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共和國上将王平帶着紅10團在山西省洪洞縣東南的蘇堡鎮打土豪和籌款。一天，有個老長工報告，說有一個地主家有個暗窖，裡面藏了不少好東西。
紅軍找到地窖，打開一看，可以用亮瞎你的眼睛來形容：光皮襖就有100多件，還有不少古董字畫。有一個銅盆，用手在盆邊摩擦就會飛起水花，據說價值十幾萬元。僅在蘇堡鎮一地，紅軍就籌款上萬元。
童小鵬随中央直屬隊到了山西省石樓縣的下堡鎮，看到這個地方“雖然地點并不甚大，隻二百餘人家，街上也不過隻幾十間鋪子，但是它的建築，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發财佬當然不消說，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是排場得很。甚至個别同志一進屋便說：‘這一定是土豪。’”
童小鵬接着寫道：“進門去更不同了，尤其是稍有兩個錢的人家，擺布得很闊氣。窗上是鑲着玻璃的，門是和洋房内的差不多，外層門也鑲着玻璃，還有門簾窗簾，進去更是琳琅滿目，大鏡小鏡在四面擺着：裡面的台子、凳子、櫥子，連炕牆上也是油光光的可以照見人，梳妝的地方、盥洗的地方、茶壺茶杯、酒瓶酒盅，齊備得很，甚至有些房内有西式火爐的。”
以上描述，是發生在1936年2月下旬，中央紅軍向東突破黃河天險進入山西西部地區的情景。
此時的黃河西岸陝北革命根據地是一種什麼狀況呢？我們看一下那個曾經指揮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德國人李德是怎麼說的。
李德在《中國紀事》裡說：“陝北新根據地的面積有三四萬平方公裡，它的範圍大緻是西靠甘肅邊界，東瀕黃河，北接長城，南鄰富縣。但是除了瓦窯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較大的村鎮都被敵人占據，從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敵人控制。
“放眼望去，除了幾處肥沃的河谷，其餘都是貧窮的黃土地，四處見不到樹林，隻有深谷縱橫。這裡常常受到幹旱和洪水的侵襲，堅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開墾出來，收成也少得可憐。自古以來，這個地區就全國而言是一個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
“隻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農民毫無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窯洞裡，這種窯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莊相隔很遠，一般有四五戶人家，比較大的村子也不超過12戶。這裡不但吃穿很差，有的地方還嚴重缺水，是以，這個地區雖然土地遼闊，但人煙稀少，最多也不過50萬人口。”
“農民和部隊戰士每天的夥食，通常是3碗小米飯和一點酸菜。”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了陝北的吳起鎮，中央紅軍的長征宣告結束。但是，紅軍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困難。
正如李德所描述的那樣，這樣貧窮的地方，一下子來了上萬人的紅軍隊伍，吃穿用飲水都成了大問題。
讓我們看一看1935年12月紅軍釋出的經費使用标準，你就知道紅軍缺錢到了什麼地步，我們讓數字說話。
辦公費：方面軍司令部和軍團部每月各20元。師部10元，團部5元，營部2元，連部3元。
特别費（主要供部隊冬天烤火及雜費）：方面軍所屬每月300元，師每月200元，團100元。
優待費（醫務、通訊、機務從業人員及軍事專家，按其工作能力劃分等級）：一等技術人員每月12元，二級技術人員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休養費：重傷員每月4元，輕傷員每月2元，重傷員須入院治療者，發休養費1元，傷病員住院期間每天發夥食費5分。死亡者一次發撫恤金20元。
看完這個單子，你可能說，那時候的物價低。我們再看一下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時，那裡的物價是最便宜的：一頭大肥豬5元，一隻大肥羊2元，一進制可以買四五隻雞等等。
按照這個價格你對比一下紅軍當時的狀況，那也是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了。正像有些國民黨軍官說的那樣，紅軍在陝北根本無法生存，不餓死也得窮死。
為此，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子長縣的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讨論黨在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特别是紅一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問題。經過激烈的讨論，最後大會聽從了毛澤東的“以發展求鞏固”的建議，決定向東，過黃河，向山西進軍。
因為東征山西至少有以下4個好處：
第一，從政治上說，當時正是“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以後，紅軍東征山西，可以推動華北以緻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第二，在軍事上，紅軍主力東征，不僅可以避免同東北軍和西北地方實力派的武裝沖突，有助于和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建立統一戰線；
