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2018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号1-201
辛亞民博士曾從學于北師大鄭萬耕教授、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在《周易》尤其是《歸藏》研究方面用力頗深，成績突出。2012年他博士後出站，申請來人大國學院工作，在衆多的申請者中脫穎而出，以較高的票數通過國學院的遴選，給參加面試的學術委員留下深刻印象。亞民來國學院任教後，先後開設了“《論語》研讀”“《歸藏》研究”等課程，還組織了《周易》讀書班，受到學生的歡迎。他的到來，為國學院注入了新鮮血液。2011年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孟學史”，擔任首席專家。這個項目可以有兩個配套子課題，于是我推薦了亞民，請他加入到孟學史研究隊伍中來。亞民欣然接受，在繼續從事易學研究的同時，又拿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開始了孟學史的研究，等于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現在他的課題已經完成，成果準備結集出版，我為他感到高興，也樂意寫幾句話表示祝賀。
孟子是孔子之後的又一位大儒，對後來儒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宋代以後地位不斷提升，有亞聖之尊，孔孟之道幾乎成為儒學正統的代稱。《孟子》一書也經曆了由子書到經書的升遷，特别是朱熹将其編入《四書集注》後，更是受到學者的關注，曆代注疏、闡發、評述《孟子》的學者層出不窮，形成豐厚的學術積累。現代學術轉型後，學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孟子思想上，這方面成果突出，蔚為大觀，對孟學史則關注不夠，研究相對薄弱。1998年郭店竹簡公布後，由于子思遺籍的發現，思孟學派受到學界的關注，掀起研究的熱潮。我就是從這時開始集中研究思孟學派尤其是孟子，十年後于2008年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此後又相繼完成《孟子解讀》《思孟學案》兩部著作。這時我的孟子和思孟學派研究暫時告一段落，于是将目光轉向一是荀子，二是孟學史。
我關注荀子，主要是因為在研究思孟學派過程中，發現子思的思想不僅如前人所指出的，是孟子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同時也影響到以後的荀子，學術史上雖然不存在一個思荀學派，但從思想的發展來看，子思與荀子之間實際也存在着聯系。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内部分化的過程。分化的好處是深化，孟子、荀子分别對孔子的仁學、禮學做了進一步發展；其缺點則是窄化，儒學本來是内外并重，仁、禮統一的，到了孟、荀則各取一偏，使豐富的儒學傳統變得狹窄了。基于這種認識，我在《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中專門增加了“結語”一章，提出統合孟荀，重建道統。這時荀子研究已經可以說是呼之欲出，故在結束思孟學派研究後，我馬上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出土文獻與荀子哲學》，同時接受邯鄲學院的聘請，擔任“荀子與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與廖名春教授一起組織、成立荀子研究學會，與康香閣教授編輯、出版《荀子思想研究》，并組織、舉辦了三屆荀子研究國際會議，我的研究方向已全面轉向了荀子。
至于我從孟子轉向孟學史研究，則更多是出于學術的考慮。《孟子》固然重要，但曆史上注《孟》、釋《孟》的著作數量更為龐大，有些著作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甚至可以說，不了解孟學史就不可能真正讀懂《孟子》。其實不僅《孟子》如此，其他經典亦是無不此。是以一部經典的研究相對成熟以後，便轉向這部經典的學術史研究，可以說是學術發展的一般趨勢。如《論語》研究轉向《論語》學史研究，《老子》研究轉向老學史研究，《莊子》研究轉向莊學史研究等等，《孟子》自然也不例外。從這一點看，《中國孟學史》的立項可謂适逢其時，順應了學術的内在發展和要求。我轉向孟學史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孟子研究院成立後，啟動了《孟子文獻內建》重大項目，對曆代孟學史文獻進行搜集、整理。我參與了這一工作，擔任副主編，目前已出版宋元卷和明代卷共46冊。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那麼現在米已下鍋，該巧婦施展廚藝了，孟學史研究自然便被提到議程之上。不過由于荀子的緣故，我在從事孟學史研究時，比較重視孟學與荀學的關系，注意考察二者的互相影響和此長彼消，這是我在做課題論證時便向課題組成員所強調的。
