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功绩应该就是统一规制了，上期我们介绍了秦的玉器存世量并不是很多，我个人收藏了一些秦的碧玉佣牌，具体实际用途尚不太清楚，但是这也是秦时独特玉器的一种制式，相对于秦时其他的一些管理措施，对玉器的发展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文化的延续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要说秦对中国玉文化最大的影响还是要从“玉玺”说起，毕竟从秦以后，玉玺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是否正规“真龙天子”的象征，没有得到“玉玺”，即使得了天下，也被世人沦为“篡位谋逆”的乱臣贼子，得不到众人的信服。
关于始皇玉玺和传国玉玺的文章，我已经写过很多遍，这里也就不再重复，有兴趣可以翻看以前写过的文字，昨天也简要复述了缘由，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不是玉玺，而是秦时统一的规制，这是大汉奠定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凝集团结的起始点，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秦时明月，才可以真正理解汉时中原文化的形成体系。
秦国的统一是建立在其他六国兼并和战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 但是由于战国七雄并立时间长达250余年，所谓的各国，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的各省份地域文化、习俗不同，受环境和原有部落文化习俗的影响，各国之间在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使用规则方面有很大差异，秦皇在统一六国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为加强统治管理，维护中央统一权威，始皇计划开始实行了统一文字， 货币、度量衡的具体措施。
我们知道自从汉字产生后，从早期的象形文字符号到甲骨文、金石文，再到最后的书体文字，经过漫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动荡和急剧变化，各区域地方文字的形体和读音都开始出现不同发展，很多的文字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这一点我们现在看一下欧洲的各国文字其实也就可以理解；在战国末期，甚至出现了同样的文字，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写法不同。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字例是“马”的诸多字形，这个字在齐国就有3种写法，而在楚国和燕国还有另外两种写法，同样在韩国、赵国、魏国，这个马字还有两种不同的写法。
文字的多样化，是当时诸侯国地方文化的代表，单独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统一以后，文字的多样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和各地人民间的交流，面且也给秦朝的各种指令、文书，档案的书写，阅览和传播人为造成巨大困难。
这种情况的来源应该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对各诸侯的经济发展、文化振兴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大一统为秦以后，交流和管理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
秦始皇是历史上最为蒙冤的君王，他的功绩至今无人项背，但是他的骂名却始终也无法摆脱，他一生未杀戮一介文官，却被后人指责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在公元前221年，他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书同文”的谕令，规定以后各国文字进行管理，以秦国小篆为统一书体， 与小篆不同者书文记载全都废掉，为此烧毁大量地方书籍与史册，这也是其统治最具争议的举措。
但是从当时的管理手段上来看，他为了在其他六国推广小篆字，始皇专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书，抄写《乏颉》，《爰历》《博学》3篇，传递各国，作为文字范本，此举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之举，
而所谓的坑儒也有不同的版本，主要是当时的江湖术士以炼丹为生，为始皇帝寻求长生不老灵药，然灵药苦寻难觅，皇命也不可违，于是便有牢骚言语，将长生不老与仁义仁慈的治国本性结合起来，似乎是为长生不老之药难寻找到注解，却也彻底惹恼了始皇，最后满城抓捕，将擒到的466名江湖术士活埋了之，留下这个千古骂名。
但是客观来看，正因为有了秦始皇统一的文字，才有利于统一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发展，文化的统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要远远超过其秦国的武力威胁，从秦始，中华汉字的结构基本定型，也才有了二千年后，我们的孩童可以咏颂二千年前老祖先留下的文学精髓，我们可以自豪对世人叙述，五千年文化未曾中断的民族血脉。
除了文字以外，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各诸侯国经济发展不同，铸币也往往不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空首布、刀币等不同的版别，虽币面版别差异较大，但是铸铜货币已成为当时流通领域里的主要品种，各诸侯国的国力不同，管理体制存在差异，造成所铸铜币在形状、大小，轻重以及计算单位上却有很大区别。
而由于币制的不统一，会严重阻碍着各地商品的流通及统一国家的财政的收支。
所以，秦统一七国后，始皇下令开始统一全国货币，主要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步是将铸币权收归国家，严令禁止地方和私人铸币，对于私自铸币者，不仅没收其所铸钱币，还要拘捕和严惩私自铸币者；第二步，明确规定铸造的货币种类。秦朝的法定货币借助战国时期的管仲珠玉理论，分为黄金和铜钱，将珠玉摒除于货币交易范畴，定黄金为上币，铜钱属下币。
而铜钱也一改各国的刀、铲形制，统一为圆形方孔钱，上面铸有“半两”的字样，每钱重十二铢，第三步就是废除原来六国使用的布币、刀币、铜贝等各种货币，不准以龟贝、珠玉、银锡等充当货币。
秦始皇统一国家，最早就从货币起始，清除了各诸侯国地区之间的币制上纷乱杂陈的现状，结束了货币的混乱状态，秦王朝开始制定的圆形方孔钱，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的基本形制，被后世历朝各代沿用了两千多年。
最后在秦统一前，各诸侯国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计量单位并不统一。
单以长度而论，就有数种传世铜尺可以为证，如经过考古挖掘得知，长沙楚国出土的铜尺两边长度分别为22.7厘米和22.3厘米；在安徽寿县战国墓中出土的楚铜尺长为22.5厘米；而出土于洛阳金村的铜尺长22.1厘米。
同样的时期，1 尺的长度却相差多达0.6厘米。在量制方面，各诸侯国之间的差异更大，例如齐国自田氏以来，实行以升、豆、登、种为单位，即“五升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为种”。
而魏国的计量单位则以益、斗、斛为单位，与其他诸侯国也不同。
至于衡制方面则更加混乱，各地的使用单位和名称差别更大。
例如当时楚国是经济大国，他们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而赵国计量单位则以镒、釿为主；东周、西周时期，记载中都是以孚、升为单位。
度量衡是衡量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手段，也是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易货贸易，商品交换中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国家收取赋税的重要标准依据。
秦兼并六国以后，秦始皇下令，开始以秦国的度量衡为标准，逐步统一其他六国的度量衡器。这件实物也是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具体措施是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全文刻在新制作的度量衡标准器上。这样一方面既可以提供更多的标准器，另一方面又可以宣传秦始皇的功绩。
大一统后，秦朝的度制开始以寸、尺、丈、引为单位，以十为进位制度；量制方面以龠、合、升、斗、桶(斛)为单位，也是十进制；衡制方面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进位是24铢为1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1钧，4钧为1石。
文字、货币、度量衡，包括后来的车同轨的统一，不仅打破了诸侯之间杂乱无章的使用体制，很多也成为延续千年封建统治过程中的首要基准，这一次统一，不仅仅是在国土的面积和疆域上，更多体现在与民生实用的基本要素之中，在中国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维护中国封建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华文化延续传承的重要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