第三，紅軍東征，可以促使閻錫山把在陝西的部隊撤回山西，不戰而解陝北蘇區東邊綏德一帶的威脅；
第四，或許是最重要的，在經濟上，山西比較富足，土财主多，利于打土豪籌款子，還可以擴大紅軍和補充物資。
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根據抗日的總方針，決定“猛烈地擴大紅軍，第一方面軍應有五萬人”。紅軍的任務是“打通蘇聯與鞏固開展現有蘇區”，具體規定了50條。其中有開辟山西五縣以上的新根據地；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完成出綏遠的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準備；等等。
12月24日，周恩來拟定了《關于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劃》，開始進行東征的準備。
關鍵時刻，那個沒有自知之明的李德在看了決議之後，認為這是拿着紅軍微弱的力量去冒險。他認為，蘇聯目前沒有與日本開戰的意向，如果紅軍真的打到綏遠和中蒙邊界去，就會刺激日軍，很可能要迫使蘇聯卷入對日戰争。
李德還真把自己當回事兒，1936年1月27日，李德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說中央的戰略方針“是有相當的冒險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蘇戰争的挑撥者”。是以，李德反對進軍山西，要紅軍死守陝西。
仿佛看到了王明的影子，這個王明就是一切為蘇聯着想，從來不考慮中國自己的事情。是以，在1945年七大将要召開的時候，毛主席對師哲調侃過王明，說王明永遠活在“蘇聯人民的心中”，永遠不會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毛主席看到李德的信，嗤之以鼻。毛主席對紅軍目前最需要什麼，看得比誰都清楚。于是，毛主席在李德信上加了《李德對戰略的意見書》的标題，傳給政治局委員，并要在後方的周恩來對李德進行嚴肅批評。
為了進行東征，軍委決定将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下轄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和紅二十八軍。
1936年2月20日晚8時，紅軍開始東渡黃河，一舉突破敵軍的黃河防線，閻錫山的部隊隻做了輕微的抵抗。至23日，紅軍全部控制辛關至三交鎮之間各渡口，占領了包括三交、留譽、義牒各鎮在内的橫寬50餘公裡、縱深35公裡的地區。
閻錫山聽到他的部下無一例外地彙報被打敗的消息，氣得暴跳如雷，罵手下都是一群飯桶，還說，都說我們是内戰内行，外戰外行，我看我們内戰也是外行。
從辛亥革命之後就經營山西的“土皇上”閻錫山，第一次受到裝備極差，衣衫褴褛，面黃肌瘦的紅軍的沉重打擊，真的開始懷疑人生了：難道紅軍是傳說中的天兵天将？
我們的紅軍官兵一進山西，就感到這裡比陝北富裕多了，簡直是從鄉下到了大城市般的差距。這就出現了我們文章開頭說的後來的開國上将王平所經曆的事情，以及童小鵬所見到的情景。
1936年2月24日，毛澤東與彭德懷為打破敵軍的封堵，建立作戰根據地，又決定：除以一部分兵力繼續圍攻石樓以外，主力迅速進占柳林、離石、中陽、孝義、隰縣、永和這一弧線以内的有利陣地，并大力開展群衆工作，争取群衆的支援；然後集中兵力消滅敵軍第一路至二路，取得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條件。
按照這一部署，東征紅軍英勇奮戰，于3月上旬粉碎了閻錫山組織的4個縱隊的第一次反擊。
4月間，蔣軍、閻軍共同以重兵跟蹤圍攻東征紅軍，并采取堡壘推進的戰法，以主力在晉西由南向北進擊，企圖圍殲紅軍于黃河東岸。
紅軍東征最大的損失就是紅二十八軍的軍長劉志丹在山西中陽縣三交鎮光榮犧牲，時年33歲。
後來毛主席為他題詞：“群衆領袖，民族英雄”，并把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
4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在進一步分析了山西和陝西、甘肅的敵情後，決定“我軍西渡黃河，第一步集結與延長地區。”
5月2日，彭德懷、毛澤東下達指令，規定全軍利用夜晚，分批從鐵羅關、清水關西渡黃河。當晚，東征軍開始西渡，至5月5日全部渡完，至此，東征戰役結束。
東征戰役曆時75天，消滅敵人7個團，俘敵（包括閻部團長郭登瀛）400餘人，繳槍4000餘支，炮20門，擴紅7000餘人，籌款50萬元（一說30萬元）。對于貧困的紅軍來說，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紅軍東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用毛主席的話說：“打了勝仗，喚起了群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财物。”
有了錢，紅軍在陝北就能生存，軍心也大大穩定。如果說，1935年11月下旬的直羅鎮一戰，是“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學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那麼這次東征的成功，就是讓這個革命的“大學營”更加堅固，更加蓬勃向上。
參考資料：劉統著《北上——黨中央與這個鬥争始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蔣建農著《毛澤東傳》，紅旗出版社；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