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楚兩國發生“邲之戰”，楚莊王大敗晉軍，成為霸主。
事實上，晉國在“邲之戰”中失敗的原因，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實力敵不過楚國。追根溯源，他們失敗的原因乃是“将帥不睦”。剖開内裡來分析，晉國卿族驕橫的害處可見一斑。
《東周列國·春秋篇》楚莊王劇照
“邲之戰”前，就在“牆頭草”鄭國馬上就要臣服于楚國之際，晉國發動大軍，出兵救鄭。
在聽說鄭國已經背晉服楚之後，晉國“中軍将”荀林父不想與楚國再戰。此時晉景公所任用的貴族，是心向國君的一群人，包括荀林父、士季。士季曾指出，此時楚國強大，暫不可與之争。
可想而知，楚國所展現出來的氣勢，的确令晉國君臣有所顧忌。此時的晉國大臣分成了兩派：一派以荀林父、士季、栾書、趙朔為首，持不戰意見；另一派以先縠為首，趙括、趙同附和，是主戰派。由此可見，不想與楚軍作戰的人占了絕大多數。然而，這種狀态引起了“中軍佐”先縠的不滿和不服輸。
反觀楚莊王，他連續派使者與晉軍講和，但先縠私自更改外交文書，令其言辭激烈，表達出了晉國必定要與楚戰的意圖，而晉國使者承君命卻又答應與楚議。楚莊王對于晉國這種反複無常的舉動大為不滿，随即派人向晉國發出挑戰。
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晉國又出内亂。晉将魏锜、趙旃因求高官而不得，心懷怨恨，力請前去挑戰楚國，荀林父不許；他們又請求前去講和，荀林父卻答應了。沒想到，二人到楚營反而向楚軍挑釁。與此同時，晉國先縠反對退兵的态度強硬且不聽指令，帶領所屬部隊強行進軍。于是晉軍全部渡過黃河。
楚莊王駐紮在黃河邊，本打算“飲馬黃河”之後就傳回楚國。聽說晉軍已經渡河，遂“疾進師”，終大敗晉軍。
晉軍回到國内，荀林父自然要自己請罪，士貞伯以楚國在“城濮之戰”後曾殺令尹子玉的事情進谏，晉景公聽從了其言，免去了荀林父的死罪，并将其官複原職，其實這也是晉景公意料之中的事情。
早先楚國判斷是否對晉國展開攻擊的時候，楚國伍參曾提出晉國的弱點，認為應該要乘機追擊：“聽而無上，衆誰适從？”後來果不其然被他言中。
晉國主帥荀林父剛剛上位，他的指令想要被完美地執行，必然是相當困難的。荀林父的錯誤就在于，他沒有堅持正确的作戰方針，亦沒有抵制錯誤的主張。這就導緻了晉國上、中、下三軍主帥，他們各執一詞。正因如此，晉軍内部形成了“主戰”和“主和”兩個不同意見的派系，再加上“中軍佐”先縠剛愎自用，好勇不仁，以緻孤軍獨進；将領魏锜、趙旃兩人各自心懷鬼胎，包藏二心，是以，晉軍内部各行其是、離心離德，戰敗自然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景公劇照
晉國除了自身的将帥不合，造成了緻命的失誤之外，晉國的外部環境也有諸多的不利因素。強大的赤狄在晉國背後虎視眈眈，加上秦晉“崤之戰”交惡，秦國轉而聯合楚國，對晉國形成了相當大的威脅；不僅如此，在齊、魯沖突中，晉國支援魯國抗齊，是以齊國也成為了晉國的敵人；“邲之戰”前，“牆頭草”鄭國又剛剛依附楚國。由此可見，晉國在外樹敵頗多。可以說，晉國亦非敗于楚國之手，實際上乃自敗也。然而，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時正好也是晉景公大肆整頓内政、肅清政敵的大好機會。“邲之戰”隔年，晉殺先縠，以懲罰他在“邲之戰”中冒進的行為。
楚國之是以能夠獲勝，一方面是由于楚莊王的目光長遠，和他的戰略決策正确，如早先就令孫叔敖修明政事；另一方面，從戰術上來說，楚軍從來沒有放松過警惕，他們作好了“講和”和“作戰”的兩手準備，正因如此，當戰争突然爆發時，楚軍上下同心同德，楚莊王又指揮得當，獲得大勝自然如探囊取物了。
“邲之戰”大勝後，楚莊王反對建“京觀”——以敵軍的屍體堆積封土而成的高冢——作紀念以炫耀武功，就說明他不是一個戰争狂人，而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楚莊王在位期間，雖然楚國連年出征，但是他在奠定其霸主地位的“邲之戰”中打出了“止戈為武”的大旗，這種思維和行動，的确不同于一般的霸主。楚莊王對“武之七德”的闡述，也說明早在春秋中期，他對戰争本質和作用的認識，就已經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他明白，戰争雖然可以奪取霸主的寶座，但是靠窮兵黩武，并不能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楚莊王既能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又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在“邲之戰”後，他又繼續圍攻宋國達八個月之久，最後與宋國議和，使宋國徹底與晉國斷絕關系。
晉國在“邲之戰”後，晉景公在滅狄、服齊、敗秦、聯吳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準備專心對付楚國。
而被稱為“蠻夷”的楚國，在“邲之戰”後，終立于強國巅峰，楚莊王也自此獲得了中原諸侯的認可，成為“春秋五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