學界公認，孟子的亞聖地位是逐漸确立的，南宋以後孟學才壓倒荀學，成為儒學正統，《孟子》一書也完成了由子書到經書的升格運動。但從整個儒學史來看，孟學的地位和影響，特别是與荀學的關系，仍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譚嗣同曾說：“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仁學》）似誇大了荀學的影響，對荀學的評價也不夠客觀。但仍有一些學者主張，至少在兩漢時期荀學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孟學，這方面以台灣的徐平章先生為代表。徐先生主要從漢代的經學、子學兩個方面進行考察，在經學方面，雖然孟、荀均傳授六藝，但由于荀子差不多活到“六王畢，四海一”的戰國後期，六經多是由他才傳到後代，漢初的經師，如毛公、申公、穆生、白生、張蒼、賈誼、大小戴等，直接或間接都出于荀子之門，是以荀子與漢代經學有着更密切的關系。這點前人也曾談到，清人汪中說：“荀卿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蓋七十子之徒既殁，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傳之，其揆一也。”（《荀卿子通論》）梁啟超亦稱：“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漢代儒學除經學外，亦包括子學，而荀子“隆禮重法”，注重外王事功，對漢代諸子亦影響頗深。“漢世儒者，非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輩博士經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學。即其卓稱諸子，自陸賈以下，如揚雄、王符、仲長統，及荀悅之倫，亦莫非荀卿之傳也。蓋兩漢學術，經學固雲獨盛，然因承先秦諸家之餘風，子學述作亦複不少，其列于儒家者，大抵為荀卿之儒也。吾人讀其書，荀卿之色彩頗濃，申、韓之緒餘，亦往往雜出乎其間。”并由此認為，“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子治之”（徐平章：《荀子與兩漢儒學》，台灣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徐先生的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誇大了荀子的影響。現學術界一般認為，孟子、荀子均對漢代儒學産生一定的影響，這從司馬遷在《史記》中列《孟子荀卿列傳》就可以反映出來。《儒林傳》也稱：“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說明司馬遷将孟、荀二人是等量齊觀的，學者稱為孟荀齊号。就漢代經學而言，孟、荀其實都産生過影響。蒙文通有《漢儒之學源于孟子考》一文，對孟子與漢代經學的關系做了初步梳理。徐複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一書中則指出：“孟子發展了《詩》《書》之教，而荀子則發展了禮、樂之教。”由于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說”奠定了漢代《春秋》學的理論基礎，其許多學術觀點為西漢今文經學所吸取，故有學者甚至認為，孟子對西漢今文經學的貢獻決不在荀子之下。就漢代子學而言，也并非隻是荀學的延續，而更多表現為對孟、荀的融合。如在人性論上，一些儒家學者試圖在理論上将孟子的性善與荀子的性惡（漢儒的了解，實際為性惡心善）相融合，并提出自己對人性的了解，董仲舒、揚雄均表現出這樣的思想傾向。在政治思想上，則主要将孟子倡導的仁政與荀子強調的禮法相結合，同樣是兼取孟荀，而不是荀學獨尊。隻不過漢代儒學關注的主題尚不是天道性命，而是禮樂刑政，故荀學更适合時代的需要，受到諸子的垂青而已。從孟學史的角度看，兩漢時期孟學總體上處于上升、發展之中，有兩個事件值得關注：一是在西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上，孟子思想大放異彩，成為賢良、文學抨擊時政的理論根據和思想來源，而孟子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二是揚雄推崇孟子，自比于孟子，仿效孟子批判楊墨，捍衛孔子之道。唐韓愈曾說“因揚書而孟氏益尊”（《讀荀》），徐複觀先生也說，“就西漢初期思想的大勢說，荀子的影響，實大于孟子……拔《孟子》于諸子之上，以為不異于孔子的，也是始于揚雄”（《兩漢思想史》）。有學者将孟學史的發展概況為由“孟荀齊号”到“孔孟一體”，那麼這一過程在漢代實際已經出現了。
