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對中國文化的最大功績應該就是統一規制了，上期我們介紹了秦的玉器存世量并不是很多，我個人收藏了一些秦的碧玉傭牌，具體實際用途尚不太清楚，但是這也是秦時獨特玉器的一種制式，相對于秦時其他的一些管理措施，對玉器的發展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對文化的延續卻都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要說秦對中國玉文化最大的影響還是要從“玉玺”說起，畢竟從秦以後，玉玺成為一個國家上司人是否正規“真龍天子”的象征，沒有得到“玉玺”，即使得了天下，也被世人淪為“篡位謀逆”的亂臣賊子，得不到衆人的信服。
關于始皇玉玺和傳國玉玺的文章，我已經寫過很多遍，這裡也就不再重複，有興趣可以翻看以前寫過的文字，昨天也簡要複述了緣由，今天我們重點介紹的不是玉玺，而是秦時統一的規制，這是大漢奠定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凝集團結的起始點，是以，從這個角度解讀秦時明月，才可以真正了解漢時中原文化的形成體系。
秦國的統一是建立在其他六國兼并和戰争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起來的， 但是由于戰國七雄并立時間長達250餘年，所謂的各國，也就是我們現在看起來的各省份地域文化、習俗不同，受環境和原有部落文化習俗的影響，各國之間在文字、貨币、度量衡等使用規則方面有很大差異，秦皇在統一六國後就發現了這個問題，為加強統治管理，維護中央統一權威，始皇計劃開始實行了統一文字， 貨币、度量衡的具體措施。
我們知道自從漢字産生後，從早期的象形文字元号到甲骨文、金石文，再到最後的書體文字，經過漫長時期的發展演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随着地方經濟與社會的動蕩和急劇變化，各區域地方文字的形體和讀音都開始出現不同發展，很多的文字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這一點我們現在看一下歐洲的各國文字其實也就可以了解；在戰國末期，甚至出現了同樣的文字，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往往寫法不同。
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字例是“馬”的諸多字形，這個字在齊國就有3種寫法，而在楚國和燕國還有另外兩種寫法，同樣在南韓、趙國、魏國，這個馬字還有兩種不同的寫法。
文字的多樣化，是當時諸侯國地方文化的代表，單獨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統一以後，文字的多樣不僅不利于文化的發展和各地人民間的交流，面且也給秦朝的各種指令、文書，檔案的書寫，閱覽和傳播人為造成巨大困難。
這種情況的來源應該得益于“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結果，對各諸侯的經濟發展、文化振興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大一統為秦以後，交流和管理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
秦始皇是曆史上最為蒙冤的君王，他的功績至今無人項背，但是他的罵名卻始終也無法擺脫，他一生未殺戮一介文官，卻被後人指責是“焚書坑儒”的始作俑者，在公元前221年，他接受李斯的建議，釋出“書同文”的谕令，規定以後各國文字進行管理，以秦國小篆為統一書體， 與小篆不同者書文記載全都廢掉，為此燒毀大量地方書籍與史冊，這也是其統治最具争議的舉措。
但是從當時的管理手段上來看，他為了在其他六國推廣小篆字，始皇專命李斯，趙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書，抄寫《乏颉》，《爰曆》《博學》3篇，傳遞各國，作為文字範本，此舉也可謂是用心良苦之舉，
