戰、儒家的禮制與仁政、道家的無為而治與權術、墨家的義治與節儉以及陰陽家的時政、名家的正名等等，融為一體，形成一種相當完備的适應“大一統”所需要的政治理論體系，在有利于君主政治的前提下，不尊奉一家一派，力圖超越諸子、融通百家，包納一切的思路、方略、治術。
假如秦始皇不因人而廢言，而是借鑒《呂氏春秋》中的合理内容，他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絕不會短命而亡。
郭沫若先生也曾說過：“假如沿着呂不韋的路線走下去，秦國依然是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了之後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
呂不韋能力強、手段高、智慧多、膽略大。他因錢财、女人而成事，最終也因錢财、女人而亡命，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呂不韋作為一個商人，他是成功的，作為一個政治家，卻是不成熟的，因為，他始終不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他隻是秦國政權中的一個配角，他姓呂，而不姓嬴，在秦國政局中，主角是日益成熟起來的少年嬴政，相權再厲害，終究大不過王權。
也許，司馬遷先生在《史記·呂不韋列傳》的結語中說“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司馬遷老先生把呂不韋的人生境界定格在：是一個“聞者”，而不是一個“達者”，看來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補充一下，孔子對“聞”、“達”的見解，在《論語·顔淵第十二》一節中，全文如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孔子認為：“達者”就是品質正直，按道義辦事，善于觀察别人，懂得謙讓，這種人在朝廷和家裡都會通達；“聞者”就是表面上好像很仁德，行動上卻是另外一回事，而自己卻以仁者自居，這種人在朝廷和家裡都有一定的名聲。“聞者”與“達者”相比，已經是低了一個境界。
本文參考自：《霸道·大秦王朝頂級君臣的另類解讀》、《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