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随筆｜梁啟超提出的這個“百年主張”，如何影響中國現代考古學

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叙論》一文。時年28歲的他，提出了一個具有“百年影響”的主張：重新撰寫中國國史。

複原古史、續寫國史需要兩種史料。如果說曆史學家是通過研究紙本文獻史料來複原曆史，那麼考古學家就是通過發掘實物史料來複原曆史，特别是複原幾乎沒有文獻記載的曆史。

梁啟超的夙願，在疊代赓續的幾代人手中傳遞接力，結出了一個個碩果，修成了集大成的正果。比如，錢穆的《國史大綱》、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白壽彜的《中國通史》，等等。

說起來，梁啟超當年倡導的國史寫作，“既要用紙本文獻撰寫國史，還要用考古資料來豐富國史”，是極具國際視野的。1921年，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中國現代考古學正式誕生。由此，梁啟超的這些前瞻性洞見，終于得以付諸實踐。

長期以來，考古學被視為象牙塔裡的冷門絕學。還有人以為，考古無外乎是挖寶與鑒寶，與現實生活相去很遠。其實，從考古專業到考古行業，從考古事業到考古産業，走過百年發展之路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務實求真、開拓進取，在複原國史的基礎上還進一步揭示曆史演進規律，不斷給全世界提供中國案例、中國智慧。

從複原古史、續寫國史起步，考古學的定義在中國、在新世紀得到了修訂與豐富：考古學是通過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曆史的科學，還“越來越重視對古代文物和古代遺址等文化遺産的保護、展示和利用”。原來唯發現和研究為上的考古學，延展出了保護和利用等更多職能。

一方面，在學科建設上，增加了很多新的學科内容，如公衆考古學、文化遺産保護、考古遺址博物館展示傳播等。

另一方面，随着公衆對文物和遺址參觀需求的提高，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紛紛建設起來。這使得一些考古學者開始參與陳列大綱編寫、對接形式設計布展等，乃至有不少學者成了考古策展人。

近年來，考古學開始邁入文旅融合的新階段，考古成果的展示傳播也從博物館逐漸走向更大的平台。比如，央視推出的《國家寶藏》《中國國寶大會》《中國考古大會》等，大量涉及出土文物和考古遺址。

過去我們強調“内容為王”，現在也開始關注形式創新與創意先行，關注内容和價值、形式和創意的結合。考古成果的展示和利用，文創産品的策劃和創意，必須跟現代社會、跟人們的生活、跟消費者的需求結合起來，如考古盲盒、考古雪糕、考古咖啡等。

與此同時，文創的概念也有意識地突破“小物件”概念，大型景觀文創、沉浸式體驗類節目競相登場，打造中國原創的考古主題樂園也不再隻是設想。

站在下一個百年發展之路的起點上，活化利用考古成果、考古資源，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魅力，理應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自覺追求。

（作者高蒙河、宋雨晗分别為複旦大學文博系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