兩宋是孟學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孟子的地位不斷提升，而且徹底壓倒荀學，取得正統地位，《孟子》一書也完成了由子書到經書的升格運動。對于這一變化，學術界一般認為，由于兩漢儒學偏重制度的建構，對天道性命關注不夠，是以随着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儒學在形上學方面遇到巨大挑戰，出現“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為了迎接挑戰，儒家學者就必須重建道德性命之學，以解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孟子講“盡心”“知性”“知天”，包含了豐富的天道性命的内容，故受到理學家的重視，給予極高的評價，孟子的地位也一再提升。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局限于理學家或道學家，而是着眼于整個宋代儒學的話，就不得不承認，宋代儒學的主題是天道性命與禮樂刑政的貫通，宋代儒者是以天道性命為禮樂刑政、名教事業的理論依據，以禮樂刑政、名教事業為天道性命的落實處，故是天道性命與禮樂刑政并重。而談到禮樂刑政就不能不涉及到荀學，故有宋一代，表面上孟學一支獨盛，但實際上荀學暗中也發揮着重要作用。我将這種現象稱為“荀學的隐形化”，即一些學者雖然推崇孟子，貶斥荀子，但又自覺不自覺地吸收、利用荀子的思想，這方面可以王安石為代表。王安石尊孟貶荀為世人所知，其《淮南雜說》一問世，便被世人視為孟子複出；其《性論》一文也表達了與孟子相似的性善論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思想成熟後，便主動放棄了性善論，而采用自然人性論，主張“以習言性”。其對禮樂刑政的論證也主要是荀學的思路，即從自然情感中推出可以共存的普遍之性（“大中之性”），視其為禮樂的根據與來源，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肯定，并以刑政加以維護。關于這個問題，拙文《王安石政治哲學發微》（《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3期）有專門論述，這裡不展開。總之，即使在兩宋時期，荀學地位雖然下降，但在儒學的建構上依然發揮着重要作用。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對儒家來說，談内聖、心性，固然要以性善論為根本；而談外王、制度，則又要回到自然人性論。從這一點看，荀學依然是宋代儒學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談到宋代的尊孟，就不能不涉及同時并存的“非孟”思潮。如果說尊孟學者往往鐘情于孟子的性善論、浩然之氣、大丈夫精神和獨立人格，那麼，非孟學者擔憂的恰恰是以上内容對大一統君權可能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據記載，宋時嚴松曾問梭山（陸九韶，陸九淵之兄）：“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說：“得天位。”嚴松又問：“豈教之篡奪乎？”梭山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象山歎息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陸象山所歎息的正是非孟學者所着力批判的。在他們看來，孟子遊說諸侯，不是勸其尊周王，而是鼓勵其行仁政自己稱王，這本身就有悖于孔子，不僅不符合名教之旨，一旦流行起來，還會對當時的統治秩序形成沖擊。如李觏批評說，“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孟子“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是以，如果跳出心性，如何看待非孟學者對孟子政治思想的批判和評價？尊孟學者又是如何化解這一沖突？同樣是值得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宋代的孟學及其與荀學的關系，當然不限于以上方面，而是包含着更為豐富的面向和内容，需要認真梳理和研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第一手材料做全面、細緻的收集和梳理。亞民的這部《孟子文獻內建》所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為我們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孟學史材料，免去了研究者的檢索之繁。相信亞民的工作會得到學界的關注與肯定，也會對我們正在寫作的《中國孟學史》帶來極大的便利和幫助。
（作者工作機關：中國孟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