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封建社會始，驿站交通一直為曆代所重視。“蓋以通達邊情，宣布号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令，未有重于此者焉。”蒙古統治者建立了空前龐大的帝國，與此同時便需要采取措施保證其政令的實施以及帝國統治的穩固。而建立釋站交通便是其中之一。
一、蒙元時期驿站交通建設
大蒙古國驿站交通的建立可以追溯至窩闊台汗時期。“他們(蒙古宗親)說道：‘設定驿站，派遣管理驿站的人員、馬夫，使得衆多的百姓行動安甯，使臣往來也便捷。’”而後，窩闊台汗又規定了釋站具體的管理辦法，即：''派出驿站的管理人員以及馬夫，斟酌着在各處設定驿站，下令阿剌淺、脫忽察兒兩人掌管整治釋站諸事。每個釋站包含馬夫二十名''。但是，這個時期雖然有驿站管理人員，卻沒有專門的驿站管理機構。
随着蒙金戰争的不斷深入，原金朝舊地被占領之後，驿站也随之設立起來。當時的驿站主要沿襲了金朝舊有的釋站體系，隻是根據汗廷以及征服戰争的需要而對驿站的設定進行相應的變動。
蒙哥汗時期的征伐戰争進一步擴大，''(二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诏谕宋荊南、襄陽、樊城、均州諸守将，使來附。''至“冬十二月，大理平”。在戰争行進的過程中，蒙哥汗''以隻兒幹帶掌傳驿所需。''大蒙古國征服南方等地，自然接收大理等地的驿站，而為了攻略南宋的需要，大蒙古國又進一步休整驿道，建立釋站。
除此之外，蒙哥汗針對''腹裡''地區進行了進一步的分封，使得河北、山東等地區的投下貴族勢力愈加複雜，分封貴族與漢人世侯的沖突也日益尖銳。這使得當地驿道的修鍵以及驿站的管理問題日益深重。随着大蒙古國征伐戰争的不斷發展，至元世祖統一全國後，逐漸建立了龐大的交通網絡，這也使得驿站的發展空前繁盛起來。
元朝的交通系統以大都為中也向外延伸，幾乎可以覆寫全國各地，并且元代的設驿标準一般情況下為60裡一驿。在如此龐大的交通體系下，其驿站數量也十分可觀。
《永樂大典》記載了元朝中期的具體驿站情況，其中腹裡各路驿站總計198處，江西行省154處，湖廣行省173處，四川行省132處。其中明确及到飛地的驿站有陵州站、禹城縣站、登州站、萊州站、歸州站等。在黨寶海所著《蒙元驿站交通研究》中清晰地描述了元代的道路系統，在其中也明确提及元代的驿站情況。但值得注意的是，《永樂大典》中對于元代驿站交通的記載并不是完全的，其中很多的地區有阙載的情況。以江西行省建昌路為例，其載有驿站五處，但是明确指出的隻有在城站和藍田站兩處，是以，并不排除廣昌縣地區也設有驿站的可能性。
由以上論述可知，蒙元時期驿站交通體系龐雜，衆多飛地中很多都有釋站的設定。但是作為特殊行政區劃的飛地對于驿站的管理、營運等諸多方面都産生了影響。
二、飛地對于驿站交通産生的影響
蒙元時期驿站交通千分繁忙，驿站不僅擔負着國家政務的上下通達，同時還承擔着朝廷諸多的其他事務，為朝務的順利進行提供輔助。
蒙元時期的驿站使用十分頻繁，驿站需承擔速遞軍情巧報、運送貢賦物資等職責，同時驿站還需要為投下封君運送五戶絲等物資。
關于元代飛地行政區對于驿站的影響，主要從驿站管理與接濟站戶兩個方面進行讨論。
1、蒙元時期的驿站管理問題。
大蒙古國時期驿站并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驿站的管理與營運主要依靠地方官員。黨寶海在其《蒙元驿站交通研究》中總結道，''各地驿站由當地長官兼管：在草原地區歸千戶負責，在漢地主要由各地世侯或達魯花赤兼理''。如此，張柔、嚴實、史天澤等人均參與過驿站的修建、維護以及保證其正常營運的工作。
除此之外，窩闊台汗時期還有專門負責地方驿站事務的官員，但是這些官員的設定并不能覆寫到所有的驿站當中。是以，當時驿站的管理工作主要是由漢人世侯與達魯花赤來負責。
