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立之初，朱元璋吸取了唐代尚武導緻藩鎮割據、宋代重文導緻軍力孱弱的教訓，對武将和文官的态度是文武并重、不偏不倚，但是由于武将在大明建立過程中流血犧牲和連綿不斷的大規模戰争，
導緻洪武、建文、永樂時期武将的實際地位要高于文官。
洪熙、宣德年間，
以停止下西洋、廢除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為标志
，大明進入了戰略收縮期。這一時期，随着大規模戰争逐漸停止，帝國迎來了相對和平的局面，在“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古訓的推動下，文官的地位開始崛起、權力開始增大，而武将的權力被不斷削弱、地位被不斷打壓。
正統年間，名滿天下、譽滿天下地三楊内閣乘明英宗年幼之機不斷增大文官的權力：正統元年，朝廷陸續向九邊重鎮派出巡撫，文官的權力觸角伸向了軍事領域。正統二年，兵部尚書王骥于甘、涼前線将都指揮使安敬斬首，文官第一次淩駕于武将之上。正統三年（1438年），王骥率領都督蔣貴等大敗朵兒隻伯，文官第一次接觸到了軍事指揮權；
正統六年，明英宗任命王骥總督軍務，負責指揮麓川之役，此後武将出征時文官總督軍務成為慣例。
得益于王骥在麓川之役和平定苗叛中的良好表現，文官掌控軍權隻剩下了武将勳貴集團這個唯一的障礙。這種情況下，
土木堡之變的發生給文官掌控軍權掃清了障礙。
土木堡之變以後，武将主導的五軍都督府的權力被轉移到文官主導的兵部，兵部取代五軍都督府成為大明新的軍事中樞，原本掌控地方軍權并與巡撫平級的總兵成為了巡撫的下級，地方的軍政、民政大權盡歸文官。
在一定程度上，
兵部成為軍事中樞、巡撫掌控地方的軍政和民政大權防止了武将專權和軍閥割據，對明末維持大一統的局面是有利的
，但是由此導緻的武将地位過低和文官權力過重卻對明末的軍事形勢産生了十分嚴重的消極影響。
武将地位過低、文官權力過大必然會引起武将的不滿，在文官權力急劇擴大的正統、景泰時期，武将同文官的争鬥不斷加劇，最終引發了以武将石亨為主要支援力量的奪門之變，并且在最早實施巡撫掌管軍政和民政大權的兩廣地區，
“鎮守廣東副總兵翁信與巡撫侍郎揭稽不能協和，屢肆争忿。”
雖然通過奪門之變成功複辟的明英宗在石亨的支援下通過召回巡撫等方式一度遏止了文官權力的擴大，但是随着石亨被文官李賢以圖謀不軌的罪名下獄，巡撫又被重新派遣到各地，文官的權力又開始擴大。
成化年間，征讨建州女真之戰在武将趙輔的指揮下取得了勝利，算得上是明代武将最後的輝煌了，但明憲宗支援武将的代價卻是被文官描述的相當不堪。
正德年間，明武宗通過寵信武将江彬、設立兩官廳的方式擡高武将的地位、削弱文官的權力，但是随着明武宗落水之後離奇駕崩，武将地位低下的局面再也難以挽回。
萬曆年間，
武将終于認命了
，威震天下的戚繼光和李成梁在寫給内閣首輔張居正的信中皆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秉”。
戚繼光位列三孤、李成梁被封為世襲的甯遠伯，二人皆是地位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武将，連他們面對文官時都是如此，其他的武将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情況下，地位過低的武将隻能選擇依附權力過大的文官，一旦這種依附關系确立，其他文官要想指揮動這個武将就難上加難了，比如說崇祯末期的左良玉就隻聽從侯詢的指揮。
此外，軍中生殺予奪和人事升遷的大權都歸文官掌控，
使得武将毫無威望、難以聯合作戰，進而導緻不同武将率領的明軍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
這也是明軍在松錦大戰、朱仙鎮之戰等戰略決戰中難以取勝的主要原因。
戰争原本就不是文官的舞台，他們隻要起好制衡武将、防止武将專權的作用就行了，但是明代文官卻非要讓自己成為戰争的主角，結果就是崇祯末期的武将既難以指揮、又無法聯合作戰。如此一來，明軍屢戰屢敗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是以武将地位過低、文官權力過大就成了壓垮大明的第四顆稻草。
【玺言春秋明末曆史第四十七講，參考文獻：《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會典》、《明太祖實錄》、《明英宗實錄》、《明通鑒》、《萬曆野獲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