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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史景遷2014年在川大演講“在西方書寫中國曆史” 現場人滿為患

著名漢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于當地時間12月26日辭世,享年85歲。史景遷這個名字,是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曆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景遷”寓意“敬仰司馬遷”。在史景遷的《中國縱橫》中有一篇文章就是《我的老師房兆楹》,可見房兆楹對其影響之深遠。

前些年,史景遷系列作品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陸續出版,包括《追尋現代中國:1600-1949》《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利瑪窦的記憶宮殿》《胡若望的疑問》《王氏之死:大曆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太平天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内心世界》《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共12冊。

逝者|史景遷2014年在川大演講“在西方書寫中國曆史” 現場人滿為患

2014年,史景遷在川大的活動現場

2014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為史景遷舉辦了中國高校巡回演講,第一站在北京中央美院,第二站來到了成都的四川大學。

史景遷以“在西方書寫中國曆史”為主題展開,在川大文華活動中心,現場人滿為患,連主席台都擠滿了學生。當時的對談嘉賓還有金安平和鄭培凱。金安平是美國曆史學家,也是史景遷的妻子;鄭培凱是史景遷系列作品中文版的主編,也是史景遷的學生。

逝者|史景遷2014年在川大演講“在西方書寫中國曆史” 現場人滿為患

鄭培凱與史景遷先生有師生之誼,是史先生在耶魯大學曆史系任教時正式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所學生。自1972年開始,鄭培凱就在史先生指導下,浸潤曆史學的研讀與思考,并且從一個學生的角度,反複閱讀老師的曆史著作,以期學習曆史研究與書寫的訣竅。

鄭培凱在給史景遷作品系列寫的總序中寫明了每部作品的特色。其中一句是:史景遷的史學著作,經常是雅俗共賞,兼顧學術研究與通俗閱讀,一方面讓專家學者思考史學探索的意義與方向,另一方面又讓一般讀者深入了解中國近代的曆史,特别是中國人生存的時代環境與生命意義的追尋。他的《追尋現代中國》等,最能顯示他史識的通達與文筆之流暢,能夠不偏不倚,就事論事,卻又充滿了曆史的同情與了解,讓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即使難以認同中國曆史的發展,卻也看到生活與奮鬥其中的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曆史環境中,奮勇追尋茫茫前途的一絲光明。

史景遷每寫一本新書,

就會開辟一個新的書房

在鄭培凱眼中,史景遷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曾經簡單講過自己跟史景遷求學的經曆。印象最深的是,他到美國求學,發現這個老師教學的方法跟過去在家鄉的那套方法完全不一樣,從國小、中學、大學,好像老師什麼都知道。然而史景遷最早卻跟他講,“我知道的東西很少,主要還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這個我不能幫你”。鄭培凱還是第一次聽到老師說他知道得很少,因為史景遷的理念是,每個人都要自己尋求一條思想或者學術的道路。

“可能因為我是他第一個博士生,他對我相當好,我在耶魯六年,他給我申請了六年的獎學金,尤其是1976、1978年,他給我找了獎學金讓我來中國旅行,在當時這是很少有的,當時來中國到處走的可能性不是那麼大。”

逝者|史景遷2014年在川大演講“在西方書寫中國曆史” 現場人滿為患

史景遷(攝影:Muto)

鄭培凱認為,史景遷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這位老學者,“史景遷”這個名字就是房兆楹給他取的。房兆楹當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幫着編《清代名人列傳》,後來又到哥倫比亞大學幫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編《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這種老學者的學問底子非常深厚,從這個意義上講,史景遷的中國國學功底其實是房兆楹教的。

另外,因為房兆楹在史學界很有影響,是以當史景遷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房兆楹讓他去台北故宮博物院看檔案。史景遷是最早進入台北故宮博物院查檔案的西方學者,他利用這些檔案來寫康熙,是以對康熙情有獨鐘。史景遷後來寫的很多東西涉獵非常廣,可是他最基礎的東西都是從檔案出發,是很紮實的。

“一般來講,史景遷最會寫的史學的方法就是在叙事上特别高明,寫任何東西,他腦子裡都好像進入這個角色,從這方面來講,有點像寫文學作品。這一點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他的西方曆史、文學底子很深厚。他最喜歡讀詩,是以文采很好。”鄭培凱回憶,史景遷寫書的時候很有趣,他經常寫着一個計劃,突然想寫另外一個,他就會開辟一個書房——他家後院還有一個小房子,又是他的書房——他最多三個計劃同時進行,要寫這本書時就到這個書房,寫那本書時就到那個書房。當然他還是很專注地一本本弄完,比如他在寫《康熙》之後寫《王氏之死》,材料是不同的東西,他會把材料弄到另外一個書房裡,等到前一本寫完之後,就又全力把後一本寫完。

教學相長其實很有意義,

他心中的讀者對象是學生

鄭培凱說,一般來講,耶魯大學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給大學大學開通識課,而且由學生随便選課。鄭培凱記得,自己當時上課時,史景遷大概有60多個學生,後來過了十年他回去看到,光是選課的學生就有700多個。史景遷也說最煩惱的是找不到助教,要20個助教改卷子。

史景遷每個星期有一堂課,一般是一個大的演講。他準備這個演講很充分,《王氏之死》是他從講清朝初年社會的情況開始的,他拿着一個法律的案件,當然還有很多别的資料,與黃六鴻的《福惠全書》配合起來講。

從一個案例開始,講到當時社會的情況,之後發展成一本書,史景遷從他的演講和教學當中,看學生的反應,看他們對這個是否有興趣,而且他越講越清楚,最後就做成了一本書。他很多書都是這樣一步步做出來的,是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教學相長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為什麼史景遷寫的書一般人也喜歡看?鄭培凱認為,這其中一大原因是史景遷的心目中是有一個讀者對象,就是他的學生。另外,還有一點比較特殊,史景遷是一個英國人,在美國生活了60年,沒有入美國籍,鄭培凱沒有問老師為什麼,他分析是老師寄居在喜歡的英語環境,在喜歡的大學教書,身邊是他喜歡的學生,而他又是跟曆史進行對話,這點也很重要,也讓讀者喜歡閱讀他的作品。

逝者|史景遷2014年在川大演講“在西方書寫中國曆史” 現場人滿為患

史景遷系列作品

鄭培凱說,史景遷對于中國發生的事情充滿了熱情,不是對現在的時事有什麼興趣,而是對曆史人物的狀況、經曆、處境有濃厚的興趣。史景遷寫東西好像進到曆史裡面了,他寫《追尋現代中國》,好像也沒有盡量以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讨論整個中國的發展,一直讨論到現代。

史景遷出了這麼一系列書,大家看了都覺得他的文筆很好。有一點鄭培凱想特别提一下,就是翻譯的文筆相當流暢,但是跟史景遷原來的英文相較,還是不太一樣。他的英文不華麗,但是如行雲流水,很容易讀,這一點也是大多數歐美讀者喜歡讀的主要原因。他講的東西每個都有出處,偶爾對古文有很小的誤讀,但是很少,有的時候也就不深究了。

紅星新聞記者 陳謀

編輯 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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