由于蒙元時期連年征戰，是以驿站的使用十分頻繁。在此一時期驿站的管理工作主要就是為乘驿人員提供住宿、食物以及驿馬等。驿馬尤其重要，是驿站日常維護工作的重點，''若非理死損，并勒提控官、親管勾當官均陪。若因病倒死，即仰作急，貨賣皮肉，遂旋補買，不得阙''，此種情況下，驿站管理官員的負擔便加重了。
漢人世侯作為地方豪強勢力，在其轄區内設定以及管理驿站是其基本義務。
是以，漢人世侯統領驿站之時，因其擁有雄厚的人力與物力支撐，驿站的運轉頗為順利。而窩闊台汗''畫境之制''之後漢人世侯的勢力轄區被徹底打亂，各世侯的轄區大大縮小，如此情況下勢必會對驿站的管理工作造成不便。雖然有達魯花赤進行監管，但是飛地行政區内的驿站管理可能會随着漢人世侯管理的缺失陷入困境。
元朝初年，驿站的管理工作曾出現多次變動。中統五年(1264年)五月，''聖旨谕中書省節該所奏随處漢地站驿宜屬州府親管。……鋪馬加以喂養，須管肥壯，不誤走遞''。這樣，驿站的管理職責便移交到路州管民官的手中，直至至元十年(1273年)該項職責被取消。但是，州府管民官監管驿站的時間仍長達十年之久，此一時期飛地紛紛集中産生，這勢必給驿站的營理工作造成困擾。鋪馬的及時補充、驿站房屋的整理、修建等問題，都因為飛地行政區距離遙遠而出現滞後的現象。
故而，筆者認為，蒙元之際飛地行政區對于驿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驿站的日常管理工作上，飛地行政區的存在會為驿站的管理工作增添負擔。
2、飛地行政區對站戶救濟産生的影響：
蒙元時期站戶的征調主要依照民戶的财産狀況，一般選用中上戶充任站戶。
站戶在賦役方面享有一定的減免權。但是，蒙元時期站戶管理十分嚴格，在戰亂嚴重的地區重新設定驿站之時，通常由政府進行馬匹等物資的采購，''後又倒死，令站戶補置''。雖然站戶的經濟條件照比一般民戶略好些，但在戰争剛剛平息的地區這仍舊是一項繁重的負擔。
驿站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為使臣、官員等提供食宿、鋪馬；為朝廷運送軍情巧報以及各項地方政務的需求，加之''諸王、馳馬并内外官府不詳事體緩急，動辄馳驿''。不僅如此，盡管蒙元時期針對乘擇有嚴格的牌符制度，但是''諸處依前口傳語，差取站車，并無所載物件斤重，中間夾帶己物。''盡管朝廷多次下令整治此類事件，但是收效甚微。這種情形下鋪馬的使用數量便大大超出了驿站的承受範圍，進而導緻''驢畜瘦弱倒死，車夫消乏''，雖然有朝廷相應的補助，但是衆多官員中飽私囊，緻使站戶負擔加重，難以承受，站戶便企圖逃避站役。
但是元代站戶想要改變自己的身份是十分困難的，故而站戶便紛紛逃亡以躲避站役。面對越發嚴重的站戶逃亡問題，朝廷除下令追捕外，也規定了嚴格的懲罰制度，同時朝廷也有系統的赈濟站戶的方法。
元代救濟站戶的方法主要是先由官員上報驿站的困難，進而向朝廷申請救濟。随後朝廷便派官員前去主持驿站赈濟事宜，''同各處正官點視各站實有車馬數目，欽依給散。所據在逃人戶，督勒合署招谕複業''，這些前來赈濟的人主要是通政院官員，而地方官員則要給予協助。但是，如未得到中書省明文谕旨，通政院以及地方官員是不敢擅自救濟站戶的。而飛地距離本州治所甚遠，往複不便。在申報救濟之時便需花費更長的時間，等待救濟仍要耗費較之其他地區更長的時間，因而從時間問題而言，飛地行政區的的驿站在接受救濟方面耗費的時間要更長，而站戶的困苦也在不斷加深。
綜上所述，蒙元時期驿站交通十分發達，驿站數量繁多。而驿站平日的運轉與管理面對的困難也較多。在驿站的管理方面，随着元朝統治的不斷加深，逐漸形成完整的管理體系。但是，驿站的管理問題卻一直都困擾着驿站的營運，尤其以飛地行政區其特殊的地理位畳，在蒙元時期為驿站的管理增添了額外的負擔。而驿站繁重的任務，使得站戶經濟破産。朝廷赈濟站戶時，也因飛地行政區與本路州相去甚遠，因而在申報救濟、等待救濟方面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使得民戶的困苦加重。