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

曾國藩畫像。（公有領域）

晚清風雨飄搖，災異不斷。身逢亂世，應當随波逐流，渾噩且過？還是砥砺猛進，慧眼警醒？曾國藩感歎身在亂世，實為不幸。面對欺辱、毀謗、功名與誘惑，他戰戰兢兢遵循傳統，勤謹修身。經曆千百險阻，不屈不挫，終于亂世中脫穎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雖位極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終。我們撷取曾國藩家書、日記及史稿，從财富觀、修身思想、治家智慧、養生之道等不同層面，呈現曾國藩秉承的傳統價值，為讀者再現遺忘的精華傳統。

清軍常年與太平軍戰争，導緻百姓饑馑，民不安生。面對人間疾苦，曾國藩除了傷歎，别無選擇。他隻是朝廷的欽差大臣，不是聖人。但當戰局扭轉，清軍接連反敗為勝，曾國藩總督的軍隊所到之處，面對黎民塗炭，他無法再袖手旁觀，置若罔聞。于是在轄區發放米票，赈濟百姓。百姓憑米票換取救濟糧。然而當米票回收後，曾國藩發現竟然多了二千三百多張假票。在如此艱難的時局下，地方官員竟敢公開造假，與民奪利。他直歎：“人心之壞，殊可痛恨。”

久經官場，目睹風雲，曾國藩對人心人性也了解得愈加透徹。身處功利官場，他更希望自己和弟弟們能兢兢業業，做一個不問功名的“勞謙君子”。

曾氏兄弟同在官場，難免觀點不同，政見不一。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二人志向興趣不同。曾國藩家書中曾說曾國荃比較外放，接近于春夏發舒之氣；自己比較内斂，接近于秋冬收啬之氣。曾國荃認為有了抒發才有生機和旺盛。曾國藩的意思則是凡事有收啬，才能促成生機和厚實。是以，他平日很喜歡古人說的一句話“花未全開月未圓”，覺得那是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花未全開月未圓”出自北宋名臣蔡襄（1012年－1067年）詩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全詩曰：

“花未全開月未圓，看（一作尋）花待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原詩見于北宋書法家蔡襄《山堂詩帖》】

大意是說，當花兒全部盛開，那就意味着開始凋謝了；當月亮滿盤後，就要開始殘缺了。然而花未全開，月未全圓之時，會使人心有所期待、有所向往。雖然明知花月無情，還自作多情豈不是更加可憐。曾國藩欣賞這句“花未全開月未圓”，或許言外之意，人生也是如此。當達到巅峰後，接着就要開始下滑了。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阙齋”，“是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兄弟二人，一個主張抒發，猶如花兒完美盛開；一個主張收啬，猶如花苞靜待綻放。觀點不同，處世态度也不同，曾國荃一度對兄長頗有怨言，兄弟不和的傳聞也日益甚嚣。曾國荃經常抱怨，他看到聽到了一些不滿意的事，但又壓在心裡，不明說到底是哪些事？曾國藩開導他，如果是與兄長意見不合，盡可敞開胸懷說明，不必憂郁自抑。

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國藩開始布署對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之戰，他把主要進攻的重任交給了曾國荃。凡是曾國荃率領的軍營索要銀錢、軍械等事，曾國藩每次都會加以節制，也正是借鑒“花未全開月末圓”的意思。但是每當到了至關危機之時，曾國藩救焚拯溺，往往出手非常慷慨。他知道，因為沒有滿足弟弟索要軍饷、武器諸事，是以弟弟心生怨氣，憤憤不平。是以主動說破了弟弟心中的郁結，希望他不要抑郁，再心生疑慮。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軍和太平軍之間的戰事，進行得如火如荼。曾國荃作為一員悍将，為保大清江山，立下諸多戰功。曾國藩對曾國荃等人說：“我們現在辦理軍務，正是處于功利場中，應當時刻保持勤謹。”他一連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像農夫一樣努力地耕種，像商賈一樣追求盈利，像背纖的船工辛苦地在上灘拉纖。如此辛苦地營生，白天勞心勞力，夜晚勞思勞神，為的就是求得一個好結果。曾國藩叫人刻了一枚“勞謙君子”印章，送給曾國荃。同年四月，曾國荃寫信向兄長訴苦，“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這些難處具體指哪些，在書信中并沒有提及。但從曾國藩的回複看，曾國荃這十個字也說到了他的心裡。或許因他們大權擅專，引起他人忌憚。是以曾國藩主張分放權力，将總督官位交出去，另外選拔大員擔任。他希望兄弟們能保持兢兢業業，将來如果遇到适合的機會，便立刻抽身引退，也許這樣可以善始善終，以免蹈大災大禍！

清軍圍攻金陵傷亡慘重，仍然沒能攻克金陵。加之軍饷奇缺，諸事不順，曾國藩溫郁成疾，他的弟弟曾國荃身為主将，更是心血久虧，甚是勞苦。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的信中，曾國藩安慰沅弟（曾國荃）：“ 自古以來，凡是出現大的戰争，大的事業，人的謀略隻占十分之三，而天意占到十分之七。往往勞累日久的人，不就是成名之人嗎？成名之人，不就是享福之人嗎？”曾國荃率領清軍收複了武漢、九江、安慶等地，曾國藩認為：“積勞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從天意來看，自然十分公道的事。然而，不可以依仗這一點。我們兄弟在‘積勞’二字上多下些功夫，‘成名’兩字不必去問；‘享福’兩字，更不必去問。”他認為隻要下足了功夫，不必去問功名，自然會水到渠成。

時局艱難，軍務繁瑣，曾國藩每日仍然堅持披閱詩詞古文，閱讀一卷經史，并分四條編記，分别是：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節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這四條涉及修身養性，慎取、自許、反躬，遇到挫折不去責怪他人，而是先找出自己的問題，加以修正。

清軍攻克金陵，曾國藩感歎這實在是“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雖然其弟曾國荃屢建奇功，他也沒有把奇功都算在弟弟身上，而是認為“全憑天意主張”，完全是天意所緻。他說：“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曾國荃攻克了金陵，肅清了江蘇全境，曾氏兄弟為清廷除掉了心腹大患。此後，名望雖減，但不至于身敗名裂；帶兵雖久，朝廷也沒有貶斥之辭，全局也沒有其它變故，曾國藩認為這已經是家門之福，兄弟之幸。此時此刻，隻應該敬畏上天，認知天命，不能埋怨上天，歸咎他人。

當他和兄弟為社稷立下奇功，他有功不居，反而上疏懇求開缺，或請求削除封爵，盡可能把功勳歸于同僚或屬下。曾國藩在人生功業的巅峰，著作了《求阙齋讀書錄》。求，指責求；阙，指過失。他一生嚴于責己，檢討己身求阙不斷。直到生命的最終，他什麼都沒有失去，反而應有盡有。在渾噩的世俗，那朵未全開的花始終保持着開放的姿态，曆經百年長久不敗。

參考資料：《曾國藩家書》《曾國藩日記》《曾國藩全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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