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梁启超提出的这个“百年主张”，如何影响中国现代考古学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时年28岁的他，提出了一个具有“百年影响”的主张：重新撰写中国国史。

复原古史、续写国史需要两种史料。如果说历史学家是通过研究纸本文献史料来复原历史，那么考古学家就是通过发掘实物史料来复原历史，特别是复原几乎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

梁启超的夙愿，在迭代赓续的几代人手中传递接力，结出了一个个硕果，修成了集大成的正果。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等。

说起来，梁启超当年倡导的国史写作，“既要用纸本文献撰写国史，还要用考古资料来丰富国史”，是极具国际视野的。1921年，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诞生。由此，梁启超的这些前瞻性洞见，终于得以付诸实践。

长期以来，考古学被视为象牙塔里的冷门绝学。还有人以为，考古无外乎是挖宝与鉴宝，与现实生活相去很远。其实，从考古专业到考古行业，从考古事业到考古产业，走过百年发展之路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务实求真、开拓进取，在复原国史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揭示历史演进规律，不断给全世界提供中国案例、中国智慧。

从复原古史、续写国史起步，考古学的定义在中国、在新世纪得到了修订与丰富：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还“越来越重视对古代文物和古代遗址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原来唯发现和研究为上的考古学，延展出了保护和利用等更多职能。

一方面，在学科建设上，增加了很多新的学科内容，如公众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传播等。

另一方面，随着公众对文物和遗址参观需求的提高，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纷纷建设起来。这使得一些考古学者开始参与陈列大纲编写、对接形式设计布展等，乃至有不少学者成了考古策展人。

近年来，考古学开始迈入文旅融合的新阶段，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也从博物馆逐步走向更大的平台。比如，央视推出的《国家宝藏》《中国国宝大会》《中国考古大会》等，大量涉及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址。

过去我们强调“内容为王”，现在也开始关注形式创新与创意先行，关注内容和价值、形式和创意的结合。考古成果的展示和利用，文创产品的策划和创意，必须跟现代社会、跟人们的生活、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如考古盲盒、考古雪糕、考古咖啡等。

与此同时，文创的概念也有意识地突破“小物件”概念，大型景观文创、沉浸式体验类节目竞相登场，打造中国原创的考古主题乐园也不再只是设想。

站在下一个百年发展之路的起点上，活化利用考古成果、考古资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魅力，理应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自觉追求。

（作者高蒙河、宋雨晗分别为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