而所謂的坑儒也有不同的版本，主要是當時的江湖術士以煉丹為生，為始皇帝尋求長生不老靈藥，然靈藥苦尋難覓，皇命也不可違，于是便有牢騷言語，将長生不老與仁義仁慈的治國本性結合起來，似乎是為長生不老之藥難尋找到注解，卻也徹底惹惱了始皇，最後滿城抓捕，将擒到的466名江湖術士活埋了之，留下這個千古罵名。
但是客觀來看，正因為有了秦始皇統一的文字，才有利于統一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發展，文化的統一，從某種角度上來說，要遠遠超過其秦國的武力威脅，從秦始，中華漢字的結構基本定型，也才有了二千年後，我們的孩童可以詠頌二千年前老祖先留下的文學精髓，我們可以自豪對世人叙述，五千年文化未曾中斷的民族血脈。
除了文字以外，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各諸侯國經濟發展不同，鑄币也往往不同，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空首布、刀币等不同的版别，雖币面版别差異較大，但是鑄銅貨币已成為當時流通領域裡的主要品種，各諸侯國的國力不同，管理體制存在差異，造成所鑄銅币在形狀、大小，輕重以及計算機關上卻有很大差別。
而由于币制的不統一，會嚴重阻礙着各地商品的流通及統一國家的财政的收支。
是以，秦統一七國後，始皇下令開始統一全國貨币，主要采取三項措施，第一步是将鑄币權收歸國家，嚴令禁止地方和私人鑄币，對于私自鑄币者，不僅沒收其所鑄錢币，還要拘捕和嚴懲私自鑄币者；第二步，明确規定鑄造的貨币種類。秦朝的法定貨币借助戰國時期的管仲珠玉理論，分為黃金和銅錢，将珠玉摒除于貨币交易範疇，定黃金為上币，銅錢屬下币。
而銅錢也一改各國的刀、鏟形制，統一為圓形方孔錢，上面鑄有“半兩”的字樣，每錢重十二铢，第三步就是廢除原來六國使用的布币、刀币、銅貝等各種貨币，不準以龜貝、珠玉、銀錫等充當貨币。
秦始皇統一國家，最早就從貨币起始，清除了各諸侯國地區之間的币制上紛亂雜陳的現狀，結束了貨币的混亂狀态，秦王朝開始制定的圓形方孔錢，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貨币的基本形制，被後世曆朝各代沿用了兩千多年。
最後在秦統一前，各諸侯國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亂，計量機關并不統一。
單以長度而論，就有數種傳世銅尺可以為證，如經過考古挖掘得知，長沙楚國出土的銅尺兩邊長度分别為22.7厘米和22.3厘米；在安徽壽縣戰國墓中出土的楚銅尺長為22.5厘米；而出土于洛陽金村的銅尺長22.1厘米。
同樣的時期，1 尺的長度卻相差多達0.6厘米。在量制方面，各諸侯國之間的差異更大，例如齊國自田氏以來，實行以升、豆、登、種為機關，即“五升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為種”。
而魏國的計量機關則以益、鬥、斛為機關，與其他諸侯國也不同。
至于衡制方面則更加混亂，各地的使用機關和名稱差别更大。
例如當時楚國是經濟大國，他們的衡器是天平砝碼，以铢、兩、斤為機關；而趙國計量機關則以镒、釿為主；東周、西周時期，記載中都是以孚、升為機關。
度量衡是衡量經濟交易中的重要手段，也是當時諸侯國之間的易貨貿易，商品交換中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國家收取賦稅的重要标準依據。
秦兼并六國以後，秦始皇下令，開始以秦國的度量衡為标準，逐漸統一其他六國的度量衡器。這件實物也是考古發現的實物證明，具體措施是将統一度量衡的诏書全文刻在新制作的度量衡标準器上。這樣一方面既可以提供更多的标準器，另一方面又可以宣傳秦始皇的功績。
大一統後，秦朝的度制開始以寸、尺、丈、引為機關，以十為進位制度；量制方面以龠、合、升、鬥、桶(斛)為機關，也是十進制；衡制方面以铢、兩、斤、鈞、石為機關，進位是24铢為1兩，16兩為一斤，30斤為1鈞，4鈞為1石。
文字、貨币、度量衡，包括後來的車同軌的統一，不僅打破了諸侯之間雜亂無章的使用體制，很多也成為延續千年封建統治過程中的首要基準，這一次統一，不僅僅是在國土的面積和疆域上，更多展現在與民生實用的基本要素之中，在中國發展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為維護中國封建國家統一的重要基礎，也是中華文化延續傳